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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 (七)中央政府对股市的重视，使中国股市迎来了一个上市高峰期(1997-1998年)
1996年中央政府对股市如此调控，仍未抑制住第二年股市的上涨。1997年是牛年，当年5月13日，上证指数冲至久违4年的1,510点，让投资者雀跃不已。在政府“提高股票印花税”、“严禁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炒作股票”，尤其是宣布将股票发行额度扩大到300亿元后，1996年以来的牛市终于夭折。
1998年市场是熊市，政府却一反常态，给予中国股市从未有过的重视。1998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恶化和内地洪灾泛滥，8月初，上证指数连续拉出十天阴线，从1,299点跌至1,043点。这时，媒体发表了江泽民总书记为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主编的《证券知识读本》写的批语，明确肯定了证券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重要作用，并号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企业领导干部和证券工作者”，务必要勤奋学习认真思考证券知识。
另一个更为长远的信号是酝酿了六年的《证券法》终于在1998年12月29日的全国人大第六次会议上通过。早在1992年8月，就由全国人大财经委起草《证券法》，但其规范的内容却与人大法工委正在起草的《公司法》发生了冲突。按照立法程序，《证券法》得转交给法工委去修改，双方僵持不下，《证券法》也就搁置了下来。其实，中央一直对证券市场抱有犹疑态度才是《证券法》迟迟不出台的真正原因所在。正如当时一位中央领导所言：“这个市场现在还看不清楚，问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要暴露一段时间。”既然人大内部争议很大，中央也乐于其不成。但到了1997年，中央定了加快立法的调子，在李鹏委员长的全力推动下，《证券法》才迅速出台。这部《证券法》从总体上而言，还是比较粗线条的，里面的政策用语模糊，比如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控股的企业不得炒作股票，“炒作”是个俗语，却难以精确定义。又如上市由审批制改成核准制，看似用语很准确，可我们看不出审批制与核准制的根本区别，无非是证监会成立了审核委员会，让官员和专家一起评议公司能否上市。但程序仍不透明，包括审核委员会的人员名单保密，结果名单成了财经公关公司的竞争手段，把它卖给投行，后者就会逐一公关。另外，对证券公司实行分类管理，分为综合类和经纪类公司，这种资格制度也是毫无道理的。颇为反讽的是，那些自以为有实力的综合类券商在其后的自营业务中，许多因此破产或遭托管，反而那些小经纪类公司却因无法自营，倒生存了下来。这印证了我们对其他行业企业类似的观察，企业大多不是饿死的，而是撑死的。
可惜市场不是婢女，不能轻易使唤。直至1999年5月19日之前，在各种政策利好之下，中国股市仍是熊气弥漫，尤其是5月8日，美国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消息传来，5月10日深沪两市跳空下挫，形成了较大的“导弹缺口”。但5月19日起至5月28日几天的中国股市表现，几乎把全国人民愤怒视线转移了。上证指数从1,058点上升至1,300点左右，累计升幅达25%左右。6月1日至6月14日，在央行降息和证监会将B股印花税由4‰降到3‰的利好形势下，上证指数达到了1,427点。
这场被定义为“5.19”行情的动力来自何方，市场上盛传是中央政府。1999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题为《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谜底终于揭开。对我们这些已对中国股市见怪不怪的人来说，读了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仍是瞠目结舌，因为它似乎出自一位股评人士，说出了许多看多理由，还预测了将来的市场一定更为美好。我作为一名多年从事证券媒体工作的编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这稿子在我手中的话，其水平是难以发表的，更不可能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放在头版头条这么重要的位置上了。
更为奇妙的是，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言犹在耳，2年多后的文章尽管口气要亲切柔和，可思维结构和叙述模式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前一个拼命地说市场是多么的有风险，后一个努力地辩护说市场是多么有上升潜力，并用了一个创新名词：“正常的恢复性上升”。
可是，我们至今仍然没搞懂，1996年和1999年中国股市最低点的市盈率都跌到8倍左右（只不过一个出现在深圳，另一个出现在上海），为什么1996年的股市是“过度投机”、“暴涨”，而1999年的股市是“恢复性上涨”。1999年的6月29日，深沪股市的市盈都达到了48倍左右，按1996年《人民日报》的社论标准是“不正常的和非理性的”，因为它指出，以1996年12月9日为例，沪市市盈率达44倍，深市达55倍，而国际股市绝大多数在20倍左右，“中国股市明显处于过高状态”。那么又为什么说1999年6月“近期市场运行基本正常”呢？在1996年的文章中，投资者踊跃开户是股民跟风盲目入市，而在1999年的文章中，新增开户人数成了推动市场动力的证据。1996年12月沪深两个证交所的日均成交额达200亿元以上，也是“过度投机明显”的罪证。可尽管1997年以来上市公司流通股增加了1倍，但从1999年5月19日以来，日均成交量也达到255亿元啊。怎么又突然变成是正常了的呢？《人民日报》的两篇文章在最后的一部分都列举了许多条措施，只不过1996年是说如何把股价打压下去，1999年又说如何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股指上升，言下之意是如何把股市搞上去。
