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IV align=justify></DIV>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中国近代的落后与劫难,令人扼腕叹息,究其原因,外部因素固不可忽视,但这钟悲剧其实已根植我们文化深处。
几千年来,中国崇尚自然主义,形成了直觉思维,缺乏精密的逻辑思辨能力,注定自然科学发展土壤的缺乏,难以诞生现代科技。而崇尚自然注意社会人际,难以形成基于信任的契约关系,因而难以诞生基于契约的经济组织和市场经济。崇尚自然主义,缺少理论思维,难以形成稳定的制度与权力制衡秩序。
这种文化色彩,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完全褪去。中国已融入"现代化"之潮,崛起之时日近,这需要重塑我们的文化自信。但国学热、讲经热风行,我们究竟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什么呢?
我们需要思考。
如果不是五个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异军突起,那么毫无疑问,中华文明是世界上难以超越的伟大文明。农耕文明是古代世界里最为稳定,最有保障,最为丰厚的一种文明形态。中国有辽阔的黄河、长江流域可以开垦,东西有海洋和高原作屏障,南方是丛林,只有北部虽有游牧民构成挑战,但没有毁灭性的威胁。
伏尔泰说,当我们还在阿登森林里游荡的时候,中国皇帝已经把辽阔的东方治理得像一个家庭一样和谐,皇帝本人就是无比仁慈的一家之长,500年前我们还不识字,4000年前他们已有编年史。
1. 自然主义的生存方式,形成天人合一的直觉思维
农耕生产里人们打交道的对象主要是庄稼和牲畜,是自然界的植物和动物,人们只能顺应生命的自然节律生长,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利导,培养、调节、引导,而不能随意地征服、制造、重构,尤其不能标新立异、拔苗助长。对于这些熟悉的生命对象,人们可以用自己的直觉来体验和把握,因为人与它们有相似的生命结构,可以与之形成感应,却不能把它们当作纯粹的客体加以分析、解剖,活的生命一解剖就死了。
在农耕世界的汪洋大海里,必要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只限于服务地位,难以构成独立的社会体系,没有独立城邦,不足以支配农村。城市最终要由农村提供的产品来生存,商人和手工业者虽然富有,在古代能够养活的人口毕竟很少,一旦超越土地的负荷,再多的钱都没有用,就会自行衰落。因此,中国城市只有政治中心作用,经济中心的作用并不突出。
以农为本的乡土中国,崇尚依赖自然、融入自然、回归自然的生命取向。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方式简单朴实,循环往复,稳定少变,无需直接经验之外的专业知识、技能。分工和交往复杂化反而会导致社会的重负和不稳定。生活无需太多人为设计,经验多于理性认知,务实多于理想追求,朴素多于浪漫情感,循规多于创造实践。人们祈盼着国泰民安、自由生息的太平盛世,没有扰民,没有动荡,就能有经济繁荣,生活富余。
人们重视身体感受与直觉经验,以静观、玄览、坐禅、反求诸己的方式获得对人生与世态的领悟,用比喻、虚拟的方式形象生动地把握具体事实,通过修身养性,追求浩然之气的境界。主观与客观的没有界限,一切经验与智慧都在生命的直觉里,口传心受,得心应手,妙不可言。
中国人不习惯于概念化、逻辑化、数理化的思维,更习惯于感性的、直觉的、形象的思维。汉字是象形文字,汉字文化都基于人的感性直观,很少有驳离经验内容的抽象思维。汉字书法是传统文人非常重要的功夫,与人格修养程度相联系,既是形象的视觉艺术,又像有动感与节奏的音乐艺术。<周易>到<诗经>,从<老子>到<庄子>,生动的形象远多于抽象的概念。古典艺术直接表现生命的神韵,重视内在的协调和自律。
中国传统的宇宙观集中体现于道家哲学里,<道德经>揭示的就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哲学,是人对于生命的兴衰荣辱祸福的思辨理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与人浑然一体,即天人合一,反映的就是农业文明中人对于自然,对于土地、气候、生态的依存关系。
万物从何而来呢?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是,道是什么呢?它好像是自然规律,类似于希腊哲学里的逻各斯,但它只能为人的直觉所把握,却不能以理性来把握,不可以表达为逻辑化、数学化的理论,甚至所有语言也无能为力。
