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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大国寡民

航空工业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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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3 11:43:45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了中国---ARJ21新型支线飞机深度报道

《中国航空报》2008.12.2~12


刘济美(新华社解放军分社记者)




它是中国跻身世界商用飞机制造强国的再一次发力。

它是中国民用航空工业吸纳后的必然勃发。

它是中国民机产业融入世界民机产业的先锋。

它是中国第一次全面按照国际标准研制的飞机。

它是中国第一架同时追求技术与商业成功的先进喷气式支线客机。

它就是“翔凤”??ARJ21-700型支线客机。本文中,它更像是一部真实而复杂的记录片,为中国民机产业化寻找历史坐标。


2008年11月28日12时23分,由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首架喷气式支线客机ARJ21-700飞机在上海飞机制造厂机场飞上蓝天。13时34分平稳降落,成功实现工作首飞!


11月28日12时29分,地面塔台报告:飞机到达指定8号空域正常飞行。

11月28日12时33分,地面塔台报告: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承担了此次首飞任务,首席试飞员小组由赵鹏任左驾驶、陈明任右驾驶、赵生为机上观察员,地面塔台正指挥员汤连刚、副指挥员高卫东,赵明禹、张启龙承担地面监控大厅正副指挥员。

11月28日12时53分,机长/试飞员赵鹏报告:飞机高度2000米,飞机飞行正常。

11月28日12时55分,地面塔台报告:飞机退出空域,准备进行通场飞行。

11月28日12时59分,地面塔台报告:飞机到达本场上空,将在900米高度进行第一次通场飞行;第二圈飞机将以不低于100米的高度进行模拟着陆;第三圈飞机将由北向南着陆从四号道滑出。

11月28日13时24分,ARJ21-700飞机在上海飞机制造厂机场跑道上平稳降落。首席试飞员赵鹏向全体在场人员报告:飞机状态正常,试飞员操控感觉良好!

2007年12月21日,上海市一辆出租车的收音机里正在报道这样的新闻:“中国首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支线飞机??ARJ21-700飞机,将于今天下午在上海飞机制造厂举行下线仪式……”这则新闻触动了出租车司机15年前的一段记忆:“那个时候,每天下午我们总能看见一架飞机从上海飞机制造厂的方向飞向蓝天,但是,15年里却再也没有一架飞机从这里飞起来过!”现在,这里又开始制造飞机了,中国的商用飞机将从这里再次飞向蓝天!


200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一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FAI)的飞机数字化设计演示现场,指着电脑屏幕上的一架电子样机说:“看!中国的大飞机在你们这儿已经飞起来了!”接下来,温总理满足了一名年轻设计人员的请求,挥笔写下“飞上蓝天”并赞许的说:“年轻人就应该这样勇敢!记住,你们要用百折不挠的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去完成和实现这个愿望!”

2007年10月,美国《时代》周刊提前刊登了一篇标题为《中国航空业开始起飞》的文章。虽然作者在文中介绍了喷气式商用飞机的制造难度和市场竞争的险恶情况,但是,文章却强调了另一个事实:即使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与挑战,中国却正在努力成为一个世界级的飞机制造商!中国航空工业开始起飞!


作者在文中写到:无论对于飞机还是飞行员来说,位于中国西藏的邦达机场都是一种挑战。该机场坐落于青藏高原的绵延群山之间,海拔高达1.4万英尺(4334米),是世界上最高的机场。由于那里空气稀薄,在中国国内航空业中占大多数的大型飞机??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的飞机,在某些条件下,尤其是在恶劣天气和满载乘客的情况下,普遍缺乏足够的动力和升力以满足飞机顺利起降的要求。所以,在2002年,北京政府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中国将制造一种新型客机,它不仅能在西藏的邦达机场轻松起降,而且将使中国成为备受世人瞩目的世界级商用飞机制造商。

5年之后(2007年),一架名为ARJ21-700新型飞机的样机停放在上海北部的一个普通的飞机库里。


ARJ21-700飞机被称为“21世纪新一代支线飞机”,它是中国近40年来第一个自主研发的商用飞机项目成果。它有可能在2008年首次试飞,届时将成为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支线客机之一。ARJ21-700项目的出资方??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AVIC-1)民机部部长汪亚卫说:“ARJ21-700将证明中国正努力成为一个世界级的飞机制造商。”

“飞上蓝天”,这个体现着国家意志的愿望,跨越了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漫长距离,将历史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航空工业向产业化发展的新时代!然而想一想,在这个跨越之前,中国商用飞机发展的路线图还仅仅是徘徊在人们大脑里的一个极不确切的概念、一个又一个在概念阶段就下马了的项目、地面上一堆又一堆的部件和档案室里一摞又一摞标有“秘密”字样的纸片而已。

让一架新研制的商用飞机飞起来需要冒巨大的风险,这是一场着眼于未来的大赌博!在商用飞机领域的每一次豪赌中,输家从此一蹶不振,而赢家又不得不为了满足新的市场需求和迎接新竞争对手的挑战而赶快进入到另一场豪赌之中。

在商用飞机制造业,有一个规则就是:预测明天。

世界航空市场的变化是反复无常的,难以预测的发展前景会毁掉即便是设计得最好的飞机。一个今年还很有希望的飞机概念,可能明年就会被航空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毁掉而变得毫无用处。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们真的知道未来需要那种飞机吗?

他们能够预测明天航空市场的发展吗?

起码,他们并没有在世界发生变化的时候静坐一隅,ARJ21-700飞机是中国民机工业吸纳后的必然勃发!


第一章 路漫漫兮


ARJ21-700飞机之前,中国有数十种都停留在顶层设计阶段的商用飞机方案,这些没有飞起来的飞机数量甚至可以编成机队飞行。在近40年的时间里,这些因为各种原因被抛弃的飞机方案设计正是中国民机工业向产业化道路发展的艰难积累。

早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拉开了中美外交的序幕,中国首次向波音公司定购了10架波音707飞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与波音公司的合作与日俱增。截至2005年3月,中国民航运营的802架飞机中有501架为波音飞机。以飞机架数计算,波音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为63%,以飞机座位计算,市场份额为67%。西方媒体对此惊叹:“中国给予美国飞机制造商的回报好像多的无法估量”……

1985年2月,获得了一系列技术成功的运10飞机被挡在适航许可证的门槛之外,最终退出了世界民机竞飞的天空……



上下求索


作为运10飞机的设计单位,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640所)始终主张研制干线飞机。运10飞机的研制始于1970年8月,前后历时15年,1980年9月26日成功首飞;1985年2月停止研制。在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的一份内部资料里可以完整地了解到当年事件发展的始末。

根据资料显示,当时,原第三机械工业部起初想将正在南昌320厂研制的歼-12飞机交给上海生产;空军航空工业领导小组想要“尽快做出一个大型运输机的设计方案以便曹里怀副司令去上海落实”;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一开始就明确提出要搞大型旅客机作为周总理专机。最后,空军航空工业领导小组与原第三机械工业部一致决定:该机平时是客机,战时是运输机,项目由上海市领导。经过讨论,最后同意了西安飞机制造厂(172厂)设计科科长马凤山提出的“采用轰六翼型,机身参考三叉戟飞机布局特点,尾吊3台发动机”的设计方案,并要求172厂进一步做好设计生产准备。


1970年9月14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确定了以上海市企业为主的飞机研制单位:飞机总装放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5703厂(上海飞机制造厂);发动机制造放在上海第一汽车附件厂(上海发动机制造厂);起落架制造在118厂(上海航空电器厂);雷达制造在上海无线电二厂,并且准备成立飞机制造公司。

运10飞机是起飞总重110吨,能够实现洲际间不着陆直航。它的设计基本上是按照国际标准来进行的,它以美国的民用飞机适航性条例FAR25为设计依据,同时也部分参考了英国规范BCAR-D、国际民航的适航技术手册DOC9051-AN/896、苏联规范ΗЛГС-2,以及有关的MIL标准等,从而保证了飞机能够达到规定的性能指标,具有一定先进性,并为研究制定我国的民用飞机设计规范打下了基础。但是在质量控制、技术管理和生产管理方面,则与国际标准有很大的差距。

波音747总设计师乔?萨特在他的回忆录《未了的传奇》中称运10飞机为“亚洲版707飞机”。他认为这是一次有意思的经历:“1980年我们到中国专门参观了仿制波音707设计生产的运10飞机。当时有超过50个中国的工程师和政府官员陪同我们一起参观。后来我们登上了飞机并进入驾驶舱参观,驾驶舱里的布局和707飞机简直如出一辙。我发现飞机操纵系统的摩擦力太大,并建议他们对比一下中国航空公司正在使用的707飞机的操纵感。在完成试飞工作后,运十飞机就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也许这是因为但是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已经逐渐改善了,航空公司可以向美国购买喷气式飞机,这样一来,成本要比购买国产飞机低多了。”

1985年4月,运10飞机停飞2个月后,原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沈图被免去局长职务,198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沈图所犯错误的调查情况,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的职务,开除党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航空公司并不看好中国飞机制造商设计的飞机,只要他们不喜欢,飞机制造商的商用飞机设计方案就很难有机会“飞”起来。

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640所)总设计师吴兴世介绍说:“运10飞机的研制,打开了中国商用飞机产业发展的‘三条金光大道’??以运10飞机为平台,向大型远程商用飞机、大型军用特种飞机、中短程商用飞机方向发展。这种‘一个平台、军民融合、系列发展’的发展模式,完全符合世界各国商用飞机发展的普遍规律。当年,美国麦道公司的一位副总裁曾直言不讳地表示,如果有运10飞机,麦道飞机就不能顺利进入中国市场……事实上,他们真正想要遏制的并不是一款飞机产品,而是一个技术能力赖以发展的平台,但是非常遗憾,我们在当年却完全没有看清楚这一点。运10飞机的停飞,事实上是将中国民机产业挡在了‘三条金光大道’的入口。”

美国波音公司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上个世纪50年代,波音公司在成功研制了波音707飞机之后,沿着“三条金光大道”顺利登上了商用飞机制造行业霸主的宝座。第一,在波音707飞机的基础上继续向大型化、远程化发展,成功研制了波音747飞机;第二,发展运载能力强、经济性能好的中短程、远程喷气式客机??波音727、737、757、767、777、787;第三,直接在波音707、747、767的基础上改型发展预警机、空中加油机、电子侦察机、空中指挥机等军用特种飞机。

空客公司也从研制A300飞机起步,沿着“三条金光大道”继续发展,他们凭借着A318、320、330、340等系列飞机的成功研发,终于在2004年的市场销售额上超过了波音公司,成为商用飞机制造行业的新霸。2008年2月29日,美国国防部宣布采购179架由空客A330改进的KC-30(现已更名为KC-45A)加油机,合同总额达到400亿美元,这是近几年来五角大楼最大的一份合同。空客公司在“三条金光大道”上飞速前进。

波音公司是最后一个进军商用客机市场的,正如波音747总设计师乔?萨特所说:“波音公司在商用客机领域多年来与‘商业成功’隔岸相望,而那些军用项目无疑使波音公司对商用客机燃起了新的希望。”
194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宣告结束时,波音公司首席空气动力学家乔治?谢勒和其他美国技术情报人员在位于德国福肯罗德的一家航空研究中心的枯井中,发现了德国人仓促丢弃的一些风动试验数据,这些数据表明采用后掠式机翼能够提升飞机的飞行速度,而后掠式机翼加涡轮发动机的模式将成为未来航空发展的方向。随后,波音公司更改了B-47飞机的设计,将喷气发动机安装在机翼之外而不是机翼或机身之内的方案,这是波音公司在飞机设计领域取得的一项重大而重要的进步。再融合采用后掠角35度的后掠式机翼,B-47飞机的推出使波音公司站到了研制开发大型喷气式飞机的前沿。此后,波音公司开始了世界上第一架长航程、后掠式重型轰炸机B-52的研制,波音共生产了744架B-52轰炸机,掌握了丰富的设计与生产技术。20世纪50年代初,在军方的支持下,大量的军机技术被转移到商用喷气式飞机的制造中来,波音707飞机的技术90%来自于军用飞机,它宽大的载客空间和卓越的洲际航行能力,打破了被道格拉斯螺旋桨客机对商用客机市场的长期垄断,波音公司在“商业喷气时代”扮演了重要角色。

林左鸣对此评价说:今天,全世界都已经把军民融合再次看成是军工产业转型新归宿,而“三条金光大道”的观点是关注到了这种变化。当年,如果在运10飞机叩不开民航大门的时候,能够快速地调整方向将其转型成为军用产品,我们就能够站在与波音公司当年研制喷气式大型客机相同的起点上重新起步,或许中国的大型喷气式商用飞机早已经问世了。可见,一种正确的发展理念,只要坚持不懈的进行下去,必将自动证明自己的正确……

可惜!中国的商用飞机不仅具有世界商用飞机行业的共同属性,同时还存在着太多的宿命!能够决定其发展的因素只有两个:社会变革与资本。

在1969年10月?1972年8月间,中国曾经先后上马了3个大型飞机项目,这3个项目的诞生与结束都受到国际关系、国内社会变革、地方利益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航空工业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已经使其发展成为影响世界格局、全球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1969年3月,珍宝岛战斗之后,中苏边境持续紧张的局势使中国的战备工作进入了突击性临战阶段,在此期间,林彪提出:大搞轰炸机,大搞运输机的要求。聂荣臻同志在其回忆录中说:“所谓‘第一个号令’就是1969年10月18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此前,国防科委第六研究院已经向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下达了研制远程大型运输机(运9飞机、称“10号任务”)的任务。10月30日,中共空军党委向军委办事组、国防工办并周总理提出:力争在1972年基本将汉中歼击机基地改建成为大型运输机基地的报告。半年之后,一个更迫切的研制任务取代了远程大型运输机的研制:1970年6月10日,国防科委第六研究院又向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下达研制远程轰炸机的任务(称“12号任务”),12月31日,空军党委、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向周恩来、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递交《关于研制远程轰炸机的报告》:研制工作由西安飞机制造厂和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603所)进行,争取1973年出样机,1974年批量生产装备部队。

1970年8月,毛主席视察上海后,中央军委、国家计委向上海市下达了研制大型客机(运10飞机)的任务。

历史与政治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常常令我们的认知能力变得苍白失色,但是,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不在于事件的本身,而在于事件导致的后果。珍宝岛边界冲突事件之后,毛泽东通过充分发挥国家关系中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僵局,最终完成了对外战略目标的转移,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握手”。大型喷气式客机的研制,也未尝不可看作是毛泽东对林彪背着自己擅自作重大决策的一种制衡作用: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坠机身亡;1972年8月22日,国部科委第六研究院下文通知:远程轰炸机研制任务暂停下来,各项预研项目与上海708工程(运10飞机)结合起来。此后,毛泽东再没有过问运10飞机的研制情况。

远程大型运输机、远程大型轰炸机、大型喷气式客机,3个大国之重器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而尖锐的关系下开始研制又相继结束的。截至1985年2月,运10飞机共投入资金5.377亿元人民币;相继下马的远程大型运输机、远程大型轰炸机,使中国空军至今未能完成向战略型空军的转变。面对百废待兴的中国,邓小平在确定改革开放的决策时也作出了军队建设为经济建设让路的决定,1985年又正式提出“军队要忍耐”的口号。凿开覆于信息表象之上的冰层,去多了解一些历史的复杂性,或许会多一些理解而少一些怨愤。

上海飞机制造厂在半年前就获知了远程轰炸机研制任务暂停的消息,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上飞四十年》中记录“1972年1月15日,‘远轰’缓办集中力量先把708工程搞上去。”接下来,空军各科研单位、航空工业向上海市支援了更多的工程技术人员,从此也为“军民之争”埋下了伏笔,随后,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又开始了一场缠绵永续、无始无终的产业争夺。

原FAI院长黄强在《中国民机产业崛起之探索》中总结中国民机发展的教训时提到:地方政府有时干扰国家的决策,地方政府对航空工业有很高的积极性,强调各自的优势,希望民用飞机的生产定点在本省/市,但对航空工业的特点不甚了解,对民机研制的长期艰巨性缺乏认识。事实上,最早尝试地方办航空工业的上海市政府在1986年时就已经意识到航空工业应该由国家统一领导,地方办航空工业困难很多。1986年7月19日,上海市召开市长办公会,一致同意将上海航空工业公司及上海飞机制造厂、航空发动机厂、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划归航空工业部。

1978年,《读卖新闻》驻香港记者松永二日在对上海的一些企业进行观察之后,预言中国即将开始一场新的经济革命,“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靠上海那几家老工厂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因此,必须下决心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近来,中国加强同外国的经济关系的活动令人目瞪口呆,中国派出党政领导人到31个国家访问,并且接待了15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而他们绝大多数是以前的敌人??西欧发达国家,不言而喻,这种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在于引进先进技术。”此后,国际上思考“中国经济崛起将对世界造成怎样影响”这个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一向严谨的《经济学人》认为“中国目前缺乏市场常识,他们对市场需要怎样的产品、设计和质量规范缺乏经验,唯一的方法是从其它国家的经验中照搬,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这样做。”

如果说,40年前中国商用飞机是作为社会变革的伴生品出现的,那么未来30年,我们理应期待由更多的商业智慧构成中国民用飞机产业发展的历史。社会变革的最终成果,不是一架飞机与一个产业,而是中国体制内最深刻的思想变迁。但是,在当时我们并没有完全清晰的看到这一切,20世纪80年代,国家吹响了民机产业的第一次“集结号”,征战在中国民机战场的将士怀着极不情愿地的心情,被迫撤出了已经是烽烟四起的战场……

在此期间,西方军工产业在新军事变革和政府的共同推动下,借助资本运作的优势进行了大规模的兼并重组,走向了“全价值链集成经营”的企业转型之路……


1986年12月4日,国务院第125次常务会议决定,抓紧发展干线飞机。从项目论证开始,到1999年波音公司宣布关闭MD-90系列飞机生产线为止,中国干线飞机项目又开始了历时14年的探索……

1987年1月,原中国航空工业部与中国民航总局联合向波音公司、麦道公司、空客公司等国外6家飞机和发动机制造公司发出联合研制干线飞机的邀请。

漫长的谈判持续了6年……

空客公司首先明确拒绝了原中国航空工业部提出的联合研制改型飞机的要求,他们表示,“刚刚定型的A320飞机代表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不需要做任何改动”。随后,中方也否定了空客公司合作生产A320飞机的建议。

原中国航空工业部与中国民航总局转而将波音公司视为合作伙伴,想在波音737-400飞机的基础上进行改型设计。1988年10月,经过4个月的干线飞机合作方案可行性研究之后,波音公司最后提出,“由于波音737/757市场销售情况良好,波音公司无意按照中方干线飞机项目要求对现有737/757进行改型”。无奈,中方放弃了改型要求而希望能合作生产150架波音737飞机,对此,波音公司则需要中方承诺,“波音公司生产的其它大型飞机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能够达到70%”……

1992年3月,最终只有麦道公司同意了中方将MD90-30飞机的2轮起落架改装成4轮起落架的要求,这既达到了中国民航总局提出的“提高中国国内机场的起降能力”的要求,又满足了原中国航空工业部“牢牢抓住设计主动权”的要求。这一年,麦道公司在飞机行业的收益下滑了62%,华尔街开始担心麦道公司是否还能在这个行业支撑下去……