2003年，已经退下来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承认了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他组织撰写了《人民日报》的两篇特约评论员文章。这更是匪夷所思。因为如果特约评论不是由一个人策划的，那么，一个认为50倍的市盈率是过高，另一个说是正常，也可理解。可同是一个人，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对几乎相似的数据和情况，可以作出完全相反的判断，这是“不正常的和非理性的”。在这种状态下，要股市正常和理性也是困难的。
事隔两年，彻底大转弯的不仅是《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还有1999年9月8日的一项决定，那就是允许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企业、上市公司投资股票，而就在1997年5月21日，国家还发通知严禁这么做。当然，前后两条政策有一个相似处，就是不得“炒作”，持有一只股票的时间不得少于6个月。但大家都明白，上述规定在实践中是虚应故事。
用不着事后诸葛，只要稍微了解当时中国政经和股市常识，都会明白一场史无前例的投机和洗钱狂潮将席卷中国大地。所谓洗钱，就是将特权应用于市场。在没有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前，中国少数人拥有特权，但由于没有广袤的市场舞台，难以尽情发挥。20世纪70年代“四人帮”的成员王洪文当时被同伙举报腐化，这位党的接班人只不过到处打猎多看了几部色情电影请上海小兄弟吃了几顿好菜好饭使用了高级的收音机、打火机和“可以远距离操纵”的彩电，然后让上海市委经常“补助”个几百元钱。但当特权与市场相遇，比如股市，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产生出巨额财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国有企业或银行的钱用于炒股，获得的利润属于自己。几年后，曝出了不少用公家钱炒股票的案子，只不过是当事者炒亏了本金，无法向企业交待而败露。中国航天功臣、原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厉建中2006年3月被判无期徒刑，他在担任“琼南洋”和“火箭”两家上市公司董事长时，让人用1亿元炒股，结果被套住而进了监狱。
于是，中国股市进入了“无股不庄”的时代。199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量已经接近1,000家，说无股不庄可能绝对了些，因为谁都没有核实过。但要指出一只没有庄家的股票也不容易（有一家民间咨询机构认为，2001年年初深沪两市1,100多只股票中有860只有庄家驻扎，我看这也是一种看似精确的猜测罢了）。早期中国股市就有庄家，可一般不那么张扬，比较典型的是庄家操纵村办企业改制的上市公司界龙实业的股价。1994年上半年，上证指数从1月初的800点一直下滑到7月29日的333点，而界龙实业却特立独行，连涨32天。在当时，个股基本上是跟着大势跑，很少有股票能持续逆势而为，更何况连拉32根阳线。界龙实业的上涨与公司从事印刷业务的基本面没什么关系，主要是由个人大户马晓指挥，涉及5家上市公司与14家证券营业部资金，在5个多月内，从每股12元一直炒到33元，其个人所得扣除融资成本及有关费用后达5,000万元左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界龙模式成了庄家操纵市场的典范，即在股价底部反复购买股票，若吸纳不了足够的量，就趁势打压震荡，让恐慌盘出来后再买入。等到外界流通的股票越来越少，每天的K线走势图就像一根介乎30度至45度之间的斜线一路上扬，让观众垂涎欲滴。等到想出货实现利润，庄家便买通股评家到处鼓吹，或串联上市公司发布利好消息，或利用大势突然向好的机会，引诱投资者疯狂抢购。据有经验的庄家介绍，一个做得好的庄股，应该是在上涨时出货，而且是毫不费力，因为抛出去多少股票都有人接单，股价压都压不住。
接下庄家最后一棒的人当然很痛苦，因为他们可能被长期套牢。但不要以为他们不知道股票有人在操纵，恰恰相反，正因为股票里面有庄家，他们才买，这就是所谓跟庄者。只要比庄家先出货，跟庄者也会成为赢家。顾名思义，庄家就是靠聚赌的人为生，庄家让股价出现45度的走势，一如职业妓女的穿着，就是让嫖客能够识别。跟庄者每天晚上也会做功课，认真研究哪个庄家做的图形漂亮，值得投机一把。为了识别庄家，坊间出了大量的书籍，于是，庄家与跟庄者的共生现象成了中国股市的主流。
终于，到了1999年，市场出现了“善庄”的说法，将中国股市的做庄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以往，跟庄者对庄家是又爱又恨，让他赚钱的庄家就可爱，把他套住的庄家就可恨。可现在出现了一种所谓“长庄”模式，股价是长升长有，跟庄者在什么价位上买都能赚钱，股价翻了十倍，庄家就是不出货。一直能让别人得到好处的人是善人；一直让别人赚钱的庄家，当然是善庄。
当年中国股市最大的善庄是德隆。1992年唐万新和唐万里几兄弟创办了新疆德隆，从事餐饮、娱乐行业。1996年7月31日，由德隆参股控制的新疆屯河在上海上市；1997年6月德隆受让上市公司沈阳合金国有股，占总股本的29.02%；同年11月，德隆又购入上市公司湘火炬国家股，占总股本的25.71%，成为德隆的“三驾马车”。其后，三家公司的股票狂涨不已，到2001年时，新疆屯河、合金股份、湘火炬已分别上涨了11倍、15倍和11倍。
几个毫无家世积累的兄弟在股市里大把洒银子做慈善，只不过是德隆雇佣的“市场人士”的鼓吹之词罢了。德隆让股价常升不跌的手法在香港等海外股市早就使用过。首先，德隆利用远远低于流通股市场价的代价收购国家股，控制上市公司，进行再融资；其次，做高股票价格并质押贷款，也就是说，通过长年的股价上升，赢得银行信任，获取长期资金，供他们“战略发展”；第三，通过三家上市公司互相及向外担保套取资金。最后，我们猜想上升的股价也可以为各色人等输送利益，因为只要明示他们买入“三驾马车”的股票就可从容赚钱，这对许多人还是有吸引力的。当然，德隆也通过直接金钱交易买通了经济学家、记者和其他人士。我们之所以点名经济学家和记者等，是因为他们不惜自己的声誉，强行为德隆辩护的白纸黑字透露了此间的消息。