2. 没有理论思维,也就不可能产生牛顿式的自然科学
与西方工业背景下的机械论、分析主义、数理思维相区别,中国农耕背景下的生命哲学、直觉思维、辩证思维里,主体与客体没有明确分化,重视生活的直观体验,用生命的尺度把握世界,领悟人生的意义,重意会不是言传,重体验不是分析。传统文人很少站在客观对象的对立面,去研究、观察、追问、拷问、分析,并获得客观的普遍的必然的规律。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坐在竹林里几天几夜,要参透宇宙人生的哲理,这便是所谓"格物致知",最早翻译西方科学就用"格致"一词。然而,格物致知的目的,并不是要通过观察与分析认识自然对象,而是一种道德人格的修养方式,与它相接的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西方实证科学的精确观察和理论解析表面相似,实质上却完全不同。
中国传统的文化人,很少数学与逻辑训练,没有严格的演绎逻辑,没有系统的理论科学,不能对事物进行实证把握。因此,传统中国人没有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他们很少研究和探索自然的兴趣,几乎没人操心千变万化的自然背后的普遍规律,但很多欣赏和赞美自然的诗兴雅趣,诗词歌赋比比皆是,人们试图从多变的自然中捕捉人生的瞬间。
大体上与手工业生产相一致的墨家文化,在先秦时期属于两大显学之一,已经有比较丰富的逻辑学、数学、力学及物理学思想,讨论过很多自然科学问题。墨子制作的木工防御设备甚至超过鲁班的攻城设置,因此他成功劝阻楚王攻打宋国的战争。但墨子思想在农耕文化趋于成熟之后不仅没有发展,而且退出了历史舞台,几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
中国人的智慧和技艺非常精致,一些被西方拿去推动工业革命的重大技术发明,在中国只是无关紧要的雕虫小技。人们吃、穿、住、用、玩,极其精致讲究,相应的技艺达到很高的境界。但农业文明讲究质朴简单,国人的心智主要在直观的经验领域,理性的、分析的、复杂机械结构的把握不及后来居上的西方人。高超的技艺模仿只知其然而不究其所以然,个别人有极高境界的创作,却无法大规模传给众人。历史上的技术发明大多失传,至今难以恢复,不构成社会演进的力量,只在较低层次上循环。
祖冲之算出的圆周率非常精确,但主要是计算的技术。造纸与火药之类的发明能做出来,却没有理论,讲得出道理也是直观理解及形象比喻。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被现代语言重新解释为通过实践掌握了客观规律才得心应手,其实本来只是典型的顺应自然的直接经验和技艺。
中医、气功、太极、书画等从生命的内部协调中获得身心的宁静与健康,可能有很高的境界。但高超的技艺是不可多得的,要有相当的悟性和艰苦磨炼,而且只能个别传递,很难稳定地传承和发展。多数人功力难以达到却又急功近利,便有吹牛和造假。认真追究什么"千里神功"、"刀枪不入"、"百步穿杨"、"飞墙走壁",结果不是诗人的浪漫与夸张的想象,就是干脆骗人的。西方实证科学却难以造假,更不能玩魔术,它建立在哲学家对世界本原的执着探索上,有严格的逻辑和实证原则保障。
3. "李约瑟问题",是假问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的众多领域都流行过讨论所谓"李约瑟问题"。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发现中国曾有非常先进的技术发明,他反问,为什么牛顿式的科学革命却没有诞生在中国呢?人们又进一步提问,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问题看似在质疑西方中心主义:科学这么好的东西,不应西方独有,其他文明也有。其实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西方中心主义:西方的好东西是人类的普遍价值,别人也非有不可。好比说,鸟能飞翔很了不起,既然哺乳动物更为高级,那它也一定能飞。其实,飞翔是鸟的特殊能力,别的动物能耐再大也不一定能飞。从基因进化的角度看,这是个假问题。
牛顿式的自然科学以及由它导致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市场,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产物,基于古代以来工商业文明及相应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其它文明几乎都没有这种文化,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与之迥然不同。