1993年,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提出:以合作生产40架MD-90飞机为基础,以国际合作发展100座级飞机为突破口,实现立足国内研制生产180座级飞机的目标的“三步走计划”。

中国启动干线飞机项目的时候,国际民机市场正处于周期性的10年衰落时期,商用飞机销售价格大幅下滑,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逐渐感觉合作生产MD90-30飞机经济压力增大。1993年2月,中国民航总局又向国务院明确提出,国内所有飞机跑道都已经改造完工,航空公司不再需要“2轮改成4轮”的MD-82T飞机。为此,国务院花费了近2两年时间在双方之间进行协调,原本40架的飞机合同,包括3架MD82、17架MD82T(4轮起落架)、20架MD90-30T(4轮起落架)最终改成:工业部门生产20架MD90-30飞机,中国民航总局直接向麦道公司购买20架MD90-30飞机……

当中国工业部门与民航部门正在为一些琐碎而毫无价值的事情相持不下的时候,另一个能真正决定MD90-30飞机命运的交易,也在一种不容质疑的强势力量推动下紧张地进行着。1993年的夏天,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威廉姆?佩里与美国国防产业的12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共进晚餐,席间威廉姆告诉他们,他即将掀起军工企业合并浪潮……1996年12月15日,波音公司用133亿美元合并了麦道公司,实现了在商用飞机领域的统治地位,此前,为了避免欧盟委员会的阻挠,波音公司做出了关键性的让步,取消了与世界上最大的3家航空公司??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和大陆航空签订的独家销售协议。半个月之后,法国、德国、英国和西班牙也终于做出对空中客车进行改造的决定,将其建成一个统一领导和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以抗衡美国的威胁,不在欧洲内部竞争的决定是空客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协作经营则是空客公司取得繁荣的法宝。

1997年11月,波音公司宣布MD-11、MD-80和MD-90系列飞机生产线将随着2000年2月最后1架飞机的交付而关闭。随后,本来就不喜欢MD-90飞机的中国民航总局明确提出:国内MD90-30飞机也应该与波音公司同步停产……

在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生产最后2架MD-90飞机期间,厦门、海南、深圳、山东、武汉、云南、新疆等一大批地方航空公司都配备了波音737飞机,他们表示,乘客都感觉乘坐737飞机比乘坐机身狭长的MD-90飞机要舒服一些。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民航总局总购买波音737飞机的总数超过了150架,波音公司也完成了737飞机的系列改型……

1997年,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的“三步走计划”被佩里在“最后的晚餐”上掀起的合并狂潮所彻底湮没……

中国商用飞机的产品链断裂……

中国民用航空工业界开始反思,中国商用飞机应该向何处去……

20世纪90年代,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在中美合作生产干线飞机项目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焦虑地销售分摊在他们身上的20架MD90-30飞机,与此前不同的是,这次不再是简单的“组装飞机”,而是与麦道公司合作制造飞机。最终MD90-30飞机只生产了2架,麦道公司就被波音公司兼并了,上海飞机制造厂的生存也随即陷入了困境。虽然,当年麦道公司急于通过占据中国市场来扭转与波音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失利的目的最终落空了,但是,中国飞机制造厂商也在近10年的合作生产中积攒下了宝贵的现代商用飞机制造经验。

原AVIC-1民机部部长王启明表示:MD-90项目带给中国航空工业最大的收获是飞机制造技术上的突破,我们掌握了很多生产管理技术与项目管理技术,包括如何制定关键的生产节点,制定详细的生产计划。从此之后,中国飞机制造厂商,能够按照国际先进的工艺标准来制造国际先进的商用飞机了。同时,我们也构建起了以上海飞机制造厂作为主制造商,西安飞机制造厂、沈阳飞机制造厂、成都飞机制造厂作为主供应商的生产分工格局、厂际间生产管理与产品质量控制的制造体系。我们在组装MD-82飞机的过程中仅仅扮演了大部件组装的角色,技术含量是很低的,只占全机工作份额度的6%-8%。MD-90项目改变了我们的角色,我们除了复合材料受到美国禁运的控制,其余所有工作都是从原材料进口开始一点点干起来的,最终90%机体的生产实现了国产化。这其中涉及非常重要的先进工艺标准,麦道有1000多项工艺标准,我们当时就使用了800项。而且,我们还取得了经过适航批准的生产许可证。当时,美国航天局指出:532项检查基础上,中国组装的一次检查合格率为95%,麦道公司只有51%。

但是,历史仍然留下许多细节让我们慢慢思考,当我们对此思考的越多时,它就展现出越来越大的意义。我们不得不遗憾的看到,这次历时14年的技术合作仍然是一次无涉商业精神的尝试,动机与目光仍然局限在获得技术的层面,而完全没有“实现商业成功”的诉求。

1992年,麦道公司向外界公布了MD-12飞机的设计资料,几个月之后就宣称将自己商务客机业务的40%以20亿美元的价格转卖给台湾航空航天工业公司,这令波音公司感到非常紧张,于是开始去华盛顿游说极力反对此事,台湾航空航天工业公司最终退出了这场交易,而此时,一些美国的投资银行家也积极地跑到图卢兹与空客商谈将麦道建成空客在美国长滩市的分公司,这些行为促使五角大楼下定决心推动这次兼并。1996年11月,国防部门突然不再允许麦道公司负责军用飞机的设计与制造工作,而将他逼到了波音公司的谈判桌前。1996年12月10日,两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西雅图四季酒店的一间套房内仅用45分钟就在收购价格上达成一致,而在此前,波音公司的投资银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已经耗费了三年多的时间仔细调查了麦道公司的财务状况。

商用飞机制造业内很少有什么秘密,但是当时,面对技术诱惑,我们最终放弃了对商业风险的谨慎态度。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陈启南回忆说:“其实,早在几年前,当我们选定MD90飞机时,就有外商中的华人提醒我们,麦道公司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和麦道公司进行长期的合作项目将会有很大的风险。但是当时,我们对此置若罔闻,直到麦道公司被合并,我们才感到惊讶。”


正当我们对商用飞机领域无法描述的微妙与复杂深感错愕的时候,另一个霸主紧握着一个真正的商业动力从喧嚣的疆场上驰骋而来,空客公司给每位员工都发了一枚徽章:在波音公司的徽标上压着黑色的“打败”二字??“打败波音”,这提醒着他们:现在是实行新战略的时机了。

对此,林左鸣充满感慨:“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界最需要的就是真正的商业精神。对于中国军工企业来说,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更是非常缺乏,因为它一直是作为政府部门的附属体而存在的。现在,虽然我们很多的企业、很多的研究所承担着商品制造,但是仍然更深刻地存留着官本位的痕迹。发展到一定程度,进取、拼搏、冒险的创业精神,会很快的受到许多行政的、官本位等方面因素的冲击。”

仍显幼稚的现实,并不意味着它的未来不值得期待,商业精神对于中国航空工业的重要意义并非在于它摧毁了一个旧传统,而在于它在建立一个新世界。

那一时间,社会各界拯救中国民机工业的呼声不断,随之而来的各种飞机选型的争论也甚嚣尘上。

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这样认识历史:“历史是阳光永远照射不到其底部的沉默之海,在巨大而沉默的大海之上,高踞着在历史上造成喧哗的人们。但恰恰像大海深处那样,沉默而无边无际的历史内部的背后,才是进步的本质,真正传统的本质。”

三争纷纭


中国的民机工业,除了争论不休的“大飞机”,还有更加激烈的“干支之争”“对外合作与自主研制之争”和“东西之争”。

西安阎良被誉为“中国西雅图”。

中国最早的大型运输机、远程轰炸机的研制就是在西安艰难起步的,航空工业内的专家都将运9飞机看作是中国大型运输机的前身。“1972年8月22日,远程轰炸机项目缓办之后,603所和172厂的200多名年轻技术骨干被抽调至上海,与从全国召集的400多名技术人员组成了上海市708设计院(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参与运10飞机的研制。”原603所所长李洪毅对航空工业对上海市的第一次人力增援仍然记忆犹新。

中国最早的一款支线客机运7,就是由西安飞机设计所与中国一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飞公司)共同设计、制造的。运7飞机的研制始于1966年,是经过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在前苏联安-24客机基础上测绘仿制的一款以支线客机为基本型的多用途运输机。1970年12月25日成功首飞,1982年设计定型,1984年1月23日,获得中国民航总局正式颁发的适航证,1986年4月正式投入客运,从此打破了外国飞机垄断中国民航客运市场的局面。

运7-100飞机先后有60多架投入使用,曾经是运营在我国支线航空市场上最大的机群,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运7-100被勒令停飞,从此失去了全面占领市场的机会。1988年,西飞公司开始了运7-200A飞机的研制,并于1993年12月26日成功首飞,1998年5月获得中国民航总局正式颁发的适航证。

中国一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FAI)院长吴光辉曾表示:“干支之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生存之争。对困难现状的坚决告别和对中国民机工业发展的强烈追求,成为每个人最初的人生价值与使命责任。事实上,我们始终盼望着能够在一个实际的项目当中去实践、积累和拓展我们的设计理念与技术,我们盼望着能够踏踏实实地走完一个民机研制的全过程,从市场开发到产品设计;从适航取证到交付用户;从产品支援到系列发展。

1988年与德国MBB公司合作的MPC-75项目,使正处于由仿制向自主设计进行过渡时期的国内设计师第一次触及到了“现代民机设计思路”,当时合作的工程技术主要包括:总体优化设计技术、强度载荷滚动设计技术、符合民机适航要求的强度分析与校核程序、民机气动弹性分析计算、复合材料设计、系统与产品规范编写方法等大量的设计标准、规范和手册。从那时起我们才明白设计商用飞机应该从哪里着手,怎样根据客户的需求考虑设计上的权衡,在之后的与波音和空客合作的AE-100项目中,至少在项目前期的论证过程中,我们的设计人员能够与波音和空客的设计人员按照现代商用飞机的设计理念进行对话。

中航商用飞机公司(ACAC)总经理助理陈绥宁则认为:事实上,“干支之争”恰恰反映出我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我们只管造出飞机”这个旧有观念意识里,却忽视了发展民机产业最重要的一条规律是“获得商业成功”。至于“对外合作与自主研制之争”,关键不在于采取何种形式,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项目中起到主导作用,是否能够做到降低成本满足客户的需求。MPC-75项目正是全面提升我国商用飞机研发理念的一次有益尝试,在项目过程中形成的与商用飞机相配套的技术转让成果,令国内进行商用飞机研发的人耳目一新,那种感觉就如同第一次听见了邓丽君的歌声!当时中方在14个工程技术与管理专业领域参与项目的预发展工作,主要内容包括:飞机初步设计工作、项目计划与控制、制造工艺与生产准备、适航鉴定与质保准备、市场和销售活动、产品支援准备、产品核算与财务分析等一整套现代商用飞机设计管理体系,都是我们在MPC-75项目中所学到的,并且应用在了运7-200A支线飞机的设计中。1989年?1992年,我们按照涉及飞机设计的8个方面,32个专业成系统地组成了176人的人才队伍前往德国,完成技术转让合同的转让内容,这也是当时科技人员出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在MPC75项目期间,德国人一个星期就能拿出一个设计方案,我们要一个月才能拿出一个设计方案。我们是靠人工描图,德国人是靠计算机编程画图。到了AE-100项目时,不到5、6年的时间,我们的设计人员不到一个星期也可以拿出一个三维设计方案了。但是,在标准体系建设上仍然存在非常大的差距。

原AVIC-1民机部部长王启明说:最终,MPC-75项目由于国内做出研制干线飞机的决定而被终止,但是项目所形成的2600万马克的技术转让合同确是空前绝后的成果。技术转让合同内容涉及8个大方面,32个专业内容,852个人月的培训工作,其中包含一个科学数据库系统、73个应用软件。主要有发展控制的修改程序、气动设计、结构动力学、性能、构型控制、结构设计、修理、系统设计、材料与工艺、适航、可靠性技术、质量保障、产品支援、市场开发与研究等。我们派出的176人包括总师、室主任、专业组长和技术员,是专业齐全、合理搭配的人才队伍。他们与MBB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以MPC-75项目为对象,在实际的项目中提高了设计水平。通过技术转让,我们的设计人员首先在设计观念上得到了更新,对民用飞机的设计要遵从市场要求有了深刻的认识;通过合作了解了研制阶段的任何重大技术决策都受到用户要求、竞争能力、飞机价格、适航审定、产品服务等因素的制约,了解了研制民用飞机的完整体系,特别是在复合材料设计技术上获得了宝贵经验,西飞公司后来承担了A320飞机的4件复合材料零部件的制造。1993年,在航空航天部的支持下,603所将全套技术转让资料与软件向上海640所进行推广,提高了640所的商用飞机设计软件技术水平。至今,仍在国内进行商用飞机研制的人,相当一部分都是当年经过MPC-75项目培养出来的,例如FAI的院长吴光辉、FAI的民机总设计师陈俊章、FAI负责适航的副总设计师朱余华、ACAC负责规划的总经理助理陈绥宁、ACAC负责市场销售的叶叶佩、西飞公司客户服务部总经理张智仁等等,这些人有理论、有实践、有经验,把当年学到的知识都用在民机项目上。

相比MPC-75,AE-100项目却更是生不逢时!

在改革开放的初年,邓小平曾经尝试用“巨额资本密集投入”的方式来迅速地拯救中国经济,但是,在发现这一计划无法实现的第一时间,邓小平就迅速地改变了战略,他开始把重点放在上万家国有企业改造上,期望通过对他们的放权让利,改造激发出生产积极性。西安飞机设计所和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飞公司)敏锐地意识到应该充分利用国家给予企业的自主权,借助自身条件和优势主动谋求企业发展,商用飞机的研制取决于市场,企业拥有较大的主动权。此时,上海航空工业公司的MD-82飞机正在进行组装,西飞公司的运7飞机技术已经趋于落后,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603所、西飞公司与韩国大宇公司探讨如何共同开发一款新型支线飞机,从发挥各自所长的原则出发,确定了项目的合作模式:603所承担飞机的设计工作;西飞公司承担飞机的部分生产制造工作;韩国方面参加有关设计工作,承担部分生产制造任务,并提供型号研制所需的资金投入,1993年夏天,双方基本对94座的技术方案达成一致意见。与此同时,关于先发展干线飞机还是先发展支线飞机的争论也达到了高潮,603所明确提出我国商用飞机应该从90?100座级飞机起步的观点。

1993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尝试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阶段,直接触及到国有企业管理者与资产所有者之间的权利调整,取代了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初期改革模式。这一年年底,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也正式通知603所和西飞公司:对韩国合作的新型支线飞机必须由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组织管理。随后,认为对韩合作纯属是企业行为的西飞公司总经理王秦平与603所所长李洪毅等人被召赴京统一思想。

时任国家总理李鹏与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在互访中达成共识,加强在商用飞机领域的合作,经双方认可将飞机定名为AE-100(亚洲快车100)。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基于减小项目风险,获得国外适航许可证的考虑,向世界商用飞机制造商发出了寻求AE-100国际合作伙伴的信息。随后,波音公司提出将AE-100作为B737飞机系列的向下延伸,设计工作由波音组织并在波音公司总部完成,并且,中韩必须为使用波音公司的技术资源和享受“波音公司”名称支付高达10亿美元的费用。这些苛刻的合作条件被当时渴望掌握项目主动权的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断然拒绝;而拒绝与麦道公司合作的原因则是无法容忍,麦道公司在已经进入发展阶段的MD-95飞机与AE-100项目之间举棋不定的暧昧态度;在此之后,中韩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并最终被中国、新加坡联盟所取代。

欧洲合作伙伴的选择与谈判也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在拒绝了与德宇航的合作之后,与法宇航、英宇航和意大利宇航公司联合组成的亚洲国际飞机公司(小AIA)签订了初步合作意向书,但是小AIA的所有技术标准、技术诀窍全部归属于空客公司。1997年5月15日,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由空客公司与小AIA组成的支线飞机公司(空客AIA)和新加坡三方签署项目框架协议。但是,原定于1998年2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最后一轮谈判,却再也没有举行……

1998年6月,中国长江流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的全流域性大洪水,长江洪水泛滥是长江流域森林乱砍滥伐造成的水土流失,中下游围湖造田、乱占河道带来的直接后果。洪水导致29个省市受灾,死亡4150人,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551亿元人民币。1998年8月28日,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当晚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港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在两个星期的托市行动中,中方投入资金1637亿港币……全球舆论几乎异口同声地宣称,人民币如果不贬值,中国经济将举步维艰。

1998年6月17日,用于AE-100项目的100亿元人民币“总理基金”划出了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的账户,AE-100项目宣告终结。

1998年9月7日,在英国国际航空展上,空客公司正式宣布投资5亿美元研制107座支线飞机A318(与波音公司的B717飞机竞争),并且已经获得了109架的定单。所有业内人士都看得出来,这就是3个月前空客公司以“市场前景不乐观,没有足够的定货”为理由而终止与中国合作的AE-100项目!英国《金融时报》对此发表评论说:“这对中国正处于萌芽中的航空工业是猛烈的一击,使其成为重要的飞机制造商的计划丧失了非常关键的发展机遇。”

此后,“对外合作与自主研制”成为继“干支之争”之后又一个观念与舆论争论的焦点,对于飞机项目总装地点的“东西之争”也在这一时期初现端倪。韩国大宇公司一再要求将总装厂建在韩国;中国要求总装在航空技术实力雄厚、研制、试验、试飞配套的西飞公司。随着项目的进展,欧洲公司对西安和上海的考察增多,尽管他们认为西安的设计与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上海,但是,上海的环境优势却显示了诱人的魅力,飞机总装由西安移往上海的思想由此萌芽。

飞机总装地点的选择涉及到国家工业布局规划与发展战略的实施。1989年的风波竟意外地带给上海浦东一个发展机遇,当时中国遭到国际制裁,改革开放面临挑战,中央希望有一个举措在国际上树立中国更加改革开放的形象,邓小平认为:将上海发展起来是一条捷径。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基随即提出:开发浦东,加快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1990年浦东开发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成为上海振兴战略的两翼,有经济学家对此总结说,浦东的成功主要表现在经济上,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决不仅仅表现在企业与金融机构数量上的增加,市场国家的成功,无一不是市场制度的成功,上海建立与遵守市场规则的能力尚有待各方重新认可。

1997年3月21日,国务院决定将AE-100飞机的总装定点在西安。作为AE-100项目的最初策划者,603所承担了AE-100项目的5项技术攻关:超临界机翼设计和试验验证、商用飞机载荷分析系统、AE-100复合材料结构设计技术、AE-100电传操纵系统攻关、产品数字化设计和管理;西飞公司主要负责AE-100胶接机翼壁板喷丸成型技术研究与应用。这些技术攻关内容涉及我国在大中型运输类飞机研制中存在的关键性问题。但是,在AE-100项目结束后,中国商用飞机领域没有了可以继续实践的项目,这些技术攻关的实践与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不能得到实际应用与继续发展,就连这支商用飞机研制队伍也不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对于商用飞机设计理念的认识随之也出现了不小的倒退(德国多尼尔D728项目结束时,同样希望能够完整地保留设计队伍;而印尼飞机工业公司被冲垮之后其大部分优秀人才都被波音和空客公司吸收)。更为可惜的是,MPC-75项目的技术转让成果也随着大部分人员的流失而成为断简残编,没有真正在中国土地上形成民机领域急需的设计与研制体系。

事实上,在当时,100座级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飞机选型,因为这是大型飞机与支线飞机衔接的地方,缩短一点就是支线飞机,但是只要加长一点就会直接与空客A318(107座)与波音737-500(108座,1989年6月30日首飞)型飞机产生直接的竞争。所以,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既不愿意冒险进入支线飞机市场,同时,他们也必然联合起来对任何敢于觊觎大飞机市场的飞机制造商予以致命打击,即使是那些有能力进行独立研制的飞机制造商也不能逃过命运的劫杀,那么,中国试图通过与波音或者空客进行合作,然后再将所学到的技术与经验用于制造自己的大型商用飞机的梦想,无异于与虎谋皮……

原AVIC-1总经理刘高倬在一次采访中对此总结说:“对属于高科技领域的航空工业来说,占据领先地位的先行者,为了保持其对技术的垄断地位和丰厚的利益,是不会愿意让后来者轻易地与自己分享这块市场的,这是现实,也是一种必然。”

比AE-100项目更充满悲情色彩的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出资制造的130座级涡桨飞机N-2130,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断送了这个飞机项目,更为重要的是,印度尼西亚政府通过制造这款飞机来建立本国飞机制造业的梦想彻底破灭。

印度尼西亚被誉为“千岛之国”,是一个非常适宜发展航空运输业的国家,印尼政府也一直把发展航空工业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印尼总统苏哈托委托在德国学习飞机制造的哈比比博士于1967年8月23日组建了国营印尼尼西亚飞机工业有限公司(简称努桑达拉公司)。在哈比比博士的支持下,努桑达拉公司从西方大量引进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同时还派出了大批技术人员到西方学习航空制造技术。公司鼎盛时期员工近2万人,其中工程师占10%。印尼政府在1981年还颁布了一项法令:凡印尼国产飞机能够满足要求,国内无论军队还是民用部门都必须买国产飞机,不准进口。就在印尼政府的政策保护下,印尼国内市场才能对国产飞机敞开大门,印尼航空业得以迅速发展。

1979年,努桑达拉公司与西班牙CASA公司合作研制了35-40座的CN-235,不但满足国内需要还实现出口;1989年,努桑达拉公司独立研制了50-54座的新一代支线飞机N-250;1994年,根据市场的变化研制了60-70座的N-250-100型支线飞机;与此同时,努桑达拉公司还将研制130座级涡桨飞机N-2130。

然而,就在N250还差一年就可以取得美国联邦航空局(FAA)和欧洲联合航空局(JAA)适航证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印尼经济陷入瘫痪,努桑达拉公司随着亚洲金融风暴被冲垮了。

多年后,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评论说,印度尼西亚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领教了航空业市场的深不可测……

而林左鸣却认为,美国《时代周刊》只说对了一半,导致印尼民机产业悲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缘政治的扼杀!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答应援助印尼的附带条件就是“一分钱都不能往飞机上投”,结果印尼两届总统亲自挂帅,苦心经营的航空工业被西方国家一巴掌打翻在地还重重地踩上了一只脚!