顺便一提，“善庄”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做别的庄时也一样“善良”。事实上，当他们打造了长庄的品牌后，也会假模假样地到别的股票上做庄，但拉升后很快就出货，让合作者及跟庄者大倒其霉。
其实，不能够创造价值的德隆等的长庄模式还是脱不了金融市场的邪道??庞氏骗局，即只能通过不断往外拉钱来维持局面，而钱是有成本的，拉得越多，负担就越重，最终一定灭亡。
中后期的德隆已不能通过上市公司和股市本身来维持庞大的资金成本，只能进入金新信托、泰阳证券、德恒证券、恒信证券、新疆金融租赁、新世纪金融租赁、中富证券等多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从长沙、南昌等商业银行获取大量资金，继续运转庞氏骗局。
庄家德隆在市场上大放光芒，引来一批庄家模仿者，他们手上至少有一到两家上市公司，还要入驻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成为各种“系”，如中科系、明天系、成功系、银泰系等等。
（八）亿安科技的“蹦极”游戏(1999-2006)
1999年6月22日，在1993年2月6日创下的最高点1,558点的6年后，上证指数被顺利突破，并在其后两天上冲至1,705点，深沪两市放出历史天量，成交额833亿元。创出天量天价之后，股指大幅回调，1999年的“5•19”行情在此结束。
一年后的2000年7月份，上证指数还是突破了2,000点，11月23日，又创下2,125点新高。但比起指数来，当年最富戏剧性的是一只名为亿安科技的股票冲上了一百元。这只股票原名深锦兴，1999年6月亿安集团成为它的第一大股东后，更名为亿安科技，这只流通股仅有3,529万股的小盘股，业务范围涉及数码科技、网络工程、生物工程、电子通讯、电动汽车、新能源和纳米技术等等，几乎把当年的全球高科技概念一网打尽。
1998年8月31日，深锦兴最低价是5.5元／股，但在亿安集团接手后的1999年6月29日，已是34.48元／股。2000年，中国股市受美国高科技股热潮鼓舞，高科技股纷纷上演最后的疯狂，接连涨停，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亿安科技，它的股价在1月4日还是46元／股，可到了1月21日已是80元／股，2月15日终于冲上100元／股。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所言，历史是善忘的，上海的豫园商城早在1992年就有过100元／股以上的记录，但狂热的人们仍把亿安科技视为股市十年来的第一只百元股票并兴奋不已。有人还找出一个65岁的老太太，由于她从1992年5月起就持有11,800股深锦兴，及至亿安科技升至126元／股最高价计算，她已拥有320万元的财富。
可笑的是，亿安科技在2月17日达到最高价后一路下跌，到年底已是50元／股左右，这意味着老太太的财富半年已缩水了一大半。
事情还没有完，2001年4月25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对广东欣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等四家市场上从未听说过的公司处罚8.98亿元，原因是它们违规操纵亿安科技股价。这四家公司自1998年10月5日起集中资金，利用627个个人股票账户及3个法人股票账户，大量买入“深锦兴”股票。持仓量从1998年10月5日的53万股(占流通股的1.52%)到最高时的2000年1月12日的3,001万股(占流通股的85%)。截至2001年2月5日，四家公司共盈利4.49亿元，而它们手中的股票只剩下77万股，一次很成功的庄家行为。
中国证监会是否收到8.98亿元的罚款，外界从一开始就很怀疑，至今仍不清楚。亿安集团的老板罗成早跑了。被处罚的四家公司中，有三家公司的负责人姓罗，其中一个是罗成的侄女，一个是罗成的司机。罗成曾入选1987年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后来在广东销声匿迹近十年，直到1994年进入亿安集团。正如绝大部分中国富豪一样，罗成的原始积累也不清楚，亿安集团的盈利点则是朦朦胧胧。亿安科技只有一个项目是可以讲清楚的，就是电动车项目。电动车可以行驶在高尔夫球场上，罗成是广东高尔夫球协会副会长、广州高尔夫球协会会长，球技接近职业选手。亿安科技在遭到证监会处罚之前，也已转让给主业是摩托车产业的重庆隆鑫集团。罗成脱身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让兴奋的或被套的投资者很没面子的是，被逮捕的亿安科技股票操纵案的操盘手都非常年轻，主操盘手是个年仅20出头的小女孩，另外几个操盘手也是刚刚从大学毕业。
到了2003年3月审理此案时，检察院已将罗成操纵的公司确定为七家，划拨资金18亿元，另外又通过多家证券营业部股票质押融资19亿元，在全国几十家证券营业部通过所控制的792个账户进行不转移所有权的自买自卖（亦称“对倒”）共计68,409笔，累计5,555万股。最高时占有亿安科技流通盘的87.34%，非法盈利4.65亿元，与证监会当年认定的数字差不多。罗成没找到，他的财务总监和资本运营部门的负责人被判了2年3个月至3年半的有期徒刑。
（九）基金黑幕(1999-2006)
2000年10月的北京《财经》杂志刊登了封面故事《基金黑幕》，引起轩然大波。作者有两位??特约撰稿人平湖及记者李箐，其中的平湖便是本书中文作者张志雄。《基金黑幕》是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的某监管人员的一份对基金操作进行跟踪研究报告的解读，指出基金业内一些公司存在操纵股价的嫌疑。其实，《基金黑幕》原文标题是《“基金行为研究”解析》，我的兴趣不仅在于基金，更多关注的是其他证券公司和投资机构或者说是市场的整个庄家行为。但由于文章标题是《基金黑幕》，就成了仅仅声讨基金的檄文。