在现代科技普及全世界的今天,中国仍缺乏科学文化基因。大多数人理解的科学,只是一种能带来神奇效应的方法、手段、妙术,如粮棉高产,猪羊肥硕,财富增长,人身健康。这其实是传统方术、法术、巫术的沿袭,不讲严格的观察研究、探索发现,没有纯粹求知的冲动和氛围,没有普遍的理论思维,只求眼下的实用效果。所以,尽管"科学"一词在现代汉语里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现代中国人仍缺乏健全的科学精神,中国科学没有生机与活力,没有独立的发现和创造。人们只是简单接受西方既定的科学结论,在科学旗帜下抄袭、作假成风,伪科学很有市场。
中国文化里没有科学,岂不是贬低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吗?科学只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既不代表文化的全部,更不代表文化的最高价值与真理。古代中国没有科学,但有与农耕文明生活相适应的其它文化形式。
不久前,怀疑中医的人又大出风头。而他们所借助的现代科学医学理论和证据,大多是无可辩驳的,加上当下的中医已被各种力量撕裂成碎片,已经难以生存,被抓住的把柄越来越多。中国传统文化难以获得西方工商业文明标准的认同,难以在全球市场取得有利地位。
但是,中国人生活于熟悉、亲切、有生命的生态里,形成以感性直观为特征的自然主义思维,这种具体的、思辨的、主观的智慧,虽然没有统一的、实证的、客观化的标准,却更切合人的生命及与自然生态的脉动,对于医治西方现代文明的疾病,克服工业文明对人生命的异化有意义。
现代科学再是神通广大,却也无法穷尽自然的规律,尤其对生命的奥妙,西方科学的哲学基础就与之对立,因此更是无能为力。现代基因科学虽然甚嚣尘上,康德所谓"牛顿力学可以解释星球运转的规律,却不能解释阿米巴虫蠕动的奥秘"的结论,套在它上面仍然是有效的。
西方理性主义的巅峰上发展出的科学哲学,也有一个叫费依阿本德的"怪杰",反对科学沙文主义,提倡科学无政府主义,认为宗教、巫术、方术是科学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在文化的平台上存在对立思维不是坏事,反而是一种张力,促成多元文化互补发展,这正是古老辩证法的逻辑。
4. 社会信任只在关系网里运行,市场经济便难以健康成长
农耕社会的分工简单,男耕女织,生活经验在上下代之间直接传递;人际交往主要在家庭内部,然后扩大到亲戚邻里;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家庭及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结构是家庭结构的放大;儒家伦理以直接情感为基础,推广到社会的人际交往,无需理性的规则和契约。
儒家伦理坚持"爱有差等",由近而远、由亲而疏地建立人际关系和秩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是核心仍然是家庭,家丑不可外扬,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更是不要想着给人做好事,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只有土地与人口矛盾尖锐,自然灾害,外敌入侵威胁社会,才需要中央权力。平时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低,民间很少自发组织。一方面普通民众无需组织,也不想支付组织成本;另一方面,一有组织就有利益膨胀,形成组织间的冲突,角逐的结果是形成唯一权力,不再允许其它组织存在,这就是自上而下的专制。它高高在上,掌控全社会的宏观秩序。
自然主义的社会关系,难以建立普遍的信任。所以,人们走出家庭和村庄时,会有一种不确定和不稳定感。这种一盘散沙的社会也需要统一和秩序,于是有一个从天而降的权力,自上而下地把个体统一起来。
中国有宏大而森严的皇家建筑,也有华丽的权贵宅院,却很少希腊罗马那种公共广场、议事厅、神庙、剧场、图书馆、浴室。人们赶庙会、上戏院、拜神灵虽然也是聚集,但大家各顾各,相互间并无协同关系。节日基本上是自己的事,回家团圆,至多串串亲友邻里家门,不像西方有很多公共节日。中国很少相互交流的沙龙、集会、俱乐部,个人融于社会的游行、狂欢、舞会。现代中国人喜欢开会,一定是以政党与权力为背景。民间要开个会难上加难,等半天人也到不齐。大家有事都是私下解决。
