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振兴是大国兴起的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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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振兴是大国兴起的力量之源 　　

　　生意社6月16日讯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能源的发现、能源链的变革、相应的政治经济和创新体制的变化，是大国兴起的力量之源。所以，我们万不能以功利主义心态将新能源开发简单化为今后两三年走出经济危机、拉动经济增长的工具，而应将其视为长期内保障能源安全、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的重大战略举措，并将之提升到适应低碳时代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方式的高度。

　　被业界奉为“国家新能源发展战略”的《新能源产业振兴和发展规划》日前已由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并将在条件成熟时择机出台。根据这一规划，到2020年，除水电外，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有望从目前的1.5%升至6%以上，总投资也将超过3万亿元。这对于沪深股市81只新能源概念股而言，无疑是个长期重大利好。

　　新能源振兴的重要意义，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能源的发现、能源链的变革、相应的政治经济和创新体制的变化，是大国兴起的力量之源。纵观人类历史，新一代能源链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国际体系中新一代主角的闪亮登场。

　　例如，作为第一代能源的煤炭，曾帮助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使其一跃成为“日不落帝国”；而作为第二代能源的石油，则推动美国、德国等新兴列强在第二次世界工业革命中异军突起，实现了对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赶超。目前，对于中、印、巴西等崛起中的新兴大国而言，越早投入下一代能源的竞逐，越有利于其在未来的国际体系中奠定优势地位。

　　从全球视角来看，以生物质能源为代表的新能源，在经历了2007年至2008年的短暂繁荣后，经过半年沉寂，重又勃兴起来。不过，这一波新能源热，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希望通过“绿色经济”扩大就业、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等政策或理念带动起来的。或者可以说，前一波新能源热是建立在满足公众普遍需求基础之上的，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而这波新能源热则反映出以奥巴马、朱棣文为代表的少数精英的政策偏好，更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而当前中国高调宣示新能源开发的背后，更多是一些基于现实的战略考虑：

　　其一，出于对国际原油价格重新上涨的担忧。与欧美不同，由于历史上石油长期自给，中国未受到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对于降低能源依赖的重要性都缺乏直观认识。而2008年国际油价的疯狂上涨，无疑给了中国一次极大的心理冲击。

　　其二，客观上存在开发替代能源的需求。尽管并非所有人都赞同关于全球石油开采量即将枯竭的“顶峰论”(Peak Oil)，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近几年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四处寻找石油、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动用了巨大的外交资源，同时也投入了相当多的外汇储备，使得中国对外获取能源的边际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昂。而新能源大多是可再生能源，是内化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

　　其三，中国经济正面临潜在威胁，即未来欧美很可能联手，以碳排放为借口，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额外关税。由于过度消耗煤炭、石油这些传统能源，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由此也使得美欧、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减排义务的声音越来越高。如果我们将最近半年内成品油定价机制、燃油税的接连出台，以及即将公布的天然气定价机制和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等一系列事件视作一个整体，就能够理解政策制定者对此所抱的强烈危机感和紧迫感。

　　然而，要振兴新能源产业，未来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其中有一些也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挑战。

　　首先，如何保持新能源开发投入的连贯性，避免投机心态。对于尚处于婴儿期的新能源而言，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后发劣势。例如，国际油价上涨，新能源开发受到重视；而油价一回落，新能源计划旋即被束之高阁。此外，由于成本和价格偏高，也妨碍了其推广应用。不少人也指出，全球汽车行业的百年老店通用之所以走到破产这一步，与其过去数年在新能源汽车上只投入、不产出大有关系。不过，国际能源署(IEA)已保证，新能源的使用成本，将随着技术成熟和应用普及而相应降低。

　　当然，与传统能源相关产业的路径依赖和利益集团的阻力，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这在国内汽车行业表现尤为明显。为此，除了政府从政策上扶持新能源相关产业外，推动“节能减排”的公民社会运动健康发展，也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如何保持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发展比例，以及如何在各种新能源之间保持最优的投入比。同时，还有一个如何协调新能源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冲突的问题。例如，生物乙醇作物与粮食作物之间的争地现象，在许多国家都是饱受非议的话题。