这恰恰有违我的初衷，因为相对规范的基金公司在1998年才成立，它们中的有些公司虽然已和庄家同流合污，但作为总体还未深陷其中。当然，我最后目的还是达到了，就是尽一切可能防止庄家把价格拉得太高的股票倒手给基金，因为绝大多数基金公司的股东是证券公司或投资信托公司。后来，德隆等庄家到处寻找金融机构托盘，就是没敢染指基金公司。当时，这些基金管理公司却不可一世，《基金黑幕》一出，2000年10月16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都刊登了针对《财经》杂志的“严正声明”，署名是大成、南方、长盛、博时、华安、富国、华夏、鹏华、国泰和嘉实??当时仅有的十大基金管理公司。声明的开头第一点就自以为是：“证券投资基金在中国的发展虽然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由于起点较高，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已经是国内监管最严格、制度最完善、透明度最高的投资机构之一，我们的业务都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的。”声明起草者的水平一般，但最后老辣地拈出《基金黑幕》后记中的“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是超常规发展变相的庄家”的观点，是很有一番企图的。
原因是“超常规地发展机构投资者”是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观点，《基金黑幕》竟然说周的观点是鼓励发展庄家，不是污蔑吗。其实，我写这段话时当然知道其中的厉害，可这正是我发布《基金黑幕》的中心思想啊。周小川要超常规地发展机构投资者，是想给股市以稳定力量，能承受更大的股票扩容压力。可我看到周小川的观点后，就写过文章，明确表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解决庄家横行的问题，否则就是再发展多少个机构，不是成为庄家就是成为庄家的附庸。当然，我深知周小川是个开明的人物，他至少会对不同的观点表示宽容。事实上，《严正声明》的挑拨目的确实也没有达到。
当时的《财经》杂志并没有什么名气，阅读量很小。可三大证券报齐齐登出十大基金管理公司的声明，影响力巨大，把《基金黑幕》扩散开来，人们都想看看它究竟写了些什么。说句实在话，《基金黑幕》的大部分论证解说是我写的，由于要防止对方找漏洞，写得曲曲折折，并不好读。一般读者倒被文章中记者叙述基金人士和庄家在桑拿浴房中“坦裎相见”，商量如何让基金在一只庄股股价高位接盘，代价是一股一块钱的情节所吸引。这种事情当然有，可没必要在桑拿浴房里谈判，这种写法其实是减弱了《基金黑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严正声明》发表之后，众基金公司赢来的不是赞同乃至同情，而是舆论的群起而攻之。《财经》也在三大证券报上发表声明，认为公众有知情权，顺便做了广告。最有力的支持者是经济学家吴敬琏，他10月底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侃侃而谈，出来反击十大基金管理公司的声明。最击中要害的一点是，十家基金公司怎么可能共同互保？“难道他们之间互相的账在他们内部都是公开的吗？他们的操纵行为都是互相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吗？”
早在我读完十大基金公司的声明后，就发现了这个致命的破绽，并且化名写了文章反驳，但影响毕竟没有德高望重的吴敬琏大，而且是在收视率极高的央视上播出。
中国证监会起先对《基金黑幕》沉默不语，然后由副主席高庆说了一段“大而化之”的话，再次引来舆论的一阵不满，最终周小川主席表态，欢迎媒体对证券业和资本市场发表意见，监管部门对于调查属实的违规行为一定会依法处理。其实，证监会的这番表现已是空前绝后，因为按惯例，证监会应该为自己业内发生如此不利的大事排解，而不是不作为。
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看完《基金黑幕》后勃然大怒，然后挺身而出为基金业辩护，认为基金只有2岁，2岁的孩子可能会尿裤子，要允许他撒尿。由于比喻太过形象，刘主席的“撒尿论”被人们狠狠地揶喻了一番。
回到本章的开头，我在2000年12月16日的“中国证券市场十年论坛”上忧心忡忡，走来走去，总感到要发生大事。10天后的12月26日，中科创业开始连续跌停，2000年12月29日收盘时，跌停到19.84元／股。2001年1月4日开盘继续跌停，直到1月10日的11.71元／股。不要说在大牛市，就是在过去，也只有一次庄家为了出货，让一只名为“轻纺城”的股票连续跌停来出货，但也没有九个跌停板。
“中科创业”是庄股的理论先锋吕梁（真名吕新建）所为，在市场上有很强的号召力。吕梁早年是个很有成就的文化人，在著名文学杂志《收获》上发表过中篇小说。1996年，吕梁进入投资界，但并不成功，还被人骗走了不少钱。但他1999年春以“K先生”的名义，在媒体上宣扬“讲政治，做大势”，正巧赶上“5•19”行情，一举成名。这时，他早已进入一只名叫“康达尔”（后改名“中科创业”）的股票做庄，在1999年8月的《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一个整版，号称要把自己的公司打造成中国的伯克夏•哈撒韦，哈撒韦是美国股神巴菲特的公司，吕梁鼓吹使用这样的概念是很有煽动力的。让人感慨的是，吕梁是促使我写《基金黑幕》的直接原因之一。2000年8月的一天，我和两个朋友在北京亚运村的北辰花园5号楼的豪宅里见到了主人吕梁。从他家到饭店，吕梁至少谈了4个小时，把朋友们吹得晕头转向，却让我失望甚至不安。我在股市中呆了这么多年，三教九流见过不少，我并没从道德眼光看待吕梁，只是觉得他当时的思路十分混乱，缺乏一个投资家的冷静和自制。说得严重些，吕梁的神智有些不清。这种人在凶险的股市中注定是要出问题的。回到上海，我又与另一个模仿德隆的著名长庄的策划人吃饭。他的脑子比吕梁清楚多了，他告诉我，经过反复送配除权，他的长庄股票在任何价位抛出都是可以赚钱的，问题是，长庄缺乏流动性，根本没法实现利润。他觉得迟早要放弃这只长庄了。我问他，如果市场崩盘，用三年时间可以复苏吗？他告诉我:“你太乐观了，事情要比这严重得多。”
果然，在中科创业的跌停声中，吕梁竟然站了出来，向媒体自曝做庄内幕，而且写了一篇长达1.8万字的自述。他告诉人们，1998年，深圳的一位大户朱焕良来找他，要求对深套其中的康达尔股票施以援手。朱焕良发迹于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万科股价很低迷，他趁势吸纳，且作为小股东代表进入万科董事会。90年代初，朱焕良已是个千万元大户，在深圳股市上已可呼风唤雨。1997年，朱焕良动用近两亿资金炒作养鸡为主业的康达尔，没想到一场香港鸡瘟（也就是禽流感吧）导致康达尔暴跌，朱焕良于是被套。