在抗洪救灾、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之后;在保卫香港股市和港币的托市行动之后,中国政府又将怎样拯救中国民用航空工业??这个国家战略型产业岌岌可危的生命呢?

1998年,在国防科工委的20年产业规划报告中指出:2010年之前,中国不再搞整机研发。当年的信息制度并没有向今天这样快捷而透明,甚至被外国学者称为“透明猫”时期。当时这份文件虽然仅仅在小范围内进行了传达,但是带给整个民用航空工业的震惊在多年后仍令当事者记忆深刻。

1998年,AE-100项目解散时,参加过MPC-75与AE-100项目的设计人员在北京告别,面对吉凶未卜的前途,他们极其悲壮地喝了一次酒,几十号人站在祖国的星空下掩面痛哭:这一辈子恐怕是再也别想研制民机了!他们站在祖国的蓝天下拥抱告别:祖国的蓝天上怎么就飞不起来中国的商用飞机。

AE-100项目之后,中国民机工业的中流砥柱,一部分成为汽车领域急需的新鲜血液;一部分则把在国外学习到的先进的技术应用于开发游乐园的摩天轮和超级秋千。挥之不去的“民机情结”在摩天轮的旋转中被渐渐绞碎……

中国民机研制再次失去方向,这一次真的是到了危及的边缘,甚至是连星星之火也即将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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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3 11:44:53 | 显示全部楼层
之失


事实上,比技术递进显得更为迫切的问题却是企业人员的生存状况。1996年,商用飞机设计人员开始大量的流失,就如同股股的鲜血从破裂的血管里无声地流逝……

无论是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还是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1996年生活几乎都陷入了绝境,连职工的工资发放都成了问题。在西安阎良,所里为了完整保留设计队伍,他们曾经只实行半天工作制,而把所里节约下的能源经费作为工资发给职工。当时,就连阎良当地经营蔬菜的小商贩都抱怨说:“100座下马了,我们的菜价也上不去了”。

“军队要忍耐”使中国军队建设主要以防御为主,武器装备更是在多年间仅仅处于简单的维持,全军除特殊装备外,基本只是处于只预研而不生产的状态。西飞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孟祥凯回忆说:“西飞公司是从事大型军事装备生产的企业,当时国家的战略是国土防御,导致我们的产品一直只有很少的订货量,企业发展也不受重视。西飞公司30多年才生产了200多架飞机,这只是生产歼击机厂家两三年的生产量,我们一直生活在强烈的生存危机当中。在最困难的时候,西飞公司的民品产业为企业的后续发展提供了支撑作用。“当时,西飞公司下面有300多家企业,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现在有些企业的效益下降了,但是,当时这些企业是发挥了历史性作用的,没有这些企业创造的效益,西飞公司人心会涣散,生活会很艰苦。”孟祥凯感慨地说。1994年7月1日,《公司法》正式颁布,中国企业步入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规范化管理时期,一种叫做“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新模式在国有企业中开始推行。随后,西飞公司由17000名自然人和5名法人发起设立“西飞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这是西飞公司资本运作的第一例。


1996年,上海飞机制造厂不断听到波音公司要兼并麦道公司的消息,“我们的生产速度越快,就越觉得自己末日就要来临了,MD-90飞机干的时候就很悲哀,飞机飞起来的时候,又成了我们断粮的时候。”当第二架MD-90飞机试飞即将结束的时候,时任上海飞机制造厂执行副厂长王文斌,准备到上海的一家美国公司去打工。公司董事长面试就提了一个问题“你在中国国有企业职位不低,为什么要来打工?”王文斌回答的也非常坦率:“我的梦想还是造飞机,但是现在我们没有飞机造,估计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会造飞机,所以我需要找点事情干。”董事长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年薪税后18万”的要求,回来后,他却被上海航空公司总经理李万新以年薪6万留下来了。自从20世纪80年代,上海飞机制造厂就开始与新加坡、香港的一些飞机维修公司进行合作,MD-90项目结束后,上海飞机制造厂决定将最好的技术工人送到这些公司去打工。王文斌说:“当时的想法就是用劳务输出的办法将最好的技术工人储备下来,工厂提供所有的条件,挣的钱都归个人,唯一的条件就是工厂开始制造飞机的时候必须回来!”


与此同时,上海汽车集团公司已经看到了汽车工业自主研发的重要性,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上汽集团有意要将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整编制接收,成为上海汽车集团公司的汽车研发中心,甚至希望通过整编把民航所管辖的龙华机场建设成为上海的汽车城。

最终,这件事被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总经理朱育理断然叫停!

1997年,中国打响了国企脱困的攻坚战。那一年夏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亲临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旗下的黎明公司督战,面对着连买煤过冬的钱都拿不出的困难企业,朱?基狠狠地批评了改革攻坚不力的企业干部,责令黎明公司干部克服畏难情绪,努力推进改革脱困。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推进下岗分流改革过程中的矛盾非常尖锐,酿出了一名下岗职工杀害了企业中层干部一家三口的惨剧。黎明公司的改革脱困攻坚陷入了僵局,成了整个航空工业改革脱困攻坚战中的一个久攻不克的要塞。

1998年“两会”的闭幕式上,意气风发的新总理朱?基豪情万丈地说,哪怕前面有地雷阵,有万丈深渊,也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外电对此评价说,中国的改革闯进了两个雷区:一是国企改革;一是机构改革。

1998年,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调旗下成都发动机公司任董事长总经理的林左鸣赴黎明公司出任总经理,增援黎明公司的改革攻坚。时任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总经理的朱育理亲自把他找到自己家里谈话,面授机宜。尽管他在成都发动机公司的改革脱困攻坚中战绩颇丰,并总结出“哀兵必胜”的理念,但是从大西南转战到大东北也是很悲壮的一幕。成都发动机公司的同事们在欢送他时送了一个扭头回顾的奔马木雕,他们希望林左鸣别忘了刚刚脱困的父老乡亲。在工作中和林左鸣结下深厚友谊的一位成都工商行分行行长是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负了伤立下战功的营长,他则送了林左鸣一支仿真手枪模型,林左鸣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时,无不动情地说:“我是带着这‘单枪匹马’开赴东北战区的。但是,我当时心里想的最多的却是,我一定要让职工有饭吃,有房住,让他们能够喜气洋洋地过日子!”

生存!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企业家唯一的梦想!而在当时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还能够做出叫停“上汽集团整编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的决策,不能不令今天的人们肃然起敬!随后,基于打破垄断、增强竞争的大跨度拆分重组在国资垄断领域展开了,军工领域的5大集团公司拆分成为10家集团,军工企业中一贯低调求稳的企业家群体此时也被推上改革浪尖,他们身上的企业家潜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发与展现。

早在1996年,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就曾为上海大众汽车工业公司进行了CATIA软件工程应用培训,并先后参与过上汽集团的一些项目,包括桑塔纳2000的设计,并与泛美公司一起搞过汽车设计;而到了1999年,为了进入上海汽车这一支柱产业,他们还参与了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新型家用轿车“赛欧”的开发。

1998年下半年,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已经开始酝酿“东西整合”,即对西安飞机制造厂、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与上海飞机制造厂、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进行合并,并以此作为理顺体制、适应中国民机工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并得到了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的支持。当时,科工委表示说:“民机要下决心合并,两个所合并步伐越快,动作越迅速,科工委支持就越大。”

虽然上汽集团整编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的想法最终没有获得成功,但却导致了大量的飞机设计人员向汽车领域的流失,而这种失血现象一直到2007年才彻底停止,长达10年之久的人才流失使中国商用飞机设计力量元气大伤……

厚积薄发


“有两种事物,我们越是经常、持续地对它们反复思考,它们就总是以时时翻新、有增无已的惊叹和敬畏充满我们的心灵: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康德《实践理性批判》

万千事中,最怕这“执着”二字!万千事中,更敬畏这“使命”二字!在民机研制道路上渐行深远的这支力量被强烈的热情驱使着:一定要让一架中国人自己的飞机飞起来!航空工业界内部在共同的心愿下快速形成“民间的研制联盟”,纷纷开始新型支线飞机的可行性论证工作。

世人常曰“世事如棋”,其实棋何尝如世事。棋之争也公开,而输赢也清白,初未如世事之诡谲难明,然最后结局之胜负荣辱,其得失之道又仿佛相吻合。即使遭遇命运的“打劫”,又有谁愿意就此弃子投降!

1998年5月18日,曾任AE-100项目中方总设计师的603所总设计师王清平说服了时任603所所长的李洪毅,决定作为民品项目推出一个70座级、采用2+2布局、窄机身的支线飞机??NRJ。国内前后共有6家企业参与研制,西飞公司、哈飞公司、陕飞公司、上航集团、上海飞机设计所和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各投资金10万元成立工作团队,大家一致认为即使国家不投入,只要飞机选型好,有市场就贷款一起研制。随即他们对国内市场展开充分调研。1999年,当意向定单达到98架时,他们向国防科工委提交立项报告,希望国家能够给予资金支持。

1999年1月,NRJ飞机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宣告失败!

或许,在一些人的眼中,中国的企业家天生带有一种悲壮感,因为他们在用个人的力量为这一场“试错”式的改革作试验品。因此能否成为伟大,永远不是他们内心最基本的冲动,而生存才是……

即使他们仍然处在生存的困境中,但是,他们开始展望未来,寻找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新坐标。尽管NRJ是“民间”的草莽所为,而且被航空工业正统的“官方”所不屑,甚至在中国民机产业的正史上鲜有关于它的记载,但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它正发生着一场影响深远的裂变。

NRJ的运作模式最终在新舟60(MA60)和ARJ21项目中被保留下来,并且得到更加完善的发展。同时,资金链的断裂也留下了更为关键的启示:要发展航空产业,仅仅有较雄厚的存量资源也是无济于事的,企业必须具备通过市场进行融资的能力,单纯依靠政府投资已经不再适合现代商用飞机的发展需求。林左鸣后来评论说:“殷鉴不远,这就是我们提出‘专业化整合、资本化运作、产业化发展’的原因。”

现代商用飞机发展的理念已经萌芽。

这些没有飞起来的飞机??ATFA(与麦道合作)、UHB(与波音合作)、MPC-75(与德国合作)、AE-100(与空客合作)、NRJ(国内自主研制),甚至还有那些来不及命名就被抛弃的设计,它们并没有改变中国没有自己的商用飞机的现实,但是,这些没有成功的合作项目却注定了要触动一些事情,中国民用航空工业在这些触动下积累、沉淀、反思。他们在反思中变得更加执着、更加自信;他们相信站在了现代商用飞机发展道路的入口;他们呼吁着更广泛的社会认同;他们等待着再一次发力的时机。

革命性的跨域并不一定需要革命性的过程,但它必须是一种慎重决策的结果。

在伺机守时的岁月里,上海、西安按照各自的技术条件与对商用飞机理念的不同理解,各自独立地逐步进行,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而“干支之争”、“东西之争”和“对外合作与自主研制之争”也成为伴随中国民机发展过程中永不停息的争论。当怀有各种诉求的利益集团和个人在与互联网的传播力量结合之后,这个行业里的事情就变成了公共事件,争论也随之升级成为舆论战。但是无论是上书、争论还是舆论战,都没能够使渴望成功的人们发现永恒的商业规律。甚至在失控的情绪中,一些观点的表达与行为显得既不怎么严肃,也不怎么道德。

上海的民机团队精明却过于审慎,虽然他们聪敏过人,但却始终没有独自放胆一搏的勇气。他们固然知道创业有着无穷乐趣,但毕竟家底太薄,在他们看来,这支因为运10飞机才搭建起来的民机队伍,如果不依靠国家意志与资金的支持,要成就民机工业的发展是难以成功的。因此,在运10飞机停飞的岁月里,他们一直不断地依靠社会各界的力量呼吁、等待着国家的政策与资金的扶持。他们不断追忆往日辉煌,甚至产生幻觉,认为凭借地理优势就可以自成体系,但是面对MD-90日渐过时的设计观念却又不敢大胆扬弃,进行技术创新;他们虽然因为家底太薄而显得底气不足,但也在争取军品项目中有过另辟蹊径的尝试;他们虽然执着于民机工业的发展,但却也始终未敢也未能大胆前行,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

上海民机团队这种充满矛盾思想的文化DNA,在岁月的打磨与沉淀中,塑造出一种表现在“东西之争”中的特殊文化理念,正是这种文化,使他们敏锐地把握住在“大飞机项目”争夺中获得“国家意志”的重要意义。舆论在展示着力量和宣泄激情的同时,往往也包含了某种成见、偏见、定见、歧见或者门户之见,即使是一个汹涌的舆论大潮也难以例外。尽管舆论可能会以某种程度的知识或者信息为前提,但它毕竟不是知识,更不是对客体本相的真实认知。然而,真正能够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恰恰就是那些泥沙俱下的舆论,上海的民机团队正是借助地方利益团体的诉求,凭借着娴熟的舆论战手段,控制了大众的思考方式,终于在民机项目争夺中再次赢得了国家的支持。

而陕西的民机团队则不同,共和国所有的大型飞机,无论是运输机还是轰炸机都诞生于此,甚至连运10飞机的领军人物马凤山都是从西安飞机制造厂调过去的,而原西安飞行设计研究所所长熊焰则调到上海成为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的行政负责人。陕西具备了中国研制飞机最雄厚的航空产业体系:除了在整机设计、制造、试飞与验证方面的优势外,还在发动机、起落架、机载电子、电源、导航与飞行控制、仪器仪表、人力资源等方面都具有良好的基础。他们承担多项国家重点工程的研制任务,至今仍有人常年攻关于戈壁险滩的试验场之中,无论是在军机研制还是民机开发中,他们都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做出过不可忽视的贡献。多年来在国家重点工程的历练中,他们比任何人都了解国家意志的重要意义,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对体制与国家意志产生过多的依赖,他们要把国家意志变成人的意志。充满自信的他们更愿意放眼未来,进入自由王国寻找更多的机会,他们实力雄厚,财大气粗,他们俨然如一群嗷嗷叫的“西北狼”,于是,鼓荡在“西北狼”内心中那股不甘寂寞的勃勃野心,令他们仍然倔强寸进,一次次地颠覆了陈旧的秩序,在沉寂的岁月里竟然掀起了滔天巨浪。他们选择在最不利的时候突然出击、协同作战、步步为营、甚至不惜为了胜利承担最大的风险;他们在激情的竞争中征服万千,拼杀而出,终于闯入国际支线航空市场,随后又成功地杀回国内市场!