关系网是中国人社会性的特殊形式,"关系"就是个人之间的利益联系。在西方语言里没有对应的概念,因此洋人对此琢磨不透。人际间并不通过公共组织,也不依据普遍的法律原则,只是以具体的利益为考量,直接与当事人建立关系,单个的交易成本比较小,尤其从第三者(譬如公共资源)那里谋求利益时很合算。但要展开现代社会化的分工合作,繁琐的关系网消耗的成本反而更大,而且造成社会公共原则与秩序的败坏。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全社会普遍的规则之上的,诚信是社会最大的无形资产。一个缺乏文化信任的社会里,人们习惯于阴谋诡计,稍有不慎,就是人财两空,泪眼汪汪。在今天中国的很多领域,人们对此都感同身受,明明是对大家都有利可图的事,就因为有人要玩小动作,贪占小便宜,结果互不信任,为了防范与回避,导致成本剧增,质量与效率大减。
据说,晋商、徽商、浙商内部具有类似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那种信任原则,但这仍然只在某个圈子里,并不等于普遍的无条件的社会信任。
十多年前,中国旧有的诚信尚未完全崩溃时,有著名经济学家信心满满地说,诚信是骗出来的。现在,再没人相信了。人们也曾把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希望寄托于政府监管、法院裁决,可结果常常是官员凌驾于市场之上肆意寻租,警察混迹于黑白两道之间,法院则吃了原告吃被告。
日裔美国人福山认为,市场经济最核心的资本是信任。中国人有小圈子里熟人间的信任,一度也曾有国家的权威,却没有迷漫在公民社会间无形的文化认同,没有普遍的社会共识。这里的市场天生是畸形的。
5. 当传统成为包袱
农耕社会的人们期盼风调雨顺,一家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收获,过着安稳、宁静、富足、和睦的生活,直接享受生命,无拘无束。人们崇尚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精神世界寓于现实的情感体验与伦理道德中,生活是第一位的,道德是第二位的,宗教和哲学则是末位的。文人们要么寄附于权力本位的官场,要么寄情山水寺庙,推敲清词丽句,鼓捣琴棋书画,要么揣摩四书五经,想象用"半部<论语>治天下"。
中国农业文化和其它文明古国一样,有限的土地及产量,规定了人的追求和社会繁荣的极限,历史就在这极限内周期性振荡。中国秦汉时代富有生机,唐宋时代最兴盛,以后就日益衰退,明清时代虽然市井生活繁荣依旧,但创新能力几乎衰竭,无法抑制社会的病变、腐败、颓废。
韦伯说清教理性主义寻求对世界的控制,而儒家理性主义则谋求对世界的适应。因此后者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工商业文明需要加工制造、人工设计、发明创造,最大程度地改变自然;农业文明依赖作物和牲畜的自然生长,成熟后便是停滞的,没有进步、缺乏理性、缺乏创造力。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有巨大的传统优越感,以至成为包袱,无法像日本那样在变革的初期就展开一个脱胎换骨的文化基因改造,后来所有的现实变革都只是依托外来强势力量的潮流,文化上只是捡拾外部的抽象概念,政治上照搬别人的既定框架,经济上更只能简单与外部接轨。
因此,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事情虽然总是那样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看得见的成就斐然于世,但在现实的背后,社会生活越来越缺少色彩,人的精神越来越缺乏创造力,人们自由挥洒的空间越来越狭窄,对外部的依赖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变革不是由自己的文化觉悟发动和引领的,只是在外部压力下,受生存利益的驱使,而做的应变措施。
今天中国经济生活可谓繁荣昌盛,但文化自信却已经面临瓦解,不断被当作人类普遍真理捡拾的那些抽象概念已经褪色,西方文化的真面目始终还是雾里看花,自己的传统也已非常陌生。许多人深感精神空虚的痛苦与文化依附的焦虑,纷纷回过头去寻找传统的文化家园。
当下,国学热、读经热、讲学热一浪高过一浪。中央电视台以"百家"命名的讲坛节目全国热播,可几乎是清一色中国传统内容,而且少有批判立场,这份小气,这份狭隘,足见人们内心的自卑、敏感与脆弱。