吕梁联手中煤信托投资公司等北京机构，答应与朱焕良合作。在此之前，还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就是朱焕良在指定的时间在他控制的每一个户头抛出一手，这些仓单证实，朱所说的他已控制康达尔股票达流通盘的90%并非虚言。吕梁一伙人分别接走了朱焕良所持有的流通股的50%，双方协议，朱焕良的另一半股票在5年内不能抛掉，齐心协力把康达尔打造成一只大牛股。
吕梁对重组康达尔很有信心，他看中的是公司具有可观的土地价值，可真正进入公司后，才发现这是个骗局，不仅黄金地段的商业用地不存在，房地产公司也有4个亿的假账。吕梁等人知道上当后，却未撤出，反而在1999年4月和5月又两次收购了康达尔34.61%的国家股。这样，他们前后已动用了7亿多元资金。
之所以如此，吕梁是利令智昏。他在1998年7月左右就拿到了277.9万股康达尔，当时市值是6,000多万元。吕梁没有这样的实力，这是所谓的北京机构中煤信托和朱焕良给他的“咨询费”吧。吕梁用股票到证券营业部去质押融资，再拉升股价，增加市值，然后再去质押融资，再拉升股价，还用新的资金去炒别的股票，用其回报弥补以前的债务和融资利息。
1999年，康达尔从20元／股左右上升至40元／股以上，全年涨幅111%。2000年2月，股价冲上80元／股，流通市值也由1998年10月的10亿元左右膨胀至62亿元。这时，朱焕良的市场本能要求他出货，从5,000万股一直出到12月10日的2,300万股，每卖出1,500万元的货，便提现转移。而此时的吕梁却陶醉其中，他除了在北辰花园别墅的5号楼自住并办公外，还买下了11号、14号楼。2月18日吕梁结婚，为了讨彩头，他命手下的交易员将前一个交易日康达尔的收盘价做成72.88元／股。到了10月份，北京的几个主要机构感到康达尔的抛压明显加重，便威胁朱焕良，若他背信弃义的话，绝不容忍。但朱焕良明确表示不干了。在康达尔崩溃的第一个跌停板时，北京机构就在35元／股以上接了朱焕良的1,000万股，花费了4亿元资金。
据说朱焕良总共套现11亿元然后逃往香港，临走扔给吕梁的最后一句话是，“股票总是要卖了才能赚钱”。吕梁对其恨之入骨，在自述中屡屡对朱焕良施以刻薄，说他是个农民暴发户。
吕梁说得好听，其实两人只是各怀鬼胎罢了。联合做庄本身就孕育着背叛。熟悉朱焕良的万科公司董事长王石就说过，朱也被一个曾和他形影不离的“李老师”出卖过。吕梁除了中科创业外，还操控过上市公司中西药业，又通过中西药业投资岁宝热电，还炒作过马钢股份、莱钢股份，一些大户因此和吕梁合作，他们中有些人也吃了吕梁的亏，我所熟知的一位大户就被套得痛不欲生。如果他不在别的股票上盈利，又不在中科创业上套现，是如何应付资金利息等成本的？
吕梁的大宅成为媒体的焦点之后，他却在2001年春节后的某一天逃离了公安机关的监视，披着军大衣消失了，从此再无踪影。还有上海媒体说采访了朱焕良，我一看稿子，就知是伪造的。这年头，什么都可以造假。
一年后的2002年6月，吕梁的多名属下和合作者受到审判，2003年4月，丁福根等6名被告被判处2年零2个月至4年有期徒刑。案子涉及资金54亿元，证券公司营业部125个，仅吕梁一方利用的股东账户卡就多达1,565个。如果不是如此分散的股东账户卡，按《证券法》规定凡持有上市公司流通股5%以上者均须公告，中国股市的庄家们早就曝光殆尽。最滑稽的是，由于不少庄家控制了非流通的法人股，加上90%以上的流通股，一些上市公司早就应该被私有化了。
十、赌场论中国股市17年(1999-2006)
2001年的好戏才刚开头。经济学家吴敬琏又在媒体上批判证券市场，最有争议的一个观点是：中国股市很像个赌场，严格地说，比赌场还不如，因为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有些人可以看到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和操纵。
换句话说，吴敬琏认为中国股市比赌场还不如。其实，这个观点我在2000年9月12日的《财经时报》上就发表过，而且投资圈子里的人很快就打电话给我，表示关注。但吴敬琏说得更为直接，而且他的半政府背景让人不得不重视。还有一位是中国建设银行与美国摩根士丹利合作的投行中金公司的经济学家许小年，因对股市严厉批判，被人扣上了要把股市“推倒重来”的帽子。结果，“赌场论”和“推倒重来论”成为一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认为要对后来中国股市的崩盘负责，这种声音一直沿续到2006年的今天。
2001年2月11日下午，厉以宁、董辅、萧灼基、吴晓求和韩志国五位经济学家在北京召开恳谈会，吸引了大批记者参加，会议持续了3个小时，气氛严峻激烈，目标只有一个??批判吴敬琏的股市言论。厉以宁和董辅对中国早年股份制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舆论上的贡献，北大教授厉以宁还被人冠之以“厉股份”，与当年倡导市场经济的吴敬琏的“吴市场”交相辉映。董辅也是位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在学界有比较高的威望。萧灼基和吴晓求，一个是北大教授，
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但他们都成名于股市，因为他们频频发表利多股市的言论，很得股民们的欢心。比如萧灼基会这样说：“我不相信股市会永远低迷，上半年不涨，下半年也会涨，今年不涨，明年也会涨”；厉以宁则表示：“中国股市健康吗？中国股市很健康，早晚冲上三千点。”
中国财经媒体的竞争十分激烈，记者一般都喜欢观点不同、彼此争执的场面，可参加当天的恳谈会的记者们却被五位经济学家的情绪和言辞震住了，他们仿佛参加了一场文革的争斗会。那天我在上海，没去开会，但仍记得开完会后几位同事和朋友打电话给我时的茫然和混乱，他们从没有见过如此斯文扫地的场面。第二天，五人的谈话纪要传到我手中，看后不觉有些惋惜，毕竟其中有曾帮助过我的师长。谈话纪要在媒体上公布后，舆论一片哗然，不管是反对还是赞同吴敬琏的人，都对这种批斗会方式不以为然，毕竟大家都不想回到三十年前去了。恳谈会成了五位教授的滑铁卢，媒体和公众对他们再也没有以往的热情和尊重了。股市这东西不好玩，它可以把你捧得很高，又会把你摔得很惨，而且对穷人、富人、贵人、名人和学人，一视同仁。股市种种是非也成了2001年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朱基总理记者招待会上的头号问题，占到所有提问的21%，而且都是国外记者发问。