1999年,NRJ项目的失败反而激发出西安民机团队更大的“叛逆”与冒险,现代商用飞机设计理念使他们变得更加关注市场的变化,更加关注客户的需求,也许NRJ获得的98架飞机的意向订单也更坚定了他们进军支线航空市场的信心,“既然不能进行新机研制,何不按照现代商用飞机的理念对现有产品进脱胎换骨的改进”!于是,一种典型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涡桨支线客机??新舟60飞机(MA60)诞生了,而它的原型机就是运7-200A飞机。

1999年,西飞公司开展“精品形象工程”,在运7-200A飞机基础上按照市场和客户的实际需求,对飞机外观、质量和舒适性等方面进行了20多项改进,并且首次通过国际合作方式,选用了国外系统供应商的成熟产品:加拿大普惠公司最新研制的PW127C涡轮式低油耗涡旋桨发动机、美国科林斯公司的航电系统、霍尼韦尔公司的导航系统和汉密尔顿公司的247F?C全复合材料、高效、低噪音四叶螺旋桨,噪音由过去的90分贝左右下降至82分贝左右,油耗下降了30%左右,飞机由此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1999年,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严格按照CCAR25部适航标准进行验证的MA60飞机首飞成功。2004年,首架MA60远销津巴布韦,成功地飞出国门进入世界民机市场。同时,这种通过国际合作选择系统供应商的模式也为ARJ21项目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虽然,MA60飞机并不属于新机研制,但它却是中国民机工业首次具有商业理性主动尊重市场规律的客观选择。MA60飞机几经市场沉浮,经历了退出国内市场,打入国际市场,再重返国内市场的反复过程,伴随着每一次产品的更新,终于建立起商用飞机必须走向市场获得成功的概念。MA60飞机另一个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它是中国商用飞机产品中真正在售后服务保障方面经受过考验的飞机,而在此之前,我们在客户服务、产品支援队伍与体系建设方面毫无经验。西飞公司目前向海外派出了专门的技术人员进行外场产品售后服务,针对MA60飞机备件支援距离远,备件运输通道单一,信息传递手段落后的局面,西飞公司编制了应急程序文件,建立了产品应急支援体系,对紧急备件设立了绿色通道。截至2008年1月10日,MA60飞机订单达118架,MA60飞机在海外运营情况良好,技术签派率达到了99.6%;通过对旅客的调查,84%的乘客对MA60飞机的舒适性表示满意。

但是MA60飞机也留下了非常大的遗憾,当时西飞公司为了尽早交付用户而错过了取得美国联邦航空局(FAA)型号合格证的最好时机,从而失去了打入欧美等发达国家支线航空市场的机会。所以在ARJ21项目中AVIC-1也更加坚定地要求,哪怕是慢一点,也要取得FAA的型号合格证,为ARJ21-700进入国际市场扫清障碍。

对于MA60飞机目前所取得的成功,林左鸣认为证明了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商用飞机的发展必须立足于满足市场的需求,一开始就要考虑商业成功,而不是停留在样品、展品、产品的思维上,而是一定要成为商品。第二,民机产业的市场不可能是区域市场,航空工业早已经成为世界性产业,我们必须快速融入世界产业链,参与世界航空工业的大协作。

上海的民机团队缜密细致,始终关注上层决策,在运10飞机的资料里详细地记录着每一位领导的讲话,甚至可以查到与会记者的人数。这种精细使他们制造出来的飞机质量是令人满意的,当年,FAA就曾向麦道公司指出:“上航公司的质保体系是由麦道公司延伸过去的,但目前看来,真正的质量管理还在上海”,这恰恰是为什么他们后来对MD-90的技术理念不愿越雷池一步的原因。

而与其产生鲜明对比的则是,西安的民机团队粗犷豁达,始终关注市场变化,在MA60飞机的资料介绍中甚至没有记录“2003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邹家华、许嘉璐、蒋正华等同志,相继乘上MA60飞机亲自体验飞行”这件重要的事,也许他们认为加强产品质量、与客户进行有效沟通,这些加强企业内功的行为远比拉着总理帮助卖飞机更为重要。但这种粗犷有时也令他们行为桀骜不驯,错失FAA适航证就是为此而付出代价;这种粗犷也体现在他们制造出来的飞机总是因为工艺缺乏细腻而受到业界的批评,为了除去他们所继承的俄罗斯制造技术风格的DNA,AVIC-1不得不始终对他们强化输入“精品工程”的观念。

但是,面对时代的变革“西北狼”的勃勃野心也充满了多变性,所以,在2007年当有记者追问林左鸣,为什么会出任西飞集团的董事长时,他总是不做正面回答。对此,有业内人士猜测,此举正是林左鸣为日后以西飞国际为平台,通过资本运作,将西安、沈阳和成都的民机制造力量整合成为“一航民机”所作的前期准备。2008年,当林左鸣在AVIC-1峰会上说:“没有民机产业的航空工业是不完整的航空工业”的时候,西飞集团则在峰会的民品发展论坛上表示说:“没有涡桨支线飞机的民机工业是不完整的民机工业”,这种协同一致的表达充分证明了林左鸣的发展战略得到了有效的执行,甚至这里还诠释着另外一层含义:他们需要一个对商用飞机产业非常了解的人,而且这个人在某些比较重要的立场上是能够值得他们信任的。

无论是上海,还是西安,虽然他们独立前行,按照不同的方式诠释自己的理想与价值,但是他们都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民机工业的探索与虔诚的追求。以上海为代表的“国家意志”派与以西安为代表的“市场意识”派,这两股力量终于在新世纪里汇成了一股合流,在保留差异的情况下,创造出了一个共同行动的立场??按照国际惯例与市场规则行动!民机产业化发展必须是在获得“国家意志”的同时建立起强烈的“市场意识”才能最终获得商业成功。


世纪转折


试水之航的号角一旦吹向,破冰之旅就更值得人们翘首以待。

新世纪的钟声敲响,久久叩问天空的人们也迎来了民机发展的世纪大转折,任何模糊与不确切的猜测都被来自于各个层面的明确回答所代替。


北京:政府将发展航空运输业和航空工业作为国策,对两大产业都提供了政策上的保护和经济上的扶持。2000年
2月15日,朱?基、李岚清、吴邦国等领导听取关于我国民机发展思路的汇报,决定支持发展我国新型涡扇喷气支线飞机。

然而,发展新支线飞机项目的决定刚一宣布,随即就引发了一场甚嚣尘上的“项目争夺战”。对于由谁来主导中国民机产业的发展,已经不再是互为竞争对手关系的中国航空工业两大集团公司之间的博弈,此次,有条件的地方政府也加入了群雄逐鹿的战局,希望入主商用飞机制造领地。愈演愈烈的争夺在地方媒体的广泛参与下,快速地演变成为情绪化的争吵,并且导致了后来“大飞机项目”的争夺。

当时,国家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在同意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研制新支线飞机的同时,也批准了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与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合作组装生产ERJ-145飞机的请求。

2000年珠海航展期间,时任AVIC-1总经理刘高倬对媒体宣布:经过半年多准备,根据国防科工委的要求,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决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建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新支线飞机项目公司,作为新支线飞机项目的责任主体和经营主体,申请并持有新支线飞机的TC(型号合格证)、PC(生产合格证)具有外贸进出口权。

而在此届航展上,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也向外界透露,他们将与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所属的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进行合作,在中国组装生产ERJ-145飞机(50座级),以解决中国支线航空市场的迫切需求。

国家也明确规定,引进项目不能与ARJ21-700飞机直接产生竞争。

2001年11月5日,吴邦国副总理视察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哈飞集团)时说:“联合开发支线机是一件大事,要注重合作方式,一定要寻求一种途径,既能够学习到对方的核心技术,又要有经济效益;既能提升我国支线飞机的开发能力,又能使像哈飞集团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对于当年由地方政府参与其中的,围绕着新支线飞机项目落地西安还是上海而进行的“项目争夺战”,AVIC-1总经理林左鸣在一次采访中笑着对记者说,这是中国迟早要到来的一幕大戏,这种偶然现象的背后却隐伏着一种文化属性上的必然。改革开放以后,地方政府参与的第一轮“项目争夺战”发生在家电产业;第二轮发生在“汽车产业”,而飞机制造业则成为,地方政府能够争夺的最后一块带肉的骨头。在当代中国大地上,凡是地方政府群起而争的产业,其后果难免是重复建设,资源浪费。这是中国企业式微的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没有办法!不过有人争夺,对于发展中国民机产业来说,总归是件好事。

自2000年11月17日起,新支线飞机项目公司(筹)在上海集中办公,任务是兴办一家好公司(中航商用飞机有限公司,简称ACAC),选准符合用户需求,能为营运支线空运创效益的新支线飞机产品市场切入点。同以往夭折的商用飞机项目相比,新支线飞机项目具有一下特点:

??新支线飞机将坚持以我为主的发展道路,在立足于国内科研生产力量、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按照主制造商??供应商模式研制生产。总装、交付、客户培训和服务基地设在上海。

??新支线飞机将坚持采用新的运作机制和管理模式,实行国家、地方和企事业单位“共同投资、共担风险”的市场运作机制,多方式、多渠道进行融资。并由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上海航空工业集团、西安飞机制造厂、原西安飞机设计所、原上海飞机设计所等15个企事业单位加盟ACAC成为股东。

??新支线飞机将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主,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充分利用航空工业的优势,开展全国大协作。

2001年8月20日,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向国防科工委上报了《关于新型涡扇支线飞机项目立项的请示》;2002年1月16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对民机研制程序、发展途径、研制经费、组织结构、运作模式和市场等有关问题提出意见;2月19日,国防科工委就新支线客机立项问题致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直到2002年6月14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才正式批准新支线飞机项目立项。新支线飞机项目从国家决策到政府部门正式批准立项用了18个月的时间。


2006年,AVIC-1的帅旗传到了强调“企业家精神”的国企领导林左鸣手中,他决心用“只有合作伙伴,没有竞争对手”的另类无敌思路,将ACAC发展成令世界所有飞机制造商都倍感压力却又不得不竭诚合作的伙伴。

2007年巴黎航展上林左鸣表示说:ARJ21-700是市场机制下自主创新的实践。没有民机产业的航空工业是不完整的航空工业,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呼唤中国民机产业的发展。

2007年,AVIC-1利用西飞国际上市公司募集32亿元整合了旗下民机产业资源,成立了从属于西飞国际的沈飞民机公司和成飞民机公司,实现了民机产业的专业化整合和资本化运作,为民机产业大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随后,AVIC-1还启动了ACAC海外私募工作,希望通过全球融资来化解ARJ21项目的巨大风险,同时又能够与整合后的“一航民机”形成犄角之势,最终形成强大的民机产业。ACAC海外私募的消息刚一传出,国内外知名的投资机构便闻风而至,可是到了下半年,这个融资活动突然偃旗息鼓,没了消息。面对记者的追问,林左鸣微笑着挥挥手说:“集结号响了!撤”……

行业内的资深人士普遍认为,林左鸣在资本运作上的智慧和能力正是上代人所缺乏的,而这种能力与智慧正是现代商用飞机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航空工业必须彻底转变观念,要在追求技术领先的同时必须更加注重商业成功。


然而,这一切思路在ARJ21项目启动之初却未被梳理得如此清晰,ARJ21-700飞机的研制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正如国外观察家所说“中国正在凭借ARJ21-700飞机学习如何研制、销售和提供产品支持等一系列现代商用飞机发展的理念与手段,40年来,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这种追求与努力。”

正如一些业内观察人士所表示的,中国的民机产业受到历届国家总理的关心:第一任国家总理周恩来(1954-1976):运7飞机、运10飞机;第三任国家总理赵紫阳(1980-1987):MD82干线客机、MD90干线客机;第四任国家总理李鹏(1987-1998):MD90干线客机、AE-100项目;第五任国家总理朱?基(1998-2003):ARJ21支线客机;第六任国家总理温家宝(2003- ):大飞机。

这些无疑都证明了国家始终具有研制中国人自己飞机的愿望与不懈追求,而越来越具有商业理性与企业家精神的中国民机产业,在自强、兴企、报国、富天下理念的不懈追求下也必然摆脱长久以来伴生品的地位,最终走上产业化发展的道路。

25年的时间不足以发展出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公司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仍不知如何处理。我们的商业世界在过度的赞誉和缺乏基本权力之间左右摇摆。正是如此,中国民机产业还将经受时间的磨砺,在无数的挫折中走向成熟。
第二章 云程发轫


RJ21-700飞机要卖出250架之后才能实现赢利。

如果,未来真的如同2000年ACAC所预测的那样:未来20年,国内支线客机市场需求将达到900架,国际支线客机市场需求将超过4000架;如果,我们拥有足够的设计、生产和管理能力的话,那么,15年后,ARJ21-700飞机将为ACAC带来巨大的利润;如果,国家各个层面都能够不断形成更多的共识,能够使一切行之有效的理念与手段得到秉承与持续的话,那么,ARJ21-700飞机必将成为中国第一架真正实现追求技术领先并获得商业成功的飞机。


鏖战中国


“我们对国际航空市场进行了研究,对未来国内航空市场前景进行了考察和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确定了ARJ21-700飞机的选型与市场定位。”时任ACAC总经理汤小平如是说。

所谓支线客机,通常是指100座级以下的小型旅客机,主要用于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旅客运输。上个世纪60年代,支线航空开始兴起,并且发展迅速。1978年,美国对民航运输业采取“放松管制”的政策,加速了支线航空的发展,上个世纪90年代,新型喷气式支线客机的出现,在航空运输领域掀起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一些航空公司开始利用新型喷气式支线客机航程长、机型小的特点,采用“绕过枢纽”的新战略,开辟新的航线。这些新开辟的“瘦长航线”与低成本航空公司的“点对点”服务联合在一起,形成了对枢纽航线统治地位的夹击,从此,支线航空在北美市场脱胎换骨,面目一新。

那么,我国的支线航空市场将在未来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在10年前谈支线航空运输,还是一件相当遥远的事情,但是,在2000年,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小城市日益繁荣,并逐步形成了区域经济网络,区域内的联系也日益频繁,对支线航空运输的需求也随之加大。”时任ACAC总经理汤小平介绍说,“在当时,国内各航空公司在支线航空运输中,大多使用的是干线飞机,这种‘大材小用’的运营方式导致航空公司运营成本大幅增加,也预示着60?80座级的支线客机将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2000年1月,中国国内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研究课题组,向旅客发出了一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调研问卷》,问卷反馈回来的信息,以及航空公司市场部门反映的旅客意见显示: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时间价值观念增强,有越来越的人将选择乘坐飞机的方式出行,同时,西部大开发与区域经济圈的快速发展,都将对支线航空运输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西部民航部门运输发展规划显示:预计到2015年,西部将形成成都、西安二个国家级枢纽机场,昆明、兰州、乌鲁木齐、桂林、重庆5个区域性枢纽机场,支线航空机场将达到90多个,西部地区机场总数将达到100多个。

民航总局的《发展我国支线航空运输基本思路报告》中预测:

在“十五”期间,全国支线航空旅客运输量年均增长10%左右,到2015年,初步测算我国支线客机机队将达到300架以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产新支线客机发展战略”课题组预测结果显示:

到2030年,我国支线航空客运量、客运周转量占全部航空运输的比重将分别达到19.3%和6.4%,未来5年,我国将出现一次支线客机采购的高峰。

中国支线航空市场发生的变化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2003年12月《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称:“据统计,中国80%的国内航线每天运载旅客数量不到100人,目前在国内还有数十个新机场正在规划或正在建设,这表明中国对支线喷气式客机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文章还提到:“中国的地区性航空公司,如山东航空公司、上海航空公司以及海南航空公司,普遍对新型喷气式支线客机有着迫切的需求,他们一方面需要新飞机来替换逐渐老化的飞机,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依靠新型飞机开辟新的运营航线。在中国市场的角逐可能会决定,谁将占据全球年销售额达100亿美元的支线客机市场的头把交椅。”

在美国,支线航空快速发展的动力主要有三个:管制环境的变化、航线网络的重组以及飞机技术的进步。

在放松管制之前,美国支线航空公司载运的旅客量不到主干航空公司的4%,自从放松管制以来,在1978?2000年间,美国支线航空旅客以每年10.1%的速度增长,是主干航空公司旅客4.1%增长速度的两倍多。

更为重要的因素还在于,美国干线航空公司开始着手于航线网络的改变,围绕它们的枢纽城市建立航线辐射集群,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干线航空公司与支线航空公司之间的关系:从竞争的关系转变成为互补的关系,这是支线航空发展最主要的动力。

上述两种力量同样也加速了中国支线航空市场的发展。

2000年7月21日,中国民航总局宣布,将直属的10家航空公司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为基础重组成为3大集团。虽然,航空公司仍旧处于航线管制的环境下,但是,民航重组成为中国航空运输业向市场导向行业转变的开始。当价格和航线管制逐渐开始放松时,竞争和联合将继续改变和形成新的航空运输业结构。一些航空公司将成为专注于缝隙市场的航空公司、低成本航空公司或支线航空公司,喷气式支线客机将会成为他们的一种有效竞争工具。

“9?11”事件极大打击了全球的航空运输业,欧美航空运输业以及欧美经济的不景气,促使全球资本更加关注新兴的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大多数的业界观察家都认为,中国将会成为远程客机和支线客机的最大买家。

2001年北京第九届国际航空展览会,AVIC-1首次发布的预测年报指出,随着国内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国内航空公司的联合重组,所有的这些因素都有利于中国航空运输市场的发展。”报告预计,未来20年,中国商用飞机市场将不断扩大,到2020年,中国100座级以下的支线客机将达到583架。

同日,波音公司发布的预测指出,未来20年,中国对商用飞机的需求为1764架,价值1440亿美元,到2020年,中国的航空公司将拥有2200多架飞机,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商用航空市场。波音公司总裁菲利浦?康迪同时表示,波音公司也将力争在开拓中国支线客机市场方面有所作为。

在当时,国内航空公司已经在运营的国产和引进的支线客机主要有:

新舟60涡浆支线飞机,西飞公司制造,56-60座级,四川航空公司、武汉航空公司购买。

ERJ-145飞机,巴西航空公司制造,50座级,四川航空公司已有5架,并计划再购5架。

CRJ-100/200飞机,庞巴迪公司制造,50座级,山东航空公司、上海航空公司和东方航空公司总共购置30多架。

ATR72-500涡浆支线飞机,法国ATR公司制造,68-70座级,新疆航空公司已购置5架。

多尼尔-328飞机,德国费尔柴德?多尼尔公司制造,34座级,海南航空公司已购置29架。

冲8Q-400涡浆支线飞机,庞巴迪公司制造,68-70座级,浙江航空公司、长安航空公司已分别购置3架。

SAAB-340涡浆支线飞机,瑞典萨伯?斯康尼亚公司制造,36座级,山东航空公司已购置8架。

那一时期,全国23家航空公司纷纷拟定了支线航空发展计划,其中,海南航空公司新购置4架多尼尔-328飞机;山东航空公司、上海航空公司先后各购置2架挑战者-200飞机;四川航空公司购置了ERJ-145飞机;新疆航空公司购置了ATR系列飞机。一些大型航空公司也将购买支线客机列入发展计划,东方航空公司与庞巴迪公司签订了购买10架CRJ系列飞机的合同。

来自有关部门的资料显示,当时,各地航空公司汇总到国家民航总局的购买支线客机的数量已经达到200多架,民航业内人士认为,支线客机的购买热潮,必将掀起激烈的国内支线航空市场的争夺战。


2000年5月,一架ERJ-145飞机,在中国6个城市进行了飞行表演,这是巴西航空公司首次针对中国航空市场进行的飞机营销,ERJ-145飞机灵活的操纵性能、良好的经济性能以及宽敞明亮的客舱,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9月25日,首架ERJ-145飞机交付四川航空公司,巴西航空公司正式进入了中国航空市场。2001年,巴西航空公司准备在中国开设ERJ-145飞机的总装生产线。

2000年9月,庞巴迪公司在北京设立的备件寄售中心正式开业,中心将为中国用户的
CRJ-200飞机、冲8Q-400涡桨飞机提供售后服务。11月15日,山东航空公司准备用庞巴迪公司提供的CRJ-200飞机,首次试飞青海格尔木-西藏拉萨航线,庞巴迪公司表示,更希望能够将75座级的CRJ-700飞机推入中国市场。

2000年11月,波音公司总裁菲利浦?康迪,在第15次到访中国期间对媒体表示,在未来5年到10年内,波音公司将与中国合作生产100座级的支线客机,此前,波音公司106座级的B?717飞机已于1998年9月成功首飞,并且获得了115架确认订货和110架的意向订单。在1998年以前,波音公司与空客公司都是不生产100座级的飞机,而如今,两家巨头却同时把注意力放在100座级的支线客机上。

2000年11月,一份被媒体称为“在中国航空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意向书,在海口签署:海南航空公司、美德合资企业仙童-多尼尔飞机公司、AVIC-1、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要合作研制生产多尼尔支线客机。媒体介绍说:“这是我国首次由航空运输企业、航空制造企业联合与国外飞机制造商共同研发飞机项目。”

2001年7月,德国多尼尔公司飞机设计主管阿恩表示,现在与中国合资生产飞机的时机已经成熟,多尼尔公司已经作好了全部准备,希望在中国寻找合适伙伴,共同生产多尼尔528飞机,并向中国和世界市场销售,并且,多尼尔公司愿意让中国工程师们到德国来进行培训与交流,并愿意将关键技术转让给中方。

2001年11月24日,全球最大的支线客机制造企业之一,意大利阿莱尼亚公司高级副总经理萨尔瓦多,刚刚踏进成都市,便迫不及待地表明了来意:“我们需要与中国西部的企业合作!”萨尔瓦多此次西行的主要目的,一是卖飞机,二是制造飞机。萨尔瓦多表示,下一步将对有合作意向的西部企业进行考察评估,阿莱尼亚公司还将依照成都企业的要求来“量身订做”详细的合作计划,包括从最终组装生产线到零部件生产等,一旦敲定合作对象,将在12个内完成货机改装的转让,36个月内完成ATR飞机生产与组装的转让。

俄罗斯苏霍伊设计局发言人在莫斯科说,公司将会和伊柳申设计局、波音公司合作,在2006年设计并且生产出地区性短途支线客机,这款客机将在俄罗斯制造,航程可达6000公里,机舱布局将会有55、75或95个座位。

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凯瑞特透露,以飞机设计、生产和维修三位一体见长的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不久将与中国航空公司合作。


2000年底,世界飞机制造商几乎全部向中国支线航空市场进军,他们纷纷找寻中国飞机制造企业、航空运输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地方企业作为支线客机项目的合作伙伴。从当时媒体的报导中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如同上个世纪80年代的情况一样,“技术合作”与“在中国建立生产线”再次成为国外飞机制造商撬动中国市场的最有力支点。表面上,他们纷纷宣布,“希望与中国共同研制支线客机”,实质上,他们的目的始终只有一个:争夺中国支线客机市场份额。

对中国支线客机市场近600架飞机需求的争夺战才刚刚开始!