　　再次，对于民间资本如何进入并发挥作用要有可操作性，而不使其仅仅沦为一句空洞的口号。从利益动机来看，国有垄断企业并不欢迎来自新能源的竞争；即使迫不得已，也要把新能源开发的主动权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例如，目前的风力发电，基本为大唐、国电等“国字号”所垄断；而在生物质能源领域，除少数外资进入外，中粮和三大石油巨头也成为主导力量。

　　最后，也是笔者最希望强调的，不能以功利主义心态将新能源开发简单化为今后两三年走出经济危机、拉动经济增长的工具，而应将其视为长期内保障能源安全、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的重大战略举措，并提升到适应低碳时代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方式的高度。否则，就很可能成为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新目标，导致一哄而起、低水平重复和盲目开发等后果，造成土地和资源的耗费。

　　对于新能源开发，我们不能坐失良机，但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突出新能源而刻意贬低“旧能源”对于中国能源安全的现实意义。而是应当立足国情，结合各地实际，依据比较优势有选择地各有侧重。笔者相信，尽管石油和煤炭等传统能源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仍将为中国经济提供主要驱动力，但新能源终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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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规划释放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强烈信号

继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之后，新能源发展规划已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国家级战略蓝图之一。在今年6月1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对新能源发展规划的制定情况作了全面介绍和解读，并称条件成熟后，规划将适时出台。这也是政府高层首次就新能源规划公开表态，暗示着这一规划的出台为时不远。

　　继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之后，新能源发展规划已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国家级战略蓝图之一。在今年6月1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对新能源发展规划的制定情况作了全面介绍和解读，并称条件成熟后，规划将适时出台。这也是政府高层首次就新能源规划公开表态，暗示着这一规划的出台为时不远。

　　为新能源产业“谋篇布局”

　　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近年来异军突起，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亮点。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透露，早在今年4月初，国家能源局就启动了新能源发展规划的研究拟定新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在广泛听取部门、地方、企业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后，已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讨论稿。

　　刘琦介绍说，新能源规划的基本框架有5个方面：一是我国新能源的现状及面临的形势;二是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三是规划的目标;四是工作任务和重要项目;五是政策的保障措施。

　　据了解，与此前已出台的政策相比，此次制定的新能源发展规划最大的差异体现在新能源发展总量和比重的确立上。

　　随着近几年新能源行业的飞速发展，光伏发电等各项技术的进步，新能源发电成本有所下降，新能源比重有了提高空间。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研究员王斯成表示，新能源发展规划核定的目标将会比此前设定的目标“增很多倍”。

　　据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王骏介绍，中国将力争在2050年将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总比重从目前的9%提高到40%左右，占据主导能源地位。

　　相比2007年《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出的“202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总量15%左右”的目标，这个预期显得更为自信和大胆。

　　在刘琦看来，目前形势下国家制定新能源发展规划主要释放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含义：一是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扩大内需、拉动投资、增加就业;二是应对气候变化，调整能源结构，推动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抢占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提升中国能源的国际竞争力。

　　今年4月17日，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在出席江苏扬州“三新”产业发展论坛时，对扬州等地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地方上马新能源项目的热情和速度，让石定寰觉得国家在制定新能源发展目标的时候，“步子可以更大一些”。

　　“新能源发展规划的制定、出台，十分符合中国能源发展现实，对促进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长期关注、呼吁并亲自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以太阳能产业为例，国内光伏发电技术已经十分成熟，甚至一些技术如聚光发电等已走在了世界前列;在中国许多太阳能发展潜力巨大的地方，太阳能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开发。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光伏专委会主任赵玉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我国的新能源产业如光伏发电产业，是“两头在外”，即技术研发和应用市场都在国外，只有生产制造环节在国内，中国仅仅是制造工厂。而随着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新能源发展规划等政策的出台，一方面可以带动中国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相关技术的研发，使中国向新能源产业链的上游挺进。