可能真正让朱基总理关心的是马上就要实行的国有股减持计划。在中国股市建立之初，为了怕国有资产流失，规定国有股份不能流通。粗算一下，国有股加上法人股，非流通股要占总股本的2／3。精确言之，11年积累的国有股存量到2001年6月30日已达到1,786.06亿股，占8,943.63亿存量总股本的42.23%。
股份只有流动起来才有价值，这是谁都想得到的事。我们曾说过，早年最隐蔽的办法是把国有股悄悄地释放出来，混入流通市场，但这样做不规范，也不能大规模地干。后来，1994年“陆家嘴”以2.90元／股的价格按1∶2的比例向个人股东出让国家股，并且自己也回购了一部分国家股，接着有些公司也尝试这么做，但大多被制止了。
直到1999年，政府终于想明白国有股流通并没什么可怕时，早已错失了最佳的时机，后来曾几次向市场试探，均无功而返。由于国企改革和经济转型，中国失业情况非常严重，需要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就像当年的拯救国企一样，政府又将社保基金的筹资渠道与股市联系了起来。
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指出国家拥有股份的公司（包括境外上市的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出售的收入全部上缴社保基金。6月14日，各大媒体同时刊登了《暂行办法》，奇怪的是，当天上证指数冲到2,245点，创了中国股市11年以来的最高点，可能是大家还没明白过来吧。6月26日，江苏索普等公告拟在发行中减持国有股。7月26日，北生药业等新股也进行国有股减持，当天股市便暴跌。8月7日，新股发行暂停，上证指数已跌至1,903点。
这时，大家已开始看出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对待国有股减持的不同态度，新股发行暂停，恐怕只是证监会的单方面决定而已。果然，财政部官员8月下旬对记者表示，不论股市走势如何，减持政策都不会有大的调整，不要指望政府会停止国有股减持来救市，这是行不通的。这种拒绝和市场沟通协调的霸道行为再度引起股市大跌，到9月底，上证指数1,800点被击穿，突破了人们的心理底线。
10月13日，周小川主席在对外演讲时，暗示中国证监会并不赞成国有股如此这般减持，但也没办法，解决国有股主要是由国有所有权的掌握者决定，这和他6月13日对《减持办法》较为积极的表态大相径庭。5天后的10月18日，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在APEC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似对周小川和股市有所回应，仍认为国有股减持10%，数量不大，没必要紧张，况且减持的资金作为社保基金，还会回到股市中去。金部长拒绝修正的态度又一次让股市暴跌，几天后的10月22日，上证指数最低点已到1,514点，50多只股票跌停，大部分股票跌了8%。
面对如此悲惨的局面，中国证监会的修正观点占了上风，中国证监会在10月22日晚9∶00宣布，暂停《减持办法》的第五条关于“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的规定。《减持办法》是财政部牵头五部委签报国务院同意的，这次又由中国证监会会同各部委来办，主动权的转移很明显。不过，中国证监会代替国务院宣布暂停，似乎后者仍想留有余地，或者说不想给公众留下出尔反尔的印象。毕竟，流通股绝大多数是中国老百姓的钱，要霸王硬上弓，可要承受社会稳定的风险。
10月23日，在此消息刺激下，两市个股几乎全线涨停，上证指数又反弹到1,670点，但很快又往1,500点滑去。中国股市的牛市结束，宣布国有股减持及留下的阴影只是直接原因之一，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市场充满着操纵欺诈，积重难返，而上述两个方面的最大受害者是中小投资者。
正是2001年8月所谓“世纪大牛股”的银广夏的覆灭，让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失去了信心，对操纵欺诈充满恐惧，纷纷撤离股市。1994年6月，银广夏在深交所上市，尽管它自称来自西部宁夏，实际上这家公司最早起源于深圳。这么做，主要是利用宁夏的上市额度，这和为了方便考大学，有人将户口迁移到西部省份或海南省是一样的（2006年就有一位清华大学生被查出而退学）。银广夏上市后，也像大多数上市公司那样，业务杂乱无章，做过软盘、牙膏、水泥、海洋特产、白酒、牛黄、活性炭、文化产业、房地产、葡萄酒和麻黄草等等。1998年，银广夏出现奇迹，它在天津的分公司与德国诚信贸易公司签订出口供货协议，天津广夏每年出口农产品萃取产品800吨，金额超过5,000万马克。于是银广夏股价一路狂奔，2000年上涨了501.4%，位居中国股市涨幅第一。2001年3月1日，公司又发布公告，称与诚信公司签订三年总金额为60亿元的萃取产品订货总协议，这意味着公司未来三年内每年业绩将连续翻番。
银广夏的业绩在市场上一直备受争议，在中国也有同行从事萃取产品业务，但举步维艰，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市场空间。媒体到处打探，最终在天津海关找到了关键证据:天津广夏1999年的出口额是482万美元（约合4,000万元人民币），还不到银广夏所称的5,610万马克（约合2.2亿元人民币）的1／5，而且出口的货物中有2／3是牙膏，此外还有少量的亚麻籽油。
更要命的是，天津海关出具的书面证明称，银广夏2000年仅出口33,571美元，而2001年1-6月没有一分钱的出口额。弥天大谎彻底破裂。试想，德国的合伙公司叫“诚信”，多有讽刺意味。
银广夏停牌一个月后复牌，创下了连续15个跌停板纪录，从30.79元／股一直跌到6.35元／股，下跌了80%。9月5日，证监会查明公司虚构利润7.45亿元，公司总裁李有强被刑事拘留。2003年9月，李有强等人被判处2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3万?8万元。
2001年是中国股市真正的转折之年，其中发生的大小事件完全可以写一本书且章章精彩。在公众舆论、媒体、投资者和有识之人尤其是中国证监会的支持下，中国股市恶性发展的势头终于得到遏制，没有走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事实上，2001年中国足坛也发生了地震。长期以来，中国足球业在所谓的市场化运行中早已腐烂，队员吸毒赌球，俱乐部为了升级而作假，已见怪不怪。由于升级失败，两支由浙江民营企业所有的俱乐部向足协申诉，认为至少相当一部分裁判已被收买，由裁判控制球赛的结果。浙江体肓局局长也站出来支持生产汽车的吉利和从事房地产的绿城的两位老板李书福、宋卫平，而且，他们成功地劝说了一位姓龚的裁判自首，应该说是形势大好。但这时中国足协官员却敷衍塞责，雷声大雨点小，最终的结局出人意料，只有那位龚裁判被绳之以法，几年后抑郁而死，其他任何人都未受触动，直至2006年，中国足球还是一片乱象。