ACAC已经听到了隐隐的战鼓之声,他们深知,这是战争前最后的宁静!



ACAC在ARJ21-700飞机座级的选择上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市场客户的需求与国家的决策产生了现实冲突……

根据调查数据以及国外的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当前小型支线飞机有两个局限性:一是单位成本相对较高,集中于西部的中国支线市场潜在需求高但支付能力偏低,所以,小型支线飞机在北美虽能大行其道,但是在国内市场却始终红火不起来。二是受制于机舱布局,支线客机的舒适性不如干线客机,随着航距的增长,高收益商务旅客对产品的要求提高,支线客机与干线客机的产品不能保持一致,这始终是品牌航空公司的一大顾虑。

国内航空公司普遍认为,70?90座级的支线客机才能真正在运营中赚钱,但是,航空公司的需求与国务院明确要求“研制30?70座级支线客机”的决策产生了现实冲突。在ACAC内部,甚至有人揣摩国家的真实意图是希望研制50座级的客机,得出结论的理由却非常耐人寻味,运10飞机是150座级,MPC-75项目是75座级,AE-100项目是100座级,那么,ARJ21项目只能是30+70=100/2=50座级。

选择50座级?!显然这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此时庞巴迪公司已经与国内7家地方航空公司签署了销售35架CRJ-200支线客机的协议书。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5架ERJ-145飞机也于2000年7月交付了四川航空公司。CRJ-200和ERJ-145这两种机型都是50座级。

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ACAC必须在设计之初就明确ARJ21-700飞机优于对手的优势,并最终实现这些优势。


承担风险


承担风险,是飞机制造行业的一条重要法则。

商用飞机制造行业,在通往获取利润的道路上,将要遇到一系列令人望而生畏的障碍。然而,一旦获胜,其报酬不仅仅是丰厚的利润,还伴随着全球性的威望和影响。这是孤注一掷的大赌博,在飞机制造商决定研制一款全新的客机时,实际上是在用整个公司做赌注,任何意想不到的因素都会导致项目的失败与公司的垮台。

ACAC明白,作为商用飞机制造商要么勇于冒险,填补市场上出现的空缺(即使这个市场目前是那么的不明确,甚至,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而非现实需求),要么就给其他的制造商让路。要想发展,ACAC就必须研究和开发更新和更好的飞机,并且用心为自己的客户提供服务。

ARJ21-700飞机不仅要在工程学上创造奇迹,而且要能够准确地满足大多数乘客的旅行方式,大多数航空公司的运营方式,经过对市场谨慎的审视之后,ACAC对ARJ21-700飞机的市场定位有了一些想法:

ARJ21-700飞机应该是70?90座;

它的基本航程能够达到1200km、加大航程能够达到1600km;

它要满足国内经济发达的中小城市与大城市间,西部地区与其他城市间“瘦长航线”的飞行;

它要满足沿海城市跨海间航线发展的需求;

它要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公务机的需求。

同时,ACAC将ARJ21-700飞机在同类飞机中的竞争优势确定为:

西部适应性:它能够在高原实现不减载飞行,而不像所有进口支线客机那样,夏日在高原飞行就必须减载;

舒适性:它有着特别宽的机身,客舱宽度为3.143米,比CRJ-700、ERJ-170等支线客机要宽0.4米;

经济性:它的直接使用成本要比CRJ-200飞机低8%-10%。

“ARJ21-700飞机采用3+2布局,因为,即使乘客只坐了两边而把中间一排全部都空着,那么飞机的上座率也会在60%以上,可以在满足航空公司盈利的前提下,使乘客获得更大的舒适性。”原ARJ21-700飞机总设计师吴兴世解释说:“即使你是刚从波音737飞机和空客A320飞机上下来,再来乘坐ARJ21-700飞机,在飞机的舒适性上也不会感觉到太大的差异,这就是航空公司最需要的飞机。”

至于ARJ21-700飞机为什么要选择尾吊式布局?

“我们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我们需要一步成功。”吴兴世解释说:“ARJ21-700飞机比较小,机翼装在下面比较合适,如果发动机再装到机翼下面,那么离地面就太近了,地面上的沙子很容易吸进发动机,另外,在地面有水的情况下,前起落架溅出来的水也会被发动机吸进去,而这些情况往往要到飞机真的飞起来之后才能发现,波音737飞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把发动机给压扁了,而我们的做法是采用尾吊式布局来解决问题。”

虽然支线客机拥有庞大的市场发展潜力,但是,面临的研制风险也相对较大,ARJ21-700飞机的市场定位并没得到业内一致的认同。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航空专家表示:目前,国际航空市场上的支线客机市场不容乐观。此前,全球曾有庞巴迪公司、巴西航空公司、英宇航、多尼尔(德国)、AJR(法国)、SAAB(瑞典)、FOKKER(荷兰)等几大支线航空公司,如今,FOKKE公司已经倒闭了,SAAB公司不再生产支线客机,英宇航也计划中断项目。“9?11”事件之后,受到全球航空业大萧条的影响,全世界中小飞机制造商被推上了豪赌支线航空市场的列车。目前,庞巴迪公司、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抢走了90%的国际支线客机市场份额,并正在全力拼抢中国支线客机市场,在中国研制ARJ21-700飞机的同时,巴西航空、加拿大庞巴迪等国际支线客机制造巨头,也在加大对70座级支线客机技术的提升,以期在技术上占据更大优势。虽然,巴西航空公司一再表示:“50座的ERJ-145飞机更加适合起步阶段的中国市场,目前,公司还不打算将ERJ-170飞机拿到中国市场来销售”,但是,巴西航空公司也同时强调,“ERJ-170飞机是否会进入中国市场,与ARJ21-700飞机展开面对面的竞争,最终还取决于客户的选择。”因此,ARJ21-700飞机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分一杯羹并非易事。

2001年4月1日,中国政府提高了飞机关税,大飞机的进口关税为1%,增值税6%;而支线客机进口税为5%,增值税17%。行业观察人士称,中国希望借关税的作用来提升自己的飞机制造行业。然而,进入重组的航空公司已经日益商业化,虽然,中国民航总局可以要求航空公司购买中国造的飞机,但是,这已经不再是非执行不可的命令了。

与此同时,为了挤入中国的支线客机市场,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和庞巴迪公司正试图采用各种手段,规避进口支线飞机征收的高额关税。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与哈尔滨飞机工业公司合资,在国内组装50座级的ERJ-145支线客机。庞巴迪也在寻找中国的合作伙伴,合作生产110-130座级的C系列支线客机。

专门为适应中国航线而设计的ARJ21-700飞机,是否能够受到中国航空公司的青睐,使他们能够真正接受国产的商用飞机,成为ARJ21-700飞机获得成功的关键一步。

ARJ21-700飞机能做到吗?

当时,时任ACAC总经理的汤小平已经是位60岁的老人,经历过中国商用飞机发展过程中的所有阵痛,他一直工作在对外合作项目谈判的最前沿。“中国始终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进入市场竞争的飞机项目,而最令我痛苦的是来自于国内航空公司,乃至国际市场对中国飞机制造商能力的不信任。”
一直以来,上至国家下至航空公司,种种质疑的目光灼伤了所有航空人的心,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汤小平领命出征。

2000年3月12日,时任副总理吴邦国针对ARJ21项目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不要再错过!”这句话反映了来自于国家层面的质疑,这种意味深长的“关怀”令航空人内心充满酸楚。一时间,对航空工业“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评价频频出现在国内媒体上,事实上,这种评价恰恰源自航空工业内部。

也有一些学者强调:“航空工业界进行了近40年渐行深远的探索,其中的价值与意义应该及时加以总结,尽快形成更广泛的航空共识,媒体更应该对国家战略性产业起到舆论支撑的作用。”业界分析人士也普遍认为,此次,如果与民机工业发展休息相关的中国航空运输业,依然不愿意与中国民机工业“比翼双飞”,那么,ARJ21-700飞机想要获得商业成功将变得异常艰难,中国民机工业也将很难再找到新的突围之路,更无力阻挡国外飞机垄断中国天空的步伐。

对于“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评价,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林左鸣说:“这种评价不公平,中国航空工业发展过程中,民机从没上过战场又何谈失败,哪一次不是因为国家吹了集结号而被迫终止下马啊!只要这次国家不再叫停,我们一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把战斗进行到底。”

面对民用航空工业缺少社会认同的现状,林左鸣颇感无奈:“对于中国航空工业界来说,直到今日,在中国土地上争夺中国蓝天的豪赌才正式拉开序幕,异常残酷的‘空中对决’才刚刚开始……”

对于ACAC说,确定一架飞机的方案并不难,但是,说服国内航空公司真心愿意购买并且使用ARJ21-700飞机成为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一直以来,这个问题都是发展中国民用航空工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业界专家也提醒,支线航空的开发和成熟要有一个过程,为了防止出现支线客机过剩的局面,航空公司要根据各自的地理位置及具体情况,来考虑市场开拓的对策。

“对市场的特殊理解,对客户的特殊关注”,汤小平提出的未来发展战略令ACAC思想解放、观念嬗变,也更坚定了他们的选择“研制什么样的飞机必须听市场的”。汤小平由衷的意识到,在纸上画出一架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的飞机并不难,难的是,能够从客户的角度,从市场需求的角度画出一架符合空气动力学的飞机,只有满足这些要求的飞机才能真正飞起来。

“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关心航空公司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并不懂得他们真正的运营状况。”汤小平说,这次我们不想再单纯依靠国家政策的保护,我们要去航空公司访问,去听人家对我们的评价,对正在使用的国内与国外飞机的评价。

2001年3月,ACAC带着ARJ21-700飞机简单的介绍资料,对依靠国产运7飞机起家的四川航空公司进行了首次走访,他们诚心诚意地向客户求教“什么样的飞机会为你们带来利润”?他们努力地向四川航空公司表示“ARJ21-700飞机的确是具有市场价值的好飞机”!

听完ACAC的介绍后,四川航空公司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有客户支援体系吗”?2007年12月21日,位于上海闵行区紫竹科技园的ACAC客户支援中心正式落成,建筑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包括客户培训中心和备件支援中心,这里最多能为50架ARJ21-700飞机提供客服支援。然而,回到四川航空公司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汤小平甚至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

接下来,四川航空公司又提出了一个令汤小平当时无法回答的问题,“你的飞机价格里是否包括飞行员培训?是否包括飞机的备件?是否包括……”

几家航空公司走下来,他们几乎提出了同样的问题,ACAC意识到产品支持才是航空公司选购飞机时考虑最多的因素。

在与国内的航空公司频繁地接触之后,航空公司逐渐被ACAC的真诚所打动,他们纷纷表示愿意支持ARJ的研制,愿意向ACAC提供所需的资料,随后,航空公司的各类专家也对ARJ21-700飞机的设计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ACAC综合了这些具体的客户建议,准备开始对ARJ21-700飞机进行详细的设计。

“先不要考虑货运型,货运很难盈利,一般采用客货混装,我们希望货舱大一些”。

“设计时不要加装缝翼,否则会增加我们的维护成本”。

“发动机加反推力效率增加了1%-3%,其实这个意义不大,反而还增加了我们的购置成本和维护成本”。

“建议起落架选型时多考虑几家,空客飞机最初只选了一家,供应商在维护时表现很不好”。

“国内设计人员应有创新精神,对飞机深入了解一些,设计细致一些,不仅要考虑客舱的舒适感觉,也要考虑驾驶舱的舒适性”。

“在设计上留有用户选择空间;必须配置模拟机,以便更好培训空勤人员;在适航考虑上应有超前性;国家政策对国产支线客机至关重要,目前,除国产的新舟60飞机享受了10元的机场建设费,其余都是外国支线客机在享受这项优惠政策”。

飞机维护主管的意见为ARJ21-700飞机的“飞机可维护性设计”提供了更加具体的指导:

“机载设备希望有多种选装件,机体要考虑通用性,中央构型控制系统、资料存贮系统应能时时进行人机交流”。

“在飞机可维护性的设计上,应充分考虑是否好拆装,清洗是否方便,有些东西不是用坏的而是拆坏的,例如,图-154飞机的发动机包皮拆装设计的就非常麻烦,除非有明显的症状,最好能不拆就可检查和维护”。

“配件最好具有通用性并且容易采购,例如,清洗剂可标明成分,航空公司可购置同样成分的替代品使用”。

“应该向波音777飞机学习,在设计时就模拟维护,以求达到维护最简便;人-机接口要好,最好有自动状态检测系统;维护资料如部件、故障、排故、结构和放飞等手册应齐全,有什么故障症候,查手册即可排故,资料应便携,排故手册中介绍的方法随时补充、更新”。

ERJ-145飞机的机长给了ACAC一点打击:“ARJ21-700飞机的概念不错,但是你们有点晚了,我感觉ERJ-145飞机挺好飞的,它具有自动驾驶系统、制动控制系统,比较容易驾驶,两个人操作还挺轻松。”
飞行员提出的所有建议直接与飞机安全相关,他们在飞机的操纵性与驾驶舱的舒适性设计方面给出很多建议:

“我们最关心飞机出现故障时,航电系统能不能及时体现并提出告警,所有的故障是否容易排除,ERJ-145飞机分别设有几个等级的告警,缺点就是都是英文的而没有中文。”

“另外强调一下,应加装自动油门,发动机反推问题可以论证一下,虽然其增加了维护费用,但在下雨时其对减速有很大贡献,甚至不用踩刹车,它可以增加飞机起降时的安全并减轻飞行员的劳动强度。”

“ERJ-145飞机的驾驶杆有点靠前,胳膊不是很舒服,而A320飞机的驾驶舱设计的非常完美,ERJ-145飞机的10米/秒爬升率、5%爬升梯度都比较令人满意。”

同时,ACAC也听到了航空公司对一些飞机的抱怨:

总是要在后货舱加配重,在地板上加了300公斤钢板;

发动机的可维护性比较差;厨房使重量增加了200多公斤;

ERJ-145飞机的行李舱太小,希望ARJ21-700飞机的行李舱稍微大一些;

我希望剩余推力大一些,起飞滑跑距离与B737一样,但其过站停留时间仅10分钟……

这些抱怨,让ACAC真正理解了所谓“商业成功”不仅体现在ACAC把飞机卖出去,同时也体现在航空公司在飞机使用中也获得赢利。

市场部经理说,你们把ARJ21-700飞机搞好了,就像汽车制造商把10万元以下家用轿车搞好了,市场前景一定很大。

培训科长则认为培训是至关重要的,ACAC应该从几个方面现在就着手准备:要与国际接轨,在研制时就应根据飞机设置安排培训,如第一机长、第二机长的培训,机上电子系统的培训,乘务员的训练等要有完整的培训大纲;要有先进的培训手段,书面资料、光盘都要有,相对来说,光盘比印刷品更好;一定要投入模拟机,要有自己的教员队伍,包括理论教员和模拟机教员……

总经济师告诉ACAC,航空公司选购新机时主要从三个方面考虑:性能、构型和机内布置;价格;技术支持,如航材、备件和培训。

“例如,我们买ERJ-145飞机,巴西航空公司要免费培训我们5个机组,ERJ-145飞机的销售用的是巴西的出口信贷;空客公司把出口信贷改为商业信贷,其利率甚至比出口信贷还低;购买ERJ-145飞机时,巴西航空公司提供了超过10%的航材清单,我们同意接受的较少,备件上涨幅度根据物价浮动,一般不超过3-5%……”

2001年2月22日,ACAC走访了上海航空公司,与上海航空公司的有关人员就ARJ21-700飞机的市场商务情况进行了讨论并交换了意见,同时,上海航空公司也介绍了CRJ-200飞机的市场商务情况。

上海航空公司的专家介绍说,从市场方面看,中国支线客机的市场主要还是在东南沿海,这里的经济比较发达,经贸往来等对航空运输的需求很大,西部地区是一个潜在的市场。我们有个预测: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二期第二条飞行跑道建成后,放50-60架支线客机在那里飞行肯定没有问题,东南沿海大城市周边还是有市场的。航空公司需要70座级、90座级和50-60座的飞机,所以,ARJ21-700飞机基本型选70座级是正确的,向上和向下都能发展,符合我们的要求。

ARJ21-700飞机采用了3+2的客舱布局,客舱宽度和过道高度比较大,舒适性好,另外,从客机改货机的角度考虑5排座是非常好的,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是非常重要的,要考虑通用性,在航空公司飞行员是宝贵财富。

CRJ-200飞机是从公务机改过来的,飞行维护、飞行操纵很麻烦,飞行员很疲劳,另外,不能和波音系列飞机通用。

发动机建议选用成熟的GE公司CF34系列产品。

产品支援售后服务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是航空公司采购飞机的重要因素,也有非常大的利润空间,国内运7飞机,发动机虽然采用了普惠公司的发动机,但是,售后服务与国外供应商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ARJ21系列飞机的备件库建设很重要,有两个地方很合适,北京或者是上海,建在国际化的大机场附近,能够确保紧急订购。

采用现代企业制度和新的理念成立新支线客机项目公司是正确的,外部参与合作有了基础和途径……

航空公司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对ARJ21-700飞机的设计、制造和产品支援建设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

最后,1000名中国设计师们与19家国外系统供应商,将所有的知识综合到一起令航空公司广泛的需求最终得以实现。在无数次探讨与思考之后,ACAC决定凭借ARJ21-700飞机的座级数、舒适度以及西部适应性这些特点,来赢得市场竞争的青睐。

媒体这样描述ARJ21-700飞机:

ARJ21-700飞机以保证安全性为前提,强调可靠性和维修性,追求经济型,兼顾舒适性,它采用国内外成熟的先进技术,充分利用现有技术基础,降低研制风险和研制成本。

ARJ21-700飞机以未来西部交通枢纽,格尔木机场、九寨黄龙机场作为设计的临界条件,既满足开发西部地区的航空运输需要,也充分适应东部地区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对航空运输的要求。我国西部地区机场条件相对简陋,航线障碍物多,这既要求飞机有过硬的起飞和爬升性能,在不减载的情况下能在较短的距离内起落,又要保证飞机能在较为恶劣的气候环境中运营,并对单发升限等飞机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ARJ21-700飞机可以很好地适应中国复杂的地理环境,是世界上第一架完全按照中国自己的自然环境来建立设计标准的飞机,在西部航线和西部机场适应性上具有很强的优势。

ARJ21-700飞机客舱宽度达3.14米,在同类支线客机中是最宽敞的,达到了与干线飞机同等的客舱舒适性,而且,增大了下货舱的高度和容积。基本型和加长型分别拥有17.7立方米和20.9立方米的下货舱,货舱高度接近1米,能为旅客提供更多的行李空间。对于客舱的内装饰和服务设备,综合考虑了线条、颜色、图案、照明和实用等因素,以保证乘客获得最大程度的舒适感。

ARJ21-700飞机低于同类竞争飞机的直接使用成本和全寿命成本,从开始设计就对飞机的全寿命成本进行严格控制,通过采用长寿命结构设计,注重高可靠性、维修性设计,使飞机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得以提高,从而降低维护成本。采用的低油耗先进涡扇发动机,提高了飞机的使用经济性。运用以IT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研发手段以及与国际接轨的生产管理和质保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也降低了研制和生产成本。

ARJ21-700飞机与150座级干线飞机具有相近的飞行性能和相媲美的舒适性,同时,在驾驶舱人机界面、维护人机界面和相应操作程序方面,尽量保持共通性,从而可降低航空公司飞行员换装培训成本,提高飞机调配使用的灵活性。


即使ARJ21-700飞机取得了171架的销售定单,一些业内人士依然认为,国内客户未必真正信任中国飞机制造商的能力与国产飞机的品质,订购ARJ21-700飞机更多体现的是对航空工业鼓励与支持的态度。对此,国内民航企业也并不回避自己的态度,虽然他们对国产飞机充满期待,但是对国外飞机却是一种依靠。同时,他们也普遍承认,航空工业界的商用飞机研发理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ACAC已经迈出了进入市场的关键一步,只要理念能够得到秉持,成功指日可待。那些正在经历着行业重组改革的国有大型航空集团,更能体会脱胎于国有大型军工企业的ACAC为了实现观念转变所付出的努力,或许,这才是他们真正看中的价值所在。

在获得市场认可的过程中,无论是ACAC的销售人员,还是AVIC-1的高层领导,都在努力地与客户之间形成更多的共识,即使在经历过航空公司的冷遇之后,他们依然没有放弃。

商用飞机的制造难度众所周知,仅凭诱人的市场前景和宏伟的抱负还不足以确保一款新飞机能成功投放市场,更不要说,这还是一个缺少经验的商用飞机制造商。

对于航空公司来说,购置新飞机,无论是从智力上还是从财力上来考虑,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个决定将直接关系到公司未来的命运。很多时候,这也是现任的航空公司领导在为继任者选择飞机,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航空公司必须购置能够使用20年,甚至更久的飞机。任何一家航空公司都无法预料未来几年航空市场的业务是否还景气?公司要飞哪些新航线?客运量如何变化?还将面临哪些竞争?从做出购置新飞机的决定开始,航空公司就不得不为这架几年内都不能飞起来的飞机开始投入大量的资金,而距离能够使用它开始运营的时间还是那样的遥远。在漫长的等待期里,航空公司会产生很多疑问:未来的市场真的需要这架飞机吗?制造商能够按时把飞机交付给我吗?他们能够保证这架飞机的性能像他们描述的那样好吗?他们能够保证产品的售后服务吗……

总而言之,“选准未来市场所真正需要的飞机”这个问题无论是对飞机制造商而言,还是对航空公司而言,同样都是一个产生深远影响的问题。因为,大家都在预测明天世界将要发生的事情,谁都无从把握现在所做的一切是否正确而有效!

我们只能期待,当ARJ21-700飞机掠过人们头顶的时候,或许航空公司会说,“太好了,我没有错过这架好飞机!”


启动用户


销售第一架飞机需要一种信任。

“与启动用户的签约,是ARJ21项目进展的重要里程碑,证明市场接受了ARJ21-700飞机,项目得以进入实质发展阶段。”原AVIC-1常务副总经理、ACAC董事长杨育中在与启动用户签署35架购机协议后说,“ARJ21-700飞机从设计到生产都将紧扣着市场的需求,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挑战。”

“市场、客户永远是ARJ21-700飞机发展的驱动力,以客户为中心是ACAC的基本理念,ACAC的价值只能体现为客户心中的价值。”原ACAC总经理汤小平说,“ARJ21项目的难点并不是技术上的,而是对市场、对客户的理解以及与客户的密切关系。要真正做到以实现客户利益为首要目的,而不是再以满足自身技术发展为目的,这对整个航空工业界来说无异于再造魂魄。”

“纸上卖飞机”,在制造飞机之前就把飞机销售出去这是世界惯例,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ACAC能够实现“纸上卖飞机”就很了不起,因为,这是ACAC第一次按照市场规律、按照国际惯例来销售飞机。

“即使是在长期缺乏客户信任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靠政府强迫航空公司购买我们的飞机。”汤小平说,“ARJ21-700飞机单座成本在30万美元,直接使用成本比国外飞机要低8%-10%,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我们相信市场会接受它。”

“购买ARJ21-700飞机最重要的是价格因素,国外支线客机的单座成本在30-40多万美元之间,对航空公司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包袱。”山东航空集团公司副总裁高柱说,“但是,价格因素不是唯一因素,如果,国产支线客机不能在技术、性能、服务等方面达到国际同类水平,尽管价格很低也不会赢得市场的青睐,即使航空公司现在下了订单,飞机交付的时候一样可以不要!”


回到2001年,尽管ACAC已经确定了ARJ21-700飞机的总体规划,宽大的机身,高高的平尾,两个挂在尾部的发动机,先进的超临界机翼,但是,ACAC还是不能开始研制。按照国际惯例,ACAC必须找到ARJ21-700飞机的启动用户。也就是说,ACAC要在市场上找到与他们一样,对未来支线航空市场充满信心的客户;相信他们有能力把还停留在纸上的飞机制造出来的客户;愿意与他们一起为8年之后才能飞起来的飞机持续投入资金的客户;愿意与他们共同承担风险与挑战的客户。

这实在是个巨大的挑战!“纸上卖飞机”,ACAC毕竟不是波音、空客!

打开市场的唯一理由只能有一个,ARJ21-700飞机的确是架好飞机,未来的市场需要它。为此,ACAC的销售团队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他们必须要用钢铁般的意志去说服每一位客户,放弃他们原有的“不信任”的目光,而愿意在漫长等待的岁月里与他们结成风险共担的亲密伙伴。

ACAC开始在国内疯狂地寻找能够让ARJ21-700飞机飞起来的启动用户。

“真诚是可以打动客户的,当我们详细地向航空公司介绍,我们将怎样做到比以前更好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最终,我们拿到了订单,而且是在没有政府帮助的情况下拿到的。”汤小平说,“我们的销售部门用了很长的时间去了解了客户在运营过程中所面临的经济环境与社会环境,甚至,这种了解已经超过了客户自身对自己的了解,我们将这些关键因素组合起来,正确判断出客户未来的真正需求。于是,我们告诉客户,ACAC已经为满足你们的需求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坚定地相信,ARJ21-700飞机将是真正能够满足未来市场需求的飞机。”

在北美和欧洲空运市场上,支线喷气机运营的巨大成功,被称作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不仅对航空公司的竞争战略及其顾客的消费理念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而且对航空公司的航线网络重构和经济效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这场“静悄悄的革命”能在中国上演吗?

无论春天的阳光多么温暖,毕竟都是遥远的未来,而目前却是春天来临前最寒冷的冬天。支线客机没有给航空公司带来现实的收益,在当时,国内所有使用支线客机的航空公司全都在亏损,航空公司在春寒料峭的寒风中颤抖地等待着“支线航空的春天”。

据公开信息显示,2002年,山东航空公司净亏4558万元,支线业务是其头号利润“杀手”。公司高层坦言,山航干线飞机的盈利全部贴在了支线航空上。海航集团旗下的长安航空公司大量支线也处于亏损局面。2003年,南航新疆公司实现盈利600余万元,但支线亏损却高达4000?5000万元,国内其他航空公司的支线业务同样亏字当头。

ACAC坚定地相信那是个真实存在的市场,预言必定会实现,尤其是当ARJ21-700、CRJ-700、ERJ-170这种新型支线飞机出现后,已经完全改变了传统意义上支线航空的概念。“这些飞机可以满足了‘点对点’的飞行,同样的时间里,波音737飞机能够到达的地方,这些飞机一样可以到达,在区域航线上这种新型支线飞机将拥有无限潜力。”汤小平说,“我们不断地营销‘区域航空’的概念,直到客户开始相信这个市场的存在,认为,ARJ21-700飞机能够为航空公司实现盈利。”

2003年9月17日,在第十届北京国际航空展览会上,AVIC-1正式与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启动用户协议,3家启动用户共购置35架ARJ21?700飞机。

在签字仪式进行的同时,ACAC的销售负责人却因心脏病突发而在医院进行抢救!正如《最高战争》的作者所说,“从事飞机制造和销售工作的人,必须拥有顽强的性格,因为,这一行业最大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随时承担难以置信的风险和压力。”

最早与ACAC签订启动用户协议的是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但是,他们明确对ACAC表示“不要对外宣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关于35架飞机定单的真实性,仍然流传着很多谣传,甚至连国防科工委在批准ARJ21项目立项时也提出审查购机合同的要求。所有这一切都体现着社会各个层面对航空工业的不信任。

不过,不管怎样,ARJ21项目真正开始启动了,而且是在与国际接轨的研制与生产体系中启动的!


快速起飞


一架完整的ARJ21-700飞机要由几万个零部件组合而成,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和组装任何一种产品,其复杂程度都无法与商用飞机相提并论。

毫无疑问,即使ARJ21-700飞机选择了19家国际知名系统供应商,它依然是中国首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支线客机!原因在于,飞机的市场选择、整体设计、性能指标、机型结构、系列化发展以及未来的市场开拓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的制定,都要由ACAC来决策!ACAC作为主制造商,是ARJ21-700飞机TC(型号合格证)和PC(生产许可证)的真正持有者。

唯一不同的是,在ARJ21项目中,中国飞机制造商的身份却从长期的航空零部件供应商变成了系统主制造商,由配角变成主角。

在飞机制造业中,作为成品系统供应商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飞机主制造商的项目研发和制造中。ARJ21项目的19家成品系统供应商则是以“风险合作伙伴”的身份,按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确保项目成功”的原则参与项目。商业模式的创新,标志着中国商用飞机研发理念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中国现在正在做着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而竞争对手正在快速地前进。ARJ21-700要想在市场上获得竞争力的话,它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所有的事情组合在一起。然而,如何让整个项目进展得足够快,这正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2002年是世界形势风云变幻的一年,受“9?11”事件和全球经济形势持续低迷的影响,世界航空业继续滑坡,美国航空公司甚至刮起了“破产风暴”,此时,中国成为世界航空运输业的新希望。当“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的国际合作模式被ARJ21项目全面采用后,全球几乎所有的航空工业集团和成品系统供应商都将目光投向了ACAC。

在全新的项目运行模式推动下,在全新的项目管理风险的挑战下,中国航空制造业开始了更加深远的探索。“自主研制”与“国际合作”也在市场的竞争中超越了原有概念的束缚,不再是器局狭隘的唯我独尊,也不再是亦步亦趋的教条模仿,拓展了新的内涵与价值理念的新模式,正在征途中焕发出新的青春血气。

然而,任何一个行之有效的理念的形成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打破一个固有的模式而重开一个新的风气,这不仅需要观念上的艰难突围,更需要将瞬间的灵感凝固成为可执行的路径与方法。如何在全球市场的风云变幻中始终明确自己的定位与责任,实现这一切,ACAC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还有太多、太多未知的风险等待着这支年轻的队伍去承担。

在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一时的强大或者渺小,一致或者争论,成功或者失败都不足以构成评价中国民用航空工业??这个从来就不曾缺少创新意识的行业的标准,它需要所有参与其中的人们在心智和专业的求索上更冷静,更沉潜,更持久。正如原ACAC总经理郑强所说:“我们必须在残酷的竞争和角逐中成长,在艰难的成长中取得竞争和角逐的优势。”


“我们将就几乎所有的问题和ACAC保持沟通,并不排除各种合作的可能。”几乎所有国际知名系统供应商都在ACAC宣布启动ARJ21项目之后,表达了同样的合作意愿。

2002年新加坡航展上,国际供应商纷纷向ACAC询问“ARJ21-700的飞机已经启动了,你们的采购原则是什么?”

早在ARJ21项目启动阶段,作为ACAC母公司的AVIC-1就确定了“开展国际合作,面向全球,择优采购符合设计和适航要求的动力装置、航电设备等系统”的总体规划。ACAC副总经理陶志辉说:“选择国际合作的目的,就是要将各方的利益与风险紧紧拴在一起,确保ARJ21项目的成功!我们必须抓住中国民用航空工业发展的‘最后一次机会’!”

但是,在当时,每个参加ARJ21项目商务谈判的供应商团队里,负责洽谈技术合作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负责产品支援与客户服务的人数。针对这种情况,ACAC明确地表示:不!我们不谈技术合作,我们的原则非常明确,作为ARJ21-700飞机的主制造商,我们需要的是“风险合作伙伴”,我们需要享受与其他飞机制造商同等的商业地位。

AE-100项目的教训,使我们意识到“技术诱惑”几乎断送了我们寻找通往“自由王国”道路的所有机会,对追求高技术领先的航空产业而言,只有核心技术的控制权能够决定一个企业在这个产业链中的地位。只有具备了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产品市场开发主动权的飞机制造商,才能成为世界商用飞机领域的实力派。AVIC-1总经理林左鸣更将知识产权看作是“企业财富的标志,核心竞争力的基石”。他在第三届中国保护知识产权高层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表示,当那些科技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购买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时,往往在使用范围上会被附加不合理的限制,这正是知识产权的力量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新技术的集成与综合能力带给飞机制造商的挑战远远大于单项技术创新,波音公司总裁费尔?康迪特曾将波音的“核心竞争力”定义为“成功地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系统集成商”。

ARJ21-700飞机的系统由动力装置、航电、电源等24个系统组成,这些系统的研制是由ACAC提出系统设计要求和技术指标后,再与国外供应商进行联合定义,然后再由国外供应商进行研发,ACAC对整个过程进行监控、评审、审批和适航审定,最后由ACAC完成飞机的系统集成和综合,对于ACAC来说这是全新的课题。当波音公司、空客公司都在用最新的“供应链管理”理念,在全世界范围内组织飞机生产的时候,ACAC还在ARJ21-700飞机究竟应该采购成品,还是系统的问题上争论的一筹莫展。


2002年,仍然没有从“9?11”事件与经济低迷中走出困境的航空业,越来越将“规避风险”的思想更加深远地融入到各自的企业文化当中,世界飞机制造商也从以“技术为主导”的企业文化转变为,以“工程进度和财政预算”为主导的企业文化。他们开始寻找遍布世界的系统供应商,并将飞机的系统设计和生产分派到他们手中,因为,这是能够利用优质廉价劳动力,达到降低建造成本的有效方式。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这种方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飞机制造商所承受的一定的财政风险分担出去。

国外研发相同类型的支线客机至少需要8亿美元,ARJ21项目至少需要6.5亿美元的研发费用,大部分资金将由15家股东单位自筹。“我们需要系统供应商来分担我们的研发费用,直到我们开始向客户交付飞机。”原AVIC-1常务副总经理、ACAC董事长杨育中进一步解释了“风险合作伙伴”在ARJ21项目中所要承担的任务:系统供应商向ACAC提供的成套系统必须是低成本的产品;必须自行承担系统研制和综合的研发费用;必须向ACAC免费提供试飞和取证飞机上所需装机的完整系统;必须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拥有良好的产品支援和客户服务体系……

当中国科技和商务市场变得更成熟的时候,AVIC-1已经将目光放的更加长远。他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民机要想实现产业化发展,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更为重要的是,必须通过市场手段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市场研发和营销体系;产品开发和实现体系以及产品支援和客户服务体系。

这是理想照亮现实的唯一路径,只有凭借于此,一切光荣与梦想才有实现的可能。

2003年,美国《航空周刊》对ARJ21项目发表评论时指出:意义不在于其商业潜力,而在于中国正在开始学习,学习如何开发完全符合西方标准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用飞机;如何通过与众多的供应商合作从美国联邦航空局获得认证;如何建立起全球营销网络;更重要的是,证明其有能力提供各种售后服务。如果40年后中国在全球航空业发展成为一个竞争力强的对手,那么我们应该说,他们是从ARJ21-700飞机开始的。


2002年11月4日,ACAC与美国通用电器飞机发动机公司在珠海签订合作意向书,选择CF34-10A发动机作为ARJ21-700飞机的动力装置。

“ACAC选定GE发动机公司的CF34-10A高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作为ARJ21-700飞机的动力装置,而不是完全自主研发,这一项就可以将项目的总体费用降低至少50亿元。GE公司在研制CE34系列发动机上的投入已经高达10亿美元,CF34-10A发动机,已经被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EMBRAER190/195飞机选用,当ARJ21-700飞机投入使用时,该发动机技术已经非常成熟。”GE发动机集团中国区销售总经理向伟明认为,作为ARJ21-700飞机风险共担的战略供应商,GE公司理应在动力装置及其相关技术上分担项目研发投入和风险。同时,GE小型民用发动机项目总经理David.Joyce也表示,GE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我们对中国还从未做出过如此重要的承诺:双方联手为全球市场开发品质卓越的产品,我们承诺与AVIC-1合作,以确保ARJ21项目的长期成功和中国航空工业的持续发展。

事实证明,当中国不再痴情于“技术合作”的诱惑,而是一步跨进追求商业成功的思维时,中国与世界市场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业模式的创新,成为ARJ21-700飞机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前提。

除了分担项目研发的资金风险之外,AVIC-1民机部部长汪亚卫指出,大量选择美欧知名厂商成为主要系统供应商,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拿到国际适航证,将中国的商用飞机卖到国际市场,ARJ21-700飞机取得国际权威适航证的意义已经超越了项目本身的意义。这意味着,中国商用飞机的产品质量已经达到了国际航空运输安全要求的水平,国内外的飞机乘客可以放心地乘坐,同时,也将证明CAAC的适航审查标准和体系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当ARJ21-700飞机身上体现了更多美欧航空产品的成功与价值时,美国航空管理局(FAA)与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开始非常关注ARJ21的研制情况。作为回报,GE公司帮助ACAC与美国FAA建立了联系。

2003年9月25日,FAA派出观察员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ARJ21-700型号合格审定委员会的首次会议。2004年5月,ACAC与已经选定的全球12家系统供应商签订了正式合同,12家系统供应商中有6家是美国的系统供应商,包括:通用电器飞机发动机公司负责提供动力系统、派克哈尼芬公司提供燃油和液压系统、罗克韦尔?柯林斯公司提供航空电子系统、霍尼维尔宇航公司提供飞行控制系统和汉胜公司。