　　对此，刘琦也表示，一个新的产业发展，不光要靠政府去推动、靠市场去拉动，关键还要用科技去撬动。只有实现了科技的进步和撬动，才能使这个产业降低成本，形成规模化、产业化。因此在制订规划期间，国家能源局和科技部进行了广泛交流，最后出台的规划中，科技将会占很大的分量。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孙勤也表示，整个规划不仅仅是“量”的问题，实际上还强调了“质”的问题。通过这次规划的调整，将使我国到2020年能够真正做到在核电领域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制造、自主运营。

　　新能源企业迎来春天

　　事实上，自2006年中国实施可再生能源法以来，新能源产业便出现快速发展的势头。近年中国政府用于新能源领域的投资每年增幅都在20%以上，2008年对新能源企业的资金扶持规模达到38亿元。

　　企业无疑是对新能源发展规划最为关注的群体。国家层面有力的推动将有助于扭转中国新能源产业长期停留在“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进而切实提升新能源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北京科诺伟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对新能源发展规划的制定表示欢迎。他表示，新能源发展规划一旦出台，将会大大推动国内市场的发展。

　　北京科诺伟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风/光互补发电系统工程等可再生能源系统的设计及安装、系统中关键设备的制造及提供相关服务。近年来，科诺伟业通过承接奥运场馆光伏发电等项目，使企业迅速壮大。而新能源发展规划的出台，将推动国内新能源应用市场的迅速放大，这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最乐见的。

　　制定新能源发展规划的信号也为河北保定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记者在该公司采访时了解到，面对国家新一轮发展新能源的历史性机遇，公司积极调整发展战略，加快发展步伐。

　　据悉，英利计划在现有600兆瓦的基础上，投资60亿元新建800兆瓦光伏电池项目，将产能提高到1400兆瓦。在今年9月份，英利一期3000吨硅材料项目将投产，之后还将启动二期6000吨硅材料工程，提前完成1.8万吨多晶硅料项目整体建设。同时，在产业链下游大力开发光伏并网工程。

　　英利公司表示，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完善、产业规模的扩大，将有能力调控光伏产品价格。根据该企业的测算，到2010年公司将率先达到光伏发电成本每度电1元的目标，届时将极大推动光伏产业的发展，改善我国的能源结构。

　　保定中航惠腾风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新能源发展规划的制定，将促进国内风电市场的快速发展，这对于企业来说无疑带来了更多商机。

　　“好政策”还需“好配套”

　　新能源发展规划的制定出台，无疑将为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注入一剂强心针。不过，人们担心规划推出后，相关配套措施跟进太慢，使得规划的可操作性差。以可再生能源法的推出为例，就有专家表示，其后实施层面的配套法规出台的节奏还太慢，企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规范管理。

　　对于新能源发展规划，一个关键环节还在于，新能源并网的对接办法。比如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方面，在并网问题上，如果电网公司不积极，就很难实现真正的可再生能源利用。

　　不过，也有官员表示，一旦该规划出台，一系列新能源基地的选址都将有望明确，并将在近一两年内，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强力推动下，密集推进。

　　刘琦表示，我国下一步发展新能源要着力把5件事情做好：第一，要把新能源放在一个战略地位;第二，做好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第三，要加强新能源的技术研发;第四，要大力增加对新能源产业的投资;第五，要创新体制，促进新能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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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电瓶颈：不能承受的电网与昂贵技术