十一、蓝田神话(1999-2006)
2002年及其后的几年，中国股市投资者仍必须面对上市公司、券商和庄家等市场参予方欺诈操纵后真相败露的严峻现实。在这里，我们所举的仅是极少数引起股市大震动的案例，它们的情节由于被连篇累牍地报道，确实影响了中国股市的发展进程。
2002年年初，曾列1999年中国股市每股收益第二名的大名鼎鼎的农业绩优股蓝田股份（其业绩仅次于中国名酒五粮液）造假败露。蓝田股份是家来头不小的公司，1996年6月在上交所上市，是农业部首家推荐上市的企业，农业部还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18.85%的股权（1999年4月农业部才退出）。具有如此的中央部门背景，蓝田股份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中国农业第一股”。其实，当时蓝田股份是由一位退伍军人、前沈阳行政学院副院长瞿兆玉创办的三家企业拼凑而成的，公司上市后便把所有的项目投往瞿的家乡湖北省洪湖市（而公司“蓝田”的名称竟是瞿的小名）。由于洪湖在历史上是个鱼米之乡，也是老革命根据地，著名的“洪湖水浪打浪”的歌词更是脍炙人口，这为蓝田神话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瞿兆玉的深谋远虑在于，他可以邀请当地的老红军一起去政府机关公关，比如证监会。还有一家江苏上市公司也有类似的奇妙现象，该公司上市时，在上海开了一个庆功宴，人们发现饭桌上有不少老“新四军”。从1996年开始，蓝田股份的利润连年翻番，从1996年的5,927万元到1999年的5.1亿元，2000年才回落到4.3亿元。瞿兆玉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比如他说洪湖盛产一种淡水龙虾，当地人不吃，蓝田以极低的价格收购，每六斤活虾能出一斤冰虾仁，冰虾仁的出口价为20元／斤，而整个成本仅靠虾壳等副产品加工后的饲料销售收入就可全部抵消，纯利是20元。
瞿兆玉最有名的故事是蓝田所产的“青壳一号”的鸭子，只需散养在洪湖里，吃小鱼和草根（这意味着不用饲料），产量高味道好，一只青壳鸭年产鸭蛋300只，是普通鸭子的一倍以上，每只鸭蛋的平均纯利为0.4元。瞿兆玉得出的结论是:“一只鸭子一年的利润相当于生产两台彩电。”
也就是瞿兆玉的这句口号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知道遇见了骗子。2000年1月我就在媒体上呼吁证券公司农业行业的证券分析师去洪湖待上个把月，数一数这种野鸭到底能生几个蛋（不吃饲料到处跑的鸭子不是野鸭是什么）。
可笑的是，我经常在公众场合上被问及:“你为什么要怀疑蓝田股份？”却没人去实地考察一番。直到2001年10月26日，一位专长于信贷研究的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刘姝威在一份仅供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领导参阅的《金融内参》上发表文章，名为《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认为过去几年间赖以支撑蓝田股份的不是所谓的高增长，而是银行信贷资金。刘姝威后来被捧为打假英雄，事实上她也没想到，一份只发行180份的《金融内参》竟然被瞿兆玉获得并上门兴师问罪，说是由于所有银行停发了贷款，蓝田公司的业务无法进行。
瞿兆玉的政治能量极大，12月12日的《金融内参》只得发表声明，“刘文”纯系作者个人观点，这意味着由中国人民银行主办的《金融时报》的内部材料竟然也顶不住压力了。第二天，刘姝威接到湖北省洪湖市人民法院的传票，蓝田公司对她提起三项诉讼，要求她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如果这事发生在一年前，也就是在2000年的《基金黑幕》发表之时，刘姝威的下场可能极为不妙，要让一个普通的学者赔偿50万元，可想瞿兆玉心术之狠毒，气焰之嚣张。
刘姝威幸运的是，经过“基金黑幕”、“银广夏”等事件的洗礼，尤其是中国证监会再也不愿意老是由媒体捷足先登，自己仅处于被动的地位，早在2001年9月21日证监会就开始调查蓝田股份。2002年1月22日，更名为“生态农业”的蓝田股份突然发布重大事项公告，称公司因涉嫌提供虚假财务信息，公司董事长、会计师、董秘及7名中层管理人员被拘传。5月31日，该公司暂停上市。由于未担任蓝田股份任何职务，瞿兆玉金蝉脱壳，没受到什么处分。
2003年5月23日，生态农业终止上市，它不仅套牢了银行20亿元（其中工商银行10亿，农业银行9亿），而且让25亿元流通市值在股市上灰飞烟灭。2006年7月31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公开宣判，被告生态农业公司向83名原告赔偿540多万元，而华伦会计师事务所也被判决对原告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是中国股市上因上市公司造假，会计师行首次判赔。
蓝田事件的意义在于：任何一个强人或一家公司，如果在股市造假违法，不管他在中央部门（如农业部）或地方政府（如洪湖）编织多么雄厚的政经网络资源，在强大的投资者和舆论监督面前，都有被绳之以法的可能。
曾经是中国财政部的嫡系、后由国务院中央金融工委管理的中经开在1995年“327”国债期货事件中扮演了赢家的角色，尽管当年就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却在大规模的信托投资公司整顿中，成功避开了被关闭的命运，成为硕果仅存的三家中央级信托投资公司（其他两家是中煤信托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之一。然而，2002年6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中经开“因严重违规经营”，决定“撤销该公司”。我们闻之大喜，那是股市在那些愁云惨淡的日子里难得一见的艳阳天，一如当年我们听到“官倒”公司被关闭那般兴奋。