可是,人类文明的演进本身是不可逆的。回头去反思可以,吸取营养可以,而且十分必要,但要退回去逃避现实,却是万万不可以的。
6. 现代文明的制度基础
没有文化基因进化的社会发展是不健全的。制度与权力秩序没有社会的文化认同,再是坚固,也会很脆弱;没有掌握核心生产力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依赖外部环境,没有根基,相当于躯体的臃肿和虚胖。
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话语里,越来越强调制度的作用,这相对于经济决定一切的思维而言,是很大的进步。制度是个什么东西?制度是全社会必须普遍遵循的硬性约束。在中国,制度是个政治问题,有没有制度,有什么样的制度,都取决于政治权力。
可是,在西方文明的进程中,制度和法律与文化的联系,远远胜过与政治和经济的联系。法律与制度并不是政治与经济力量的体现和延伸,而是全社会的文化认同,是所有人的哲学与信仰,是超越所有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它的根本使命,恰恰是制约政治权力和经济强势的泛滥。
在西方语言里,规律是客观的存在,规则是对人的约束,但也是基于普遍的客观原则。两者在汉语里区别却很明显,因为中国人的规则虽然也受道德约束,但以儒家为代表的道德主要是在亲情和友情圈子里起作用,并且靠个人的良心和熟人之间的情面来维系,难以推广到复杂的社会关系里。大规模的社会组织主要以权势为中心,胜者王侯败者寇,王者制定规则,无须普遍的合理性,只需要大体上将各方的利益摆平就行了。
在社会信任彻底瓦解时,只剩下亚当?斯密之看不见的利益之手,在利益的博弈中形成所谓"潜规则"。潜规则就是天下无道、道德良知沦丧时,人的本能生存之道。它与霍布斯所谓"丛林法则"的区别在于,在有两千多年儒家礼教传统的中国,不能浮上台面,只在台面下运作。
西方现代社会的规则是以个体独立与权利为基础,以协作与互利为目标而制定,明文规定,公开透明,超越个人的任意性,这与客观规律就很一致了。有了这样的规则,"看不见的手"才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提出民主和科学两个口号,民主的前提就是个体的人是平等的,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像德谟克利特的原子那样,互不隶属,却遵循共同的法则和普遍的必然性;因此,民主的前提还是法律。因此,民主和科学说到底其实也是一个东西,就是超越性、普遍性、确定性的理性原则。
这种理性思维根植于西方文化的土壤里,从孩子懂事的第一时间就开始确立了,连过圣诞节也包含一种认真的训练。万物之上有个看不见的上帝制定的先验法则,法则具有普遍的逻辑,可以由人的理性来把握,可以讲清楚,争明白,可以拿事实证明,可以逻辑推导和运算。如果你要只顾自己在生之年威风得意,不管死后洪水滔滔的话,那边的地狱之门就会为你而开。
中国的乖孩子从小就要听话,当然首先是听父母的话。可是,母亲说一个话,父亲说一个话;大人今天高兴时说这样的话,明天不高兴了说那样的话;等长大了发现,自家父母和人家父母说的话又不一样;老师们说的话各不相同,不同领导、老板各说一套;即便是圣人之言,也呈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之态……如此一来,所有标准最终都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具体关系而异,并无客观定则。这样,我们就得察言观色,随机应变,因人而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所有的理终于要以情、意来衡量,得意忘言,得意忘象,得意忘形,一旦入此境界,便发号施令起来。
一个民族能否崛起,不仅仅是取决于一时的经济指标,最终取决于社会的合理秩序与公平规则。制度的昌明,建立在所有人自主的内在文化认同之上,文化立国,教育立国,才是正途。
(作者任职于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
发表于 2007-6-26 18: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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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6-27 08:3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