　《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一拖再拖，除此之外，其“大名”也在更替，据悉日前已更名为《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这似乎预示着能源结构调整与规划并没有预期的那么顺利。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阻挡风力发电的发展。 　　2009年8月8日，甘肃酒泉。 　　千万千瓦级风力发电站一期工程开工仪式隆重举行，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在仪式上表示，酒泉风电基地是中国规划建设的第一座千万千瓦级风电示范基地，已核准建设规模500万千瓦。同时，该风力发电站也是世界上首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该风电基地预计将于2010年底投入运营。至此，中国已确定了河北、内蒙古、甘肃、江苏、吉林等地的千万千瓦风电基地，内蒙古东部、西部地区合计规划总装机容量突破5000万千瓦，河北、甘肃等地的规划总装机容量也都已达到1000万千瓦。 　　据中投顾问最新发布的《2009-2012年中国风力发电行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显示，2009年上半年中国风力发电达到126亿千瓦时。此外，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全国风电并网装机1181万千瓦，同比增长101%。风力发电装机容量连续三年实现“翻倍增长”，总装机容量目前已居世界第四位。 　　对于风力发电在中国如此迅速的发展，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评估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张秀芝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政府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而风能相对于核能和太阳能来说技术较为成熟、成本更低、更安全。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施鹏飞向《科学新闻》表示：“中国80%以上的电量来自燃煤火电，迫切需要清洁电源作为气候变化的对策。可再生能源法规定了上网电价与火电标杆电价差价的分摊，电网接入系统和收购上网电量等原则，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又明确了发电投资者的强制性市场份额的数量目标，投资商和银行的资金不短缺，有风电项目的地方政府也能受益。同时，风电设备制造能力强也是推动风能发展的因素之一。”

　　据了解，在今年即将出台的《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中，风力发电是一项重点。据施鹏飞介绍，在之前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对风电发展的指标是到2020年全国风电总装机容量达到3000万千瓦,但在调整后的《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中风电的指标可能达到1亿至1.5亿千瓦。 　　同时专家们表示，中国在发展风电的客观条件上占有优势。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评估中心高级工程师江滢告诉《科学新闻》,“中国地域广阔、风能资源丰富，可利用土地面积充足。但是中国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状况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在占据优势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如：中国沿海地区多台风，台风的直接袭击会造成风电机的损坏。” 　　而就在风力发电蒸蒸日上，驶入快车道的同时，除了恼人的台风，一系列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它们给风电的开发浇筑了一堵堵的“挡风墙”。 　　不能承受的电网 　　在专家们看来，中国风力发电所面临的第一座“挡风墙”可能便是不堪重负的电网。 　　“在当前的电网状况下，一旦千万千瓦的风电场齐发电，当地电网将立即瘫痪。”张秀芝告诉《科学新闻》，中国风能资源丰富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三北”（西北、东北、华北）地区和东南沿海。而“三北”地域广漠，适合于发展大型风电场，目前在“三北”规划了6个千万千瓦风电基地，但这些地方又是电网最弱的地区，因此中国风力发电将面临着电网不堪重负的问题。“在欧洲几个国家的电网是联网的，他们有较完善的风电量预测，风力发电很容易被消纳，并且他们没有这样大的风电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经验可借鉴。合理规划、精心设计、电网跟进、风电量预测将是大型风电场开发的关注点和研发链，值得我们投入。而东部沿海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电力负荷集中，能源资源相对贫乏，需要外电送入，因此开发近海风电列入了国家风电开发的日程。” 　　“风电的负面影响主要是风电上网对电网带来的冲击。原则上，风电占总电网不能大于5%，如果超过5%，就会干扰电网质量。风电不像火电、水电比较稳定，时有时无，并不是很稳定，但是又不能不上网，所以电力管理部门并不是很喜欢风力发电。但是作为国家要求的一部分，国家要求必须上网，所以只能接受。”北京恒晨凯翔风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兵告诉《科学新闻》。 国家能源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也告诉《科学新闻》，在国外是不存在这种问题的。因为国外的那些厂发电可以实现当地消纳，只有中国才有如此大的风力发电场。 　　瑞能北方风电设备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郭振明告诉《科学新闻》：“并网技术是风电的瓶颈所在，原因很多，但风电的发展依赖风，由于风的不稳定性，必会对电网造成冲击。对此必须大力发展电网并电技术，开展最广泛的合作，集中各个企业的优势，争取取得突破性发展。” 　　施鹏飞对此表示认同：“通过出台对电网企业激励机制的法律和政策可以解决。非水电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的电量目标要作为电网企业的强制性市场份额，在经济上要使电网企业看到风电越多、效益越好，才有激励作用。” 　　《科学新闻》从风能协会了解到，目前许多电厂进行装机但是却无法进行并网。据统计，有些风电场平均三个月以上才能上网。甘肃省为了适应酒泉的千万瓦级风电场，西北电网正在计划架设750千伏的高压输电线。 　　据了解，由于酒泉风电基地位于甘肃电网末端，远离负荷中心，无法就地消纳。为解决这一困境，国家电网开展了西北电网消纳风电能力、酒泉风电基地输电规划和接入系统设计，以及酒泉风电大规模并网等专项研究工作。目前，正在开展永登?金昌?酒泉?安西送出工程的前期工作，并同步开展了750千伏新疆与西北主网联网的前期工作。