2006年5月,FAA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美国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提问:ARJ21-700飞机是卖到中国市场的飞机,为什么FAA要到中国来为它颁证?FAA的主管回答说:“原因在于,ARJ21飞机上有美国人的利益。你知道吗,19家系统供应商里有三分之二是美国的供应商,他们的利益体现在占机体价格40%的机载系统里面。”随着ARJ21-700飞机占领的市场份额的扩大,美国人会获得更多的利益回报,因此,主管中国民航适航审定工作的CAAC与美国FAA就ARJ21项目共同探索扩展适航双边关系的工作,具有极强的现实性与紧迫性。

2007年3月8日,美国FAA在上海正式设立了技术办公室,并开始对ARJ21-700飞机的研制单位进行考察。3月28日,中国CAAC成立了“中国民用航空上海航空器适航审定中心”,加强与美国FAA在ARJ21-700飞机适航审查上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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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20 09:24:57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庆伟:大飞机公司将通过招投标集中选择供应商

中国经济网北京2月20日讯 在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刚刚举行的ARJ21新支线飞机项目首飞表彰大会上传出喜讯,ARJ21?700飞机的订单总数已经达到208架。中国商用飞机公司董事长张庆伟在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表示,商飞公司已有一个符合“主制造商?供应商”模式的规划,总体设计中心将建成开放式的,逐步吸收供应商来协同工作;随着民用大型飞机方案的最终确定,下一步中国商飞公司将进一步通过招投标,集中选择优质的供应商。

张庆伟称,飞机和汽车不同,不能研制各种档次的飞机去适应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飞机只有是世界上最好的才具有国际竞争力。据介绍,商飞公司已有一个符合“主制造商?供应商”模式的规划,要建立总体设计中心、总装制造中心和客户服务中心三个中心。总体设计中心将建成开放式的,逐步吸收供应商来协同工作;总装制造中心将构建适应飞机产业化和系列化发展需要的能力;客户服务中心能够为飞机的交付和航线的正常运营提供支持。上海飞机客户服务公司已在上海挂牌成立。

据悉,中国商飞公司已被中央组织部确定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基地,要把培养、吸引和使用优秀创新创业人才作为大型客机研制的重要目标,努力营造鼓励人才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坚持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通过实施大型客机项目和新支线飞机项目培养一批国际一流的航空领军人才,支撑我国民机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到出成果、出人才、出效益。

张庆伟表示,去年,中国商飞公司与美国GE金融服务公司签订了25架ARJ21?700飞机购机协议,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飞机第一次批量销往欧美市场,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公司履约能力特别是客户服务能力等将得到很大提升。随着民用大型飞机方案的最终确定,下一步中国商飞公司将进一步通过招投标,集中选择优质的供应商,使得大飞机研究既体现中国特色,又充分实现技术上的进步,使我国研制的大飞机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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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15 09:36:32 | 显示全部楼层

大型运输机市场容量可达1100亿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加快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工作。中央财政预算2009年安排328亿元,2010年安排300亿元左右,加快11个重大专项的实施,其中包括大型飞机、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等专项。

  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国重大科技专项共为16项,此次获得资金加快发展的11个专项主要属于三类项目:能够充分利用多年自主创新成果的项目;对当前产业发展和扩大内需具有重要作用的项目;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重大关键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大型飞机专项属此类。

  大型飞机分为大型运输机和大型民用客机,预计未来国家将为上述两个项目提供至少400亿元的专项资金。预计大型运输机2015年将研制出样机,2016年开始列装部队,至2020年累计列装约400架份。当前俄罗斯大型运输机伊尔-76售价为3000万-5000万美元,以3000万-4000万美元计,400架份的市场容量约为800亿-1100亿元。大型客机预计2017年出样机,2019年取得适航证后将开始量产,未来空间将远大于大型运输机。

  航空制造业在中国属朝阳产业,当前处于年均复合增速达15%的高速发展时期。虽然短期航空制造板块市盈率高达50-60倍,但是我们长期看好该行业的发展,中期该行业也会有大量并购重组的机会,因此给予行业“谨慎推荐”投资评级。

  大型飞机专项将承载着中国追赶世界航空制造的希望,推动飞机制造产业链的发展。此次加速大型飞机项目的进行,将增大飞机制造未来研发和生产需求的确定性。在飞机制造产业链中,整机装配、航空发动机制造、航空零部件制造及钛材加工和碳纤维复合材料等领域的相关公司将获益,建议重点关注西飞国际(000768)、航空动力(600893)、西部材料(002149)、金发科技(60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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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7 09:49:59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大飞机或将使用世界最先进发动机 油耗降低16%




  据中国商飞总设计师吴光辉透露,预计将在2014年首飞、命名为“C919”的首型国产大飞机,将定位于150座级(座位数覆盖130到200个座位),确定其标配为168座。

  这样一架大飞机将由300万到500万个零部件组成,这些零部件需要有数千家配套供应商生产,如此庞大的产业链机会不只让一个王水福动心。

  今年2月19日,70多位上海民营企业家集体造访中国商飞。这次访问最终变成了这些商人对各自的电子、新材料、计算机、电缆、照明、精密机械等产品进行推销的营销路演。

  “各地民企都很踊跃,但这次可能只有少数几家能够入围,并且只会负责一些配件的生产。”商飞的一位知情人士解释说,“因为大多数民企此前都没有为大飞机标配的先例,中国商飞对民企的开放会一步步来。”

  受制于国内制造能力不足,大飞机的大量制造环节看来仍需要求助于全球。中国商飞总经理张庆伟之前表示,大飞机项目中,国产化率要达到30%。

  “我们目前已经完成首飞的支线客机ARJ21?700,在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等关键部件,由于国内产品暂时达不到技术要求,因此国产化率很低。”张庆伟解释说。

  公开资料显示,大飞机项目此次提供的工作包,主要包含两类:

  第一类是“系统设备工作包”,包括飞控、航电、电源、照明、APU、动力装置、起落架、液压、机电综合、空气管理、燃油、防火等系统和设备。


  曾从事ARJ支线飞机供应商管理工作的周济生介绍说,按照国际业界通常的情况,如果制造一架波音787需要花费80-90亿美元,那么系统设备工作包就占50%以上,也就是40-45亿美元。而其中发动机系统又占系统设备工作包费用的一半,即20亿美元左右。

  正是在占整个飞机造价50%的系统设备这块蛋糕上,我国尚不具备独立标配能力,如果要实现国有标配,需要与其他国外企业合作。

  “支线飞机的全球招标模式,就是大飞机的摹本。”6月16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郭励弘对本报记者说。

  “自主研发和全球招标并不冲突。”6月4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大响对本报记者说,自主研发的周期长,赶不上大飞机项目的进程。即便是我们研发成功了,也只能是采取逐步的部分替代,还是要用到国外的成熟产品。”

  大飞机项目的第二类工作包是“机体结构工作包”,包括雷达罩、机头、前机身、中机身-中央翼、中后机身、翼身整流罩等。

  这部分机体部件和材料则需要花费整个飞机造价的25%,即20亿美元左右。“国内供应商将主要集中在机身制造这一块上,也就是分享整机造价的这25%。”周济生说,其他如管理费、劳动力成本等瓜分了另外的25%。

  盛宴中的大飞机拼图

  那么,将在5年后飞上蓝天的国产大飞机,最终将由哪几只手合力打造而成?

  整合各供应商迄今公布的信息,我们可以还原出这样一幅大飞机拼图??

  大飞机机头部分的制造将由成都飞机工业公司提供。

  承担大飞机的前机身、中后机身机体结构制造的是洪都航空工业集团。

  西飞国际取得了中机身(含中央翼)、外翼翼盒(含固定前、后缘)、副翼、后缘襟翼、前缘缝翼和扰流板等6个工作包。

  沈飞将就尾段与中国商飞进行设计与合作。

  哈飞将对国产大飞机提供机体的复合材料。据哈飞副总工程师李瑞义介绍,目前我国正在研制的国产大飞机机体结构的30%-40%将采用复合材料。

  昌飞获得了份额不多的机翼扰流片等部件的研制生产任务。

  来自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旗下的航天科工三院亦成为大飞机机体结构的供应商之一。

  据周济生介绍,我国国产大型客机的起落架项目目前已确定由中航飞机公司与法国赛峰公司共同研制,联合开发,联合竞标。

  大飞机的非气密性舱门由浙江西子联合控股公司提供。

  而来自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三院306所需要向大飞机项目提供翼梢小翼/副翼/扰流板/后机身尾椎4大工作包。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法国斯奈克玛公司的合资公司CFM公司制造的LEAP-X型号发动机

  大飞机面向海外的招标集中在发动机领域。本报获悉,可能将采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法国斯奈克玛公司的合资公司CFMI公司制造的LEAP-X型号发动机。

  该发动机第一台全尺寸验证发动机计划2012年试车,LEAP-X预计2016年取证。据GE中国人士称,新型发动机将比现在给空客A320以及波音737NG飞机提供动力的CFM56技术嵌入型发动机节省燃油16%。

  “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接到对此事发布任何信息的通知。”6月17日,在被本报问到中国的大飞机项目是否已就发动机采购与其公司接洽时,GE中国发动机品牌发言人邓谨如是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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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22 00:13:25 | 显示全部楼层

中航工业集团:三大业务板块迎来注资高潮 五年内完成整体上市

 一家集团旗下近20家A股公司中,超过半数的上市公司都在进行重组。这是怎样的景象,又将带来什么样的机会?

  中航工业集团资本运营部部长李平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集团资本化运作的目标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3年内实现集团公司80%的业务和资产上市;第二阶段,5年内实现集团公司整体上市。集团将以上市公司为平台实现专业化经营,通过内部整合和外部并购,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国证券报记者经多方采访获悉,飞机、发动机系统和非航空业务,这三块资产承载着中航工业集团“两融、三新、五化、万亿”的梦想,其对应的上市公司也成为最重要的发展对象。

  8家公司踏上重组路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得的一份资料显示,根据中航集团的有关规划,在中航集团下属的21家上市公司中,中航科工(2357.HK)将成为中航集团A股外的资产整合平台洪都航空(600316)和成飞集成(002190分属于防务事业部的航空板块和民品板块西飞国际(000768(000768)属于飞机公司中运输机、支线客机业务板块;航空动力(600893(600893)、成发科技(600391)、ST宇航(000738),分属于航空发动机的主机、传动和控制业务板块;*ST昌河(600372)、中航精机(002013)、中航光电(002179)、东安黑豹(600760)属于系统公司中航空电子、航空机电、元器件和民品业务板块;哈飞股份(600038)属于直升机板块;贵航股份(600523)、中航重机(600765)、中航三鑫(002163)分属于通用航空、重机和材料板块;深天马(000050)、飞亚达(000026)、中航地产(000043)和港股中国航空技术国际(0232.HK)、深圳中航集团股份(0160.HK)则分属于工业投资、航空贸易、贸易物流和置业等板块;东安动力(600178)属于汽车板块。

  截至目前,除去已经完成重组的中航重机,中航工业集团麾下包括航空动力、洪都航空、贵航股份、ST昌河、ST宇航、东安黑豹、中航三鑫、中航地产等8家公司已经踏上了重组整合之路。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西飞国际的新一轮重组也有望展开。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中航工业集团将是今后两年整个军工行业上市步伐最快、注入资产最频繁的板块。

  “要实现在2017年集团公司万亿目标,初步测算集团每年销售收入增长要超过22%,总资产每年递增的速度要超过16%。”李平指出,如此增幅仅依靠国家的投资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中航工业集团重组后形成几个平台,就是要通过资本运作,实现专业化发展。

  “关于中航系的上市资产情况,从目前来看,虽然不尽乐观,但反过来看,对中航工业集团而言,一面是2017年营业收入达万亿的目标,一边是三年内80%资产上市的承诺,这也表明在今后三年中,其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和资产情况或将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分析师表示。

  飞机资产

  三足鼎立

  西飞、洪都、哈飞??这三家飞机制造企业是中航工业集团最核心的资产整合平台。

  作为中航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旗下唯一一家上市公司的西飞国际,或将成为中航集团旗下民机资产整合平台。目前,中航飞机旗下的主要资产包括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中航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中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等5家成员单位,而其中陕飞集团的运8和运12运输机资产最为优质。

  江南证券帅再先认为,西飞国际的民机订单将有较大提高。金融危机对干线飞机销售确实产生较大影响,但对支线飞机这个细分市场影响较小。公司新舟系列飞机现有新舟60、新舟600,主要市场是发展中国家。他估计,2009年公司民机交付可能达到25架左右。

  帅再先表示,未来西安将是我国军用运输机、支线飞机、轰炸机、预警机生产基地,西飞可以随时配合中航工业的整合计划。他预计,中航飞机旗下企业的整合将可能是一个打包式的方案。

  就洪都航空而言,海通证券龙华认为,其所在的防务公司是中航工业的核心板块,旗下拥有成飞集团、沈飞集团、洪都集团等优质军工资产,预计公司将被定位成军品资产业务的整合平台,发展空间巨大。但由于该资产较敏感,保密性较强,整合时间可能会滞后于其他板块。

  帅再先则认为,洪都航空此次增发是中航防务资本化运作迈出的第一步。2010年中航防务资本化运作有望加速,即将整合中航工业战斗机资产,公司或许更名为中航防务。未来,公司还将整合中航工业旗下导弹资产。

  另一家以飞机为主业的公司为哈飞股份,“哈飞作为中航工业直升机公司的唯一上市公司,有可能成为直升机资产的整合平台,可能注入的资产包括昌河飞机、保定惠阳航空螺旋桨厂、中国直升机研究所等。”龙华于2009年8月初发布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

  发动机系统资产

  双雄争锋

  作为我国三代发动机主要生产企业之一,有专家预测,航空动力的航空发动机业务将保持大约25%的年增长速度。其支撑点就在于,我国军机正面临大换代,估计未来10年三代发动机需求在3000台以上。当前,航空动力正在进行定向增发。帅再先认为,四大募集资金项目量产后,公司销售收入将增加25亿元,毛利增加5亿元。考虑到规模效应,管理加强,财务费用降低,预计航空动力的净利润将保持30%以上的增长。

  早在其借壳S吉生化上市时,中航工业已承诺将航空动力作为集团发动机业务的唯一整合平台,这一资产包括沈阳黎明、贵州黎明等优质发动机资产。帅再先认为,按照中航工业资本运作整体思路与大致时间节点推算,发动机业务整合应该会在公司完成定向增发之后尽快实施。

  同时,中航工业还将积极开拓国际民机转包市场,不断扩大市场份额,逐步实现由“单纯的供应商”向“风险合作伙伴”的跃升。按照航空动力的规划,公司未来转包生产将保持30%以上增长速度,2017年转包规模达到20亿美元以上。

  中航光电作为中航工业系统公司关键器件业务平台,其发展战略是“中高端、集成化、提供全面连接技术解决方案”,旨在巩固扩大军品业务的同时快速提升民品业务,使公司营业收入保持30%以上年平均增长速度。

  非航空资产

  重机与专用车锦上添花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为实现1万亿目标,中航工业必须大力发展非航空产品。而在中航工业的重点非航空资产中,中航重机与东安黑豹承担着资产整合平台的使命。

  目前,中航重机已变身为控股型企业,旗下设有安大公司、中航<A onmouseover="showImage('stock','1_600765',this,event,'2750')" href="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600765.shtml" target=_blank>力源液压(600765,股吧)股份公司、贵州永红航空机械和中航世新四家子公司,集中管理锻件、液压件、换热器及燃气轮机四大业务板块。帅再先表示,作为中航工业四大非航空品产业之一的重机产业发展平台,中航重机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故事,外延型增长空间巨大。

  按照定向增发草案,东安黑豹拟向金城集团及中航投资分别发行5509.5716万股及1684.4701万股收购专用车研制生产企业股权,建立比较完整的专用车产业链,打造中航工业专用车平台,力争2017年销售收入200亿元。

  帅再先表示,专用车产业位列四大非航空产业之一,中航工业必定极力支持其发展,在技术、市场及收购资金等方面鼎力支持。

  ■ 记者观察

  透明些 再透明些

  □本报记者 陆洲

  尽管军工板块容易诞生“黑马”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记者接触到的部分市场人士和投资者眼中,“业绩平平、增长乏力、‘看不清楚’”,是他们对军工上市公司的普遍看法。军工企业需要掀起自己的盖头来,大方自信地在资本市场的聚光灯下亮相。

  长期以来,军工企业由于保密要求高、与外界交流展示较少等原因,投资者对其始终感觉朦胧、神秘、模糊,分析研究难以开展,预测估值无从下手??不了解行业背景、企业历史与发展方向,不清楚成本费用和收入利润的具体构成与来源,不知道军工产品的生命周期与定型列装变动,更不熟悉武器装备技术进步潮流与我国新时期军事变革动态??这就导致军工上市公司往往被各种“题材”与“概念”所环绕,业绩支撑不牢,估值基础不稳,行业地位不定,常常陷入传闻满天、炒作盛行、“黑马”频出、昙花一现的尴尬境地。

  形成这样的局面,投资者不愿看见,军工类上市公司也不愿看见。诸如此类的“信息盲区”,不仅影响到投资者对军工企业价值的判断,也不利于军工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的力量发展壮大。记者认为,要获得资本市场的接受与认可,拥有广泛而坚实的投资者基础,军工企业就必须“透明些,再透明些”。

  事实上,从公司法理的规范运作角度而言,除了产品的销售渠道与应用范围不同之外,军工上市公司并不存在任何“特殊性”,军工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双重身份”之间也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强调“特殊性”,只能让军工企业的路越走越窄。记者认为,军工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应当做到:国家安全重于泰山,该保守的秘密决不披露、外泄;市场“三公”原则不可动摇,该公开的信息决不掩饰、拖延。

  我们也看到,一些军工企业已经在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和全面性上有了可喜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军工企业经营情况见诸媒体并为投资者所了解,市场各方投资军工企业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也越来越强。

  让资本市场认识军工企业,让军工企业贴近资本市场??在这个刚刚开始的互动过程中,双方的话语体系需要转换,原有的偏见与误解需要消除。一方面,军工企业需要将自身纳入到通行的游戏规则中去,按照公认的评价标准和市场逻辑来要求自己,摒弃所谓的“特殊性”和“惰性”,以阳光透明的心态和坚定不移的决心做好充分的信息披露;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也要认识到军工企业的特点,对它们抱有足够的耐心,保持一份宽容与理解。

  从某种程度而言,军工板块的研究尚不深入,有待挖掘的空白点与处女地还有很多,军工的真实价值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这既需要军工企业的主动,也需要市场各方的努力。当军工上市公司改变过去在二级市场上多以“黑马”示人的讨巧面貌而换之以“白马”形象,则军工板块的投资者基础将更加稳固,为长期、理性投资者拥趸的军工上市公司将更能代表军企的实力与内涵,并与资本市场一道健康茁壮成长。

  江南证券帅再先:

  重组是确定性事件

  利用资本市场整合与做大是中航工业“五化”战略的根本目的,中航工业旗下18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相应业务板块或者子业务板块的资本平台,它们重组是确定性事件。预计多项新航空器可以在“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期间面市,可以期待中航工业通用航空、直升机产业、航空发动机产业在未来将快速发展。另外,随着我国航空武器性能的提高,中国新航空武器在不发达国家市场将占有极高比例,看好航空工业防务产品出口。