真正让中央痛下决心关闭中经开，是因为银广夏的覆没。由于银广夏被媒体突然发难，让神通广大的中经开猝不及防，被开门打狗。人们在银广夏崩溃前的股东名单中就看到中经开的关联公司及关联基金置身其中，中经开物业持有近1,000万股银广夏，关联基金景宏和景福两基金也持有1,100多万股，银广夏复牌后，从33元／股跌至最低4元／股。据媒体调查，中经开通过各种方式持有银广夏1.2亿股，成本在24-27元／股，最后出货价平均为8元／股左右，损失了10亿元。尽管实力雄厚的中经开不至于资不抵债，但银广夏事件导致人们旧事重提，中经开的各种庄家劣迹再遭揭发。
2002年4月，代表高科技已达4年的大牛股“东方电子”出了严重问题。东方电子1997年1月通过电子部和山东省两方面的发行额度，拼揍了一个总股本6,830万股、流通A股只有1,720万股的盘子上市，其间通过送配转，到2000年年底，总股本达到91,795万股，股本扩张了6.72倍。然而，东方电子的业绩也与调整扩张的股本交相辉映，公司净利润从1997年度的7,061万元增长到2000年年底的47,296万元，增长了6.7倍。同时，东方电子的股价在4年中有累计60倍的惊人涨幅。
东方电子声称给公司带来丰厚收益的是电力自动化，并在该行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可是，该行业的人士认为，真正的龙头是另外两家公司南瑞和四方，该行业的毛利润每年有20%-30%就很不错了，而东方电子在2000年为35%。我曾在1997年下半年亲赴烟台，问过东方电子董事长隋元柏和董秘高峰，他们报出的毛利更高，是40%左右。
当时，东方电子不愿意谈的是公司的内部职工股问题。1994年，东方电子作为独家发起人，以定向募集的方式设立了股份公司，每股1.6元的内部职工股由证券公司发行，10天卖出3,450万股，筹资5,520万元，全公司800多名职工中有774人成为股东，共计持有1,000万股。1997年公司上市时，根据内部职工股可以占上市额度的20%的规定，有690万股“内部职工股”上市流通，到了2000年5月24日，职工股市值已接近20亿元。我认为隋元柏忌谈职工股问题是担心遭人嫉妒，毕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嘛。
最后问题确实出在职工股上，但不是我所想象的。1997年1月东方电子一上市，隋元柏命人将新募集的6,000万元资金中的4,000万元用来炒作自己公司的股票，一年不到净赚了5,000多万元。1998年，东方电子又把所持有的职工股抛出，赚取了1亿元。1999年，隋元柏命人用自有资金2亿元主要炒作东方电子股票，开始了规模更大的运作。
如何投资自己公司股票必胜呢？隋元柏在1997年首次赚取5,000万元后就力排众议，把它虚报为销售软件收入，而不是一般公司所列入的“投资收益”。从此，隋元柏等人走上了造假的不归路。据董秘高峰供称，他们炒作自己股票的总体思路是年初买进，在4-6月要做中期财务报表时卖出一些，10-12月要做年度财务报表时再卖出一点。虚假的财务报表由市场部、财务部和证券部三个部门共同负责。证券部负责操盘、回款，市场部做假合同和发票（共计伪造销售合同1,242份，合同金额17亿元，虚开销售发票2,079张，金额17亿元）。财务部则先分解财务指标，然后根据他们提供的票据做出销售账目。
几年运作下来，东方电子炒作自己股票的收入达到10.39亿元，这可是个惊人的数字。隋元柏、高峰等人因造假金额达17亿元而被判处1年至2年有期徒刑，最高罚款5万元。2003年12月，10.39亿元的炒股收入还是因烟台审计局的认定回到了东方电子，当年的东方电子一直是烟台市纳税A级企业，一度占市级企业财政收入的1/4。事实上，当时也包括现在，我们发现一些所谓高科技企业一直违背行业的利润规律，却是神神秘秘，说不出个所以然，都有与东方电子异曲同工的嫌疑，只不过造假数额没这么大而已。投资者的头脑应该十分清醒。
当然，仅仅靠隋元柏之流的努力，东方电子是成不了这般气候的。中经开不仅是东方电子1997年上市时的主承销商和上市推荐人，而且是东方电子在二级市场上长期的重仓持有者。可惜的是，中经开的做庄行为至今没有被调查，我们只知道它动用了由自己发起的大成基金的两个基金来接盘(这正是《基金黑幕》所揭露的最恶劣情况)，然后逃脱了。
中经开被关闭的2002年6月，也是中国大券商和机构投资者最难受的日子之一，上证指数再次逼近1,500点的政策底部。6月24日，国务院发布停止国有股减持政策，大盘携带天量跳空高开，冲高1,748点后再也无力上行。但从6月24-26日的三天时间里，券商手里的委托理财资金大概有700亿元借此次政策救市而“胜利大逃亡”。外国人也许永远搞不懂，为什么2001年10月已宣布“暂停”的公告，不到一年再宣布一次，仅仅改为“停止”就有这么大的推动力？
中国的股民一定会向外国人解释汉语的微妙，“暂停”是暂时停止的意思，还有很快开始的可能，“停止”的态度就比较坚决了。不过，我及一些朋友听到宣布“停止”令的时候，就很不以为然，这不是换一批人套牢嘛。我上面已说过，1995年国债期货市场被暂停，可到2006年也没有恢复。而停止国有股减持的政策也只延续了2年多时间，又在2005年恢复启动了。这也就是说，利用汉语的微妙差别做政策游戏固然高明，可未必是负责任诚信者所为。
这个所谓中国股市的“6.24”行情，被我和朋友们称之为“6.24”阳谋。“阳谋”语出中国1957年反右运动，毛泽东形容让右派分子大鸣大放是引蛇出动，并冠之以“阳谋”。
2002年是中国内地股市走熊的第二年，却是以上海为龙头的中国房市走牛的第一年。其实，2001年上海房市已复苏，不过，真正进入市场炒作炽热化还是在2002年下半年。按惯例，中国投机资金的分配在房市和楼市之间呈跷跷板，也就是说，一般而言，楼市涨房市跌，房市涨楼市跌。在以后的几年内，中国内地的大小富翁都产自房地产，而股市则是毁灭人们价值的所在。尤其是那些信奉“不熟不做”的股市投资者，不愿意转投房市，仍被一波又一波由政策决定的反弹所吸引所亢奋，他们的自尊受到两方面的打击，一方面是股市的损失，另一方面是成为房市大涨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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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09-5-10 16:1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