　　风能相对与其他能源来讲，最大的劣势是具有不稳定性，这也是对电网的考验。对此，风能协会负责人认为，除了在区域之间、国家电网公司之间进行综合灵活调度外，风能开发商应该与气象部门合作对风能发电量进行预测，这样便于电网进行统筹调配。 　　昂贵的技术 　　2009年7月底，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台了《关于完善风力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将全国分为四类风能资源区，相应制定风电标杆上网电价。对于这一规定的出台，风能协会表示赞许。 　　“电价的确定将会促进风能开发商的投资，继而带动风能制造业。在我看来，每度0.60元左右的电价趋向合理，有些地区还会进行相应的补贴，同时CDM（清洁发展机制）基金还会有0.1元左右的补贴。如果上网电价低,将会造成回收率低。而目前回收率低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风电场的平均等负荷运行小时数不到2000。”中国风能协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理事长表示。 　　新能源的成本相对于传统能源较高，一直是新能源在推广过程中面临的难题。而一个电价的高度意味着成本的高度，成本的高度取决于技术的成熟度。 　　《科学新闻》从风能协会了解到，2004年中国仅有风能企业6家，到2008年迅速增长至70多家。在此之前企业多是购买国外风机，目前这70多家风电企业中，虽有金风科技、华锐和大连重工等20余家有成熟产品下线。但在一些企业实现自主生产的同时，仍有一些需要引进外来技术的企业。 　　国家能源局不愿具名的某官员表示，在风机的技术上中国目前大都可以实现自主生产，只有一些企业由于引进国外技术需要缴纳技术转让金。而中国的风电技术并不是十分落后于国外，目前技术发展迅速，有望缩小差距甚至是赶超它们。 　　上述风能协会理事长表示，虽然现在中国风电企业进行了对国外技术的消化和转化，但是在核心技术上还缺乏足够的自主创新能力。 　　同样，对于企业来说，发展风电的最大障碍目前并不完全是电网。瑞能北方风电设备有限公司物流专员裴文元告诉《科学新闻》：“我认为最大的阻碍主要是设备的可靠性，虽然近几年中国风电设备大量上马，但设备还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并网运行。尤其是1.5~2MW的大功率风力发电机。” 　　对于设备性能的可靠性，专家们也表示了同样的顾虑。“从科研样机到生产样机需要足够的时间进行检测，在国外，一般都要进行半年到一年的检验。由于中国风电发展局部过热，风电机组批量化生产前缺少这一环节的检验。在我看来这是没有完全按照科学的程序来做事情。”上述风能协会理事长告诉《科学新闻》。 　　环境之忧 　　“嗡嗡嗡，这是风机叶片旋转的时候低频的声音。”一位曾到过风电场参观的专家向《科学新闻》记者模仿道。“如果是凭着好奇前去观光还好，但是如果居住在附近简直是太恐怖了。” 　　风车带来的噪音被认为是发展风能带来的环境影响之一。张秀芝说，海上风电场远离居民区，噪声不是问题。还没有相关的研究证明噪声会影响鱼类，但在施工期间对鱼类是有影响的，工程完成后，风电场可能成为鱼类活动的渔礁，有利于鱼类繁殖和生存。 　　苏格兰西部大学环境中心的王珊介绍说，在2009年1月，一个英国政府环境研究结果表明：在调查范围为5000至7000个海风力发电涡轮的安装都没有对海洋环境造成什么负面影响。在采访中，专家们都表示说，虽然会有噪声污染，但是由于风电场的选址要求是远离居民区，所以并不会对周围居民造成影响。 　　王珊告诉《科学新闻》，除了噪声外，现在大家对风电发展带来的环境顾虑主要是对鸟类和视觉的影响。 　　据了解，美国有报告称，每年会有鸟类因撞上风机叶片而身亡。对此，上述风能协会理事长表示，鸟类撞风叶死亡几率与其他意外死亡几率相比很小。但是换言之，即使没有风机，鸟类也会因撞上建筑物而死亡。所以在进行风电场选址的时候要避开候鸟迁徙的路线，减少鸟类与叶片相撞的危险；同时对于一些珍惜鸟类保护区也是禁止修建风电场的。能源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也表示在风电场选址的时候会避开自然保护区、候鸟迁徙地。 　　而对于风电场造成的地貌或是视觉上的影响，众人的看法存在争论。有人认为是一种景观，有人则认为是一种视觉障碍。 　　施鹏飞认为，风电对周边环境的负面影响主要是景观影响。而在江滢的记忆中，自己曾经到内蒙古考察的风电场是一片优美的风景区，“一些原本荒山野岭的地区因为开发风能现在成为旅游地，为当地创造了收入。”她说。 在辉腾格勒草原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内蒙古辉腾格勒风电场成千上万台风车已经取代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在酒泉风电场发电之前，这里是亚洲最大的风力发电站。

在旅行社的行程中，参观亚洲最大的风力场往往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过，《科学新闻》记者在辉腾格勒草原随机采访时发现，游牧民说会对草的生长造成影响。大型的风机下面，的确可以看到草的生长比远离风车的地方稀疏。牧民们也反映，有时候羊会从隔开风车田（wind farm）的网围栏中钻进去吃草，被电打死。 　　对此，一些专家都纷纷表示，风机本身并不会对草地造成影响，对草地的影响主要是在施工期间。“在施工期间对环境、道路确实会有损坏。但是我们正在努力减少，或在法律上给予约束。”上述风能协会理事长表示。 　　虽然在沙漠、戈壁建风电场会增加成本、缩短风机寿命，但是在专家们看来，风车的坚立、风电场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沙漠化治理，也有利于当地的经济的发展，一举两得。 　　张秀芝则认为，风是造成沙漠化的重要推手，建立风电场后风机吸收了大量风的能量，对当地沙漠化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变小的风 　　在电网、电价、技术轮番对快速发展的风力发电进行阻挡的同时，风本身也放慢了自己的脚步。 　　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评估中心的一项名为“近50年中国风速变化及其可能原因”的研究发现，近50年来，除河套至云南、广西等风能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外，中国大部分地区风速平均每10年减小0.12米/秒，最大风速每10年降低1.46米/秒，大风日数每10年减少3天[1]。 　　该文还指出“中国区域城市化发展、测站迁址及测风仪器的变更都对中国年平均风速的长期变化产生了一定影响，但都不是近50年来中国年平均风速呈显著减小趋势的主因；大气环流的变化才是造成中国年平均风速呈显著减小趋势的最可能原因。” 　　文章作者之一的江滢说：“对于风速变化的相关研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上述中国风能协会的理事长对此研究有些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该研究采用的是气象台站10m高度的统计数据，由于50年间周围建筑环境发生的变化将会导致风速的变化，所以该结论还有待考证。他建议,采用测风塔或是周围地貌变化较小的气象台的数据进行研究是比较合适的。另外，也可以采用数值模拟方法计算气象台站周围建筑对风速的影响。 　　袁兵表示，企业在对风电场进行选址的时候风速是第一评估要素，“首先要先测风，只有拿到一年的测风记录，才能决定是否可建，如果年平均风速小于6米/秒，估计就做不成了，因为经济效益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如果年风速有效时间小于2000小时，也是不利于风电场建设的。在小于2000小时的情况下，如果平均风速高，电价较高，再加上CDM的补贴，在这个前提下，可以继续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