  东海证券牛纪刚:

  L15放量成洪都增长点

  2010年后,洪都航空增长主要依靠L15的放量。L15将于2009年底前完成鉴定试飞,达到可销售状态。初期产能尚不能完全释放,预计2010年L15可销售5架以上,实现收入5亿元,增加5000万元以上净利润,摊薄后每股收益增长20%以上。2011年后,L15将逐渐放量,预计2011年可销售15架以上,利润实现50%以上的增长。保守估计2011年每股收益可达到1元以上。

  海通证券龙华:

  飞机需求保持旺盛

  我国正处于第三代战机转型阶段,未来几年内,预计我国至少需要300架第三代战机。另一方面,我国民航需要的飞机数量增长空间也较大,据预测,未来20年中国将需要3710架新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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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26 09:52:49 | 显示全部楼层

天津空客飞机在争议中起飞 2009年交付11架

天津空客飞机在争议中起飞 2009年交付11架

  图1:空中客车天津总装线现场。

  内容提要:欧洲空中客车中国公司总裁博龙在试飞及交付现场表示,在天津总装的空客A320飞机在质量和性能方面与在欧洲生产的空客飞机完全相同。“这么快的建设速度,只能发生在中国,不会在其他地方实现。当初空客选择天津是正确的决定。”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国内一位资深媒体人曾写道,“那一天,我看到天津组装的空中客车A320带着隆隆震耳的轰鸣,展翅飞向蓝天。我想起,祖国这六十年,不也正如这冲向蓝天的飞机一样,以令人叹为观止的速度,超越一个又一个大国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我知道,这是我国组装的第一架大飞机,也是空客在欧洲之外唯一一家大飞机组装厂。但是,毕竟,这只是组装,而不是制造。因此,我企盼国家更强,有更多的真正咱们国产的大飞机,翱翔蓝天”。

  2009年5月18日,首架中国总装空中客车A320飞机成功试飞;6月23日,该架飞机交付中国客户,引起国内外密集关注。

  欧洲空中客车公司(Airbus S.A.S.,简称“空客”)中国公司总裁博龙在试飞及交付现场表示,在天津总装的空中客车A320飞机在质量和性能方面与在欧洲生产的空中客车飞机完全相同。“这么快的建设速度,只能发生在中国,不会在其他地方实现。当初空客选择天津是正确的决定。”

  法新社的报道称,“这是进一步显示中国在全球崛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德国《商报》报道,“天津工厂是汉堡工厂的精确复制品,只不过天津的更好”。

  空中客车A320系列飞机天津总装线,是亚洲第一条、全球第四条民用飞机总装线,天津成为继美国西雅图、法国图卢兹、德国汉堡之后,世界上第四个拥有大飞机总装线的城市。天津总装线主要供应中国及亚洲周边国家与地区的航空公司。至2009年8月交付5架空中客车A320系列飞机,9月起达到每月交付2架飞机的生产进度,2009年底共交付使用11架飞机。到2011年底,将达到月产4架,年产48架飞机,争取达到50架。

  空客天津总装公司总裁、法国人尚鲁国接受采访时说,每架飞机按照客户的需求,提供个性化配置。虽遭受世界性金融危机,但没有中国客户取消飞机订单。

  图2:空中客车A320系列飞机在不同“站位”进行总装。

“龙在学习飞翔”之一:空中客车A320天津总装线引来的争议

  航空制造被称为“现代工业之花”,代表一个国家整体制造业的最高水准。站在制造业之巅的“大飞机”涉及的产业链,自上而下波及从能源资源到生产加工、制造集成、信息技术、贸易物流、金融服务等整个工业流域。

  制造大型飞机,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科教水平的标志。拥有国产大飞机,是中国人百年的梦想。大飞机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十一五”规划。

  有关专家认为,我国大飞机的研究水平大约落后波音和空中客车30到40年。在2006年6月,空中客车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宣布落户天津前后,国内出现一波航空工业发展的“自主开发与合作合资之争”。

  反对空中客车A320天津项目的人士说,民用飞机市场是全球垄断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美国波音公司(Boeing Co.,简称“波音”)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基本上已瓜分全球市场,不允许第三家进入,形成民用大飞机制造领域中的“第三极”。中国要发展大飞机的战略引起波音和空客的高度关注,他们都曾经明确表示反对我国上民用大飞机。波音和空客的战略目标很明确,前者希望中国成为其新项目的风险伙伴,后者希望中国变成空客的股东。

  中国工程院一位院士认为,组装空中客车A320飞机对我们技术帮助有限,这是空客为了占领中国市场想出的招,“是公关行动,不是技术行动”。科技部一位官员说,技术是项目的生命线,自主创新才是我们国家的“筋骨”,空中客车A320天津项目要吸取上海麦道合作项目最终被波音中止,造成我方重大损失的惨痛教训。

  我国民机工业第一次参与国际合作是在1985年,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组装25架MD-82飞机。从1987年起,中国开始寻求支持搞国产化的国外飞机制造商,1993年决定与麦道公司合作生产MD-90飞机。然而借助国际合作推进国产化,进而形成自己研制大飞机能力的想法越来越成为泡影。有关专家认为,麦道公司与中国合作只是要打开我国市场的大门,并不是帮助中国发展大飞机。麦道飞机的组装使中方学到了管理和飞机装配技术,但学不到设计和零部件制造技术。合作生产中,再怎么提高外国飞机的国产化率,中方也不可能取得飞机的总体设计权和知识产权。估计空中客车A320组装项目能给我国民机工业提供的技术也是如此。现在我国所有的飞机合作项目都是国外控股,中方主要是转包生产,学不到核心技术。以机翼为例,在转包生产中,中方能按照国外提供技术图纸造出一个来,但是完全由中方设计制造仍然不行,原因是设计学不到。

  原ARJ21总设计师、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吴兴世说,参与国际合作,一定要明白自主创新才是我们发展飞机产业的主线,我国飞机的核心技术不可能从外国人手里学到。一是因为外国人决不想培养出一个商业竞争对手;二是外方转让技术,前提是不影响其根本利益;三是国际合作永远摆脱不了政治大局。

  有的专家指出,日本做得比较出色,韬光养晦,表面上依附美国为波音公司搞转包生产,自己却在发展超音速、发动机等关键技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2008年3月28日报道:在给波音和空中客车作了数十年忠诚的供应商之后,日本正准备启动单通道飞机计划,让自己在航空业也能以飞机制造商的身份占有一席之地。

  航空专家指出,航空工业作为高技术产业,对核心技术的控制权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市场利益,因此航空产业的领先者必定会采取措施阻挡后来者的步伐。航空工业属于战略产业,其核心技术无法通过与国外合作取得,无法用钱买到,必须依靠自主发展。一个国家,尤其是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想通过国际合作形成能自主发展的独立航空工业,是水中捞月。

  还有的专家说,在与跨国公司利益博弈中,寻求与中方进行高层次的技术合作,找到双方各有所求的利益均衡点。必须建立中国自己的飞机制造平台。只有持续不断地提升自身能力,才能使跨国公司不得不在技术转让上让步。

  图3:空中客车A320系列飞机。

“龙在学习飞翔”之二:一场天上人间的中欧联姻

  2006年6月8日,国家发改委与空中客车公司联合发布,经国家发改委与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共同努力,以及双方专家的科学论证和客观比选,日前,中国政府已批准在华合资建设空中客车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选址天津滨海新区。

  双方认为,全面提升中国航空工业与空客公司的合作水平,扩大合作方式和规模,是促进双方航空领域合作长期、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是体现优势互补、互利双赢的合作,对双方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启动在华合资建设空中客车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项目,是双方朝着提升工业合作规模和水平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为加快推进在华合资建设空中客车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进程,空客公司已开展了必要的前期准备,天津市相关企业正会同中国航空工业第一、二集团公司全面启动中方企业联合体组建工作。中方企业联合体与空客公司将加强合作和协商,共同组建高效的合资项目筹备组,尽快完成可行性研究等前期工作。

  德国《明镜》周刊2006年5月8日刊文介绍中国与空客公司之间密切而有效的合作,文章说,看好中国市场的空客公司即将在华制造完整的空中客车A320客机。此项合作对于双方来说意义非凡,对中国的意义更大,它意味着中国迈出拥有自己飞机工业的第一步,并从生产合作逐步向全面的技术合作方向发展,最终达到自主研发与产业发展并举。

  2005年12月4日,温家宝总理访问法国,专程访问空中客车公司总部所在的图卢兹,中国发改委与空客公司在这里签署了加强工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明确了双方将进一步扩大在民用航空领域的工业合作,并提及双方将共同评估新的合作领域,其中包括在中国建立一条空中客车单通道飞机总装线的可行性研究。

  按照中方与空客公司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精神,在中国生产的空中客车A320系列飞机将完全按照空客公司在欧洲生产线的标准和工艺,生产的飞机具有相同的质量和价格竞争力。

  随后,国家发改委与空中客车公司以及双方专家开始在中国境内选址的过程。

  在已对上海、西安、珠海三个候选城市考察一轮之后,“迟到者”天津才获知消息,参加申请者的行列,几乎是从零起点诞生了航空制造业。

为什么花落在天津?

  记者曾看到空客公司考察天津提出的430条问题,非常细致,天津市和中央有关部门的答案非常完备。空客方面称赞,“组织得如此完美,深感震惊”。

  空中客车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项目场地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功能区空港物流加工区,紧邻扩建中的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及京津塘高速公路,周边有中国民用航空局(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简称“民航局”)与天津市政府共建唯一的国家级民航科技产业化基地11平方公里,使之成为世界航空高科技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中国民航科技研发的“硅谷”。距我国北方第一大港天津港30公里,距天津市中心城区13公里,距北京首都国际机场130公里,具有铁路、港口、高速公路、轨道交通、快速路、大件运输专用线等综合优势,而且飞机试飞空域条件良好。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的新建第二条跑道满足空客飞机的试飞

  天津是我国老工业基地,门类齐全,技术雄厚,零部件加工制造基础扎实。参与中外项目谈判的天津市发改委副主任尹耀光表示,以天津为圆心,1000公里之内都可为空客飞机制造提供上下游产业的技术支撑,有效带动飞机研发、零部件制造、销售和服务在周边地区的快速起飞

  项目所在地比邻我国民用航空人才成长的摇篮中国民航大学,该校是中国唯一一所民航学科门类齐全、交通运输与航空科技两大学科交叉融合的高等学府,空客公司与该校具有长期的人才培训合作。中国航空大学李艳华教授分析说,空中客车A320项目选址天津滨海新区,有助于发挥京津地区技术密集的优势,通过主制造商的战略决策吸引系统集成商将航空产品生产向中国转移,使京津成为我国最大的高科技航空产业聚集地之一,从整体上加快航空产业的发展。

  特别是天津滨海新区作为中央定位我国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空中客车A320项目选址为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这是天津一张“王牌”。空客中国公司方面在公布空中客车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落户天津的消息中,特别提到“选址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正值中国政府做出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重要战略部署之时,这将为空中客车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的建设和尽快发挥效益创造良好的环境”。

  航空产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国家战略决策,空客总装线项目承载着战略责任。按照中央对滨海新区的定位,发展高端化高质化高新化的产业。

  “在竞争空客工厂时,西安打航空工业牌、上海打大飞机项目牌、珠海打国际航展牌,但都没有跳出产业技术层面。而中国政府站在了区域发展的战略高度,”交通专家分析,“世界主要媒体都在讨论中国天津的综合优势,这一事件远远超过‘造大飞机’的产业技术层面。”

  2006年10月26日,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共同见证下,由天津港保税区、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China Aviation Industry Corporation I,简称“中国一航”)和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China Aviation Industry Corporation II,简称“中国二航”)组成的中方联合体签署了在中国共同建设空中客车A320系列飞机总装生产线的框架协议。根据协议,空中客车公司将与由天津港保税区牵头的中方联合体成立一家新的合资企业??空中客车(天津)总装有限公司,空客公司占51%,中方联合体占49%。

  2007年1月31日,空中客车公司与中方联合体(天津中天航空工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北京举行了空中客车A320总装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签字仪式。中方联合体代表、天津中天航空工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志江与空中客车公司国际合作及伙伴关系高级副总裁戴丹利签署了可行性研究报告。

  2007年5月9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空中客车A320系列飞机天津总装线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合资生产空中客车A320系列飞机,运营期限30年。

  此前的2006年5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准这一项目,据说,改革开放后,摆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的项目只有两个,上一个是三峡工程。

  2007年6月28日,空中客车公司与中方联合体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了空中客车A320系列天津总装线合资企业合同。根据合同,空中客车持有合资企业51%的股份,中方联合体持有49%的股份。在中方联合体持有的49%的股份中,天津港保税区占60%的比例,中国一航和中国二航分别占20%的比例。

  空中客车(天津)总装公司开创了地方政府和国家航空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成为国家创新航空产业发展体制的“试验田”。地方政府、国家产业部门作为中方的投资主体,与欧洲空客公司进行国际合作是个全新的构架。专业人士称,以往我国航空产业的发展是集团式,如航空工业一集团、二集团,一个集团内配套齐全。在日益国际化的经济大格局内,其竞争力效率已经不是最高的。

  天津市地方政府与企业合作跳出了以往企业与企业的利益合作格局,走出了航空产业原有的国有投资模式以及国有航空企业条块分割的局面,实现了多元投资,发挥地方政府资源、协调的优势。合资的体制机制实行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核心是双赢,构成新的民用航空工业的商业运作模式。

  总装项目是不是一个技术含量不高的组装过程?中方是不是扮演一个简单加工的角色?对此疑问,李艳华介绍说,飞机总装线属于制造业的技术高端,是飞机制造商的核心生产活动之一。

  空客中国公司副总裁、全程参与中外谈判的菲利浦?林表示,空客公司正是为了体现自身希望加强与中国工业合作的诚意和决心,才决定在天津建立最畅销机型空中客车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他说,波音公司将机翼、尾翼等很多环节外包,但总装一直在美国本土进行,这可以从侧面衬托出总装的重要。

  还有人认为,飞机总装的效益仅占飞机生产的4%-5%,并且天津这样一个总装项目很难盈利。对此菲利浦?林坦言,项目本身初期肯定不是盈利的,但最终将是一个盈利的项目。此外,某个项目对一个地方的好处还要看到其带动力。

  2008年9月28日,位于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的空中客车A320天津总装公司投产。温家宝总理出席投产仪式,并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和空客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托马斯?恩德斯站在写有毛泽东书体“齐飞”的台前为公司揭幕,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温总理称赞这一项目是中欧合作的结晶。

  空中客车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项目谈判用时一年,于2007年5月15日打下第一根桩,15个月后的2008年8月18日开始总装第一架空中客车A320飞机,9月28日正式投产,仅15个月的建设时间,空客公司高管称,在欧洲至少需3年。项目所有重要节点计划都是中方与空客方商定的,按时高品质完成。

  2008年10月7日,在法国“玫瑰之都”图卢兹,空客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托马斯?恩德斯首次在公司总部接受中国媒体的专访,畅谈他出席天津总装公司开工仪式的感想,勾画与中国的合作蓝图。

  托马斯?恩德斯说,随着我们的总装线在天津投产,我们已经感觉到我们是天津的一个市民。天津总装线是空客与中国、中国的航空工业和中国航空公司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中的重要一步。最终空客在中国市场被认可是一个中国的公司,这也是我们成立空中客车A320总装线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之一。我们的战略就是与中国一起成长。我们到中国不是争夺市场的,而是来分享的,因为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分享。我们可以分享知识和技术,在天津的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天津总装线成为空客最高效的总装线。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天津总装线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它融会了我们在图卢兹和汉堡总装线最好的工业流程和技术基础。

  托马斯?恩德斯提出,中国将成为空客的第二个中心。

  图4:空“中华龙”出阁,首架津产空中客车A320飞机交付川航)。

“龙在学习飞翔”之三:造大飞机迈“两条腿”

  空中客车A320项目落户中国的过程,正是中国自主研发大飞机提上国家议程的时刻。2007年2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批准了大型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正式立项。2008年5月11日,从事民用飞机及相关产品设计、研制、生产的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揭牌成立,总部设在上海浦东新区。公司由国务院国资委、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等公司共同出资组建。

  值得关注的是,一、二航空集团(2008年11月重组整合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与空客公司既是空中客车A320天津总装项目的合资伙伴,又是市场竞争对手,在投资结构上,真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Commercial Aircraft Corporation of China,Ltd.,简称“中国商飞”)总经理金壮龙在公司成立之初,即对中国记者表示,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中国将充分利用全球资源研制大型客机,敞开大门欢迎国外同行参与合作研制。研制大型客机不会对空客和波音等外国飞机制造商构成威胁,中国的大型客机初期只有一个产品,而空客和波音有多个品种。

  在中国商飞成立之日,温家宝总理在大型飞机重大专项研制工作有关会议上的讲话《让中国的大飞机翱翔蓝天》公诸于世。

  温家宝指出,正确认识和处理自主创新同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关系。研制大型飞机是新世纪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标志性工程,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自主创新的方针。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只能靠我们自己。研制大型飞机,同样要下这样的决心,做这样的准备。研制工作必须坚持以我为主、自主创新,全方位考虑。大型飞机的总体设计和总装一定要自己搞,发动机、机载设备和材料等,最终也要靠自主研制。我们的自主创新,完全可以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进行,完全可以利用全球科技资源为我服务。关起门来一切从头开始摸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真正成功。我们要注重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注重集成国内外先进技术和成熟产品,注重在引进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还可考虑把批量购机、设立总装厂和零部件厂同航空制造技术的引进消化再创新结合起来,促进我国航空工业的快速发展。总之,要把自主创新同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结合起来,突破制约大型飞机发展的关键技术。

  2009年11月28日下午,温家宝总理专程到中国商飞考察,他登上新研制出ARJ21支线飞机,从驾驶室一直仔细地看到客舱。

  在飞机总装车间,温家宝对数百名职工说,一是研制大飞机是国家的意志;二是要准备走艰巨探索的道路;三是我们要造世界最好的飞机。在研制大飞机中,培养和锻炼精益求精的精神,掌握那些用钱买不到的关键技术。只要凝聚科研人员和全体职工的智慧和力量,就一定能够让中国的大飞机早日翱翔蓝天!

  中国在大飞机项目自主创新同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两条腿”走路,有关专家认为。

  空客天津总装公司董事长赵海山认为,天津的空客项目就是这样,利用中欧合作的机会,学习先进的技术、管理、观念,与本地的实际相结合,创造出自己的模式,注重发挥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建成好于欧洲水平的工厂,组装出与欧洲性能质量相同的产品,这就是再创新。

  德国《商报》评论认为,“龙在学习飞翔”。

  天津空客项目经过3年时间培养了近400名中国员工,他们在德国汉堡、法国图卢兹的空客工厂接受1-2年培训,有的超过2年,学习工作指令、工艺文件,融入工厂的管理体系,参与组装高质量的飞机。天津空客总装线110名外籍员工如同老师,完全按照空客公司的标准指导中国员工完成组装,向中国同事传授技能。据了解,2012年空客天津总装公司达到年产48架飞机成熟速率之时,外方从目前的110人缩减到18人,总装线将以中方人员为主。空客方多次赞扬中国员工是“最好的”。有关人士称,中方这批人才是我国航空产业乃至建造“大飞机”难得的智力资源,应在中国“大飞机”工程中发挥他们的作用。

  天津航空产业以空客飞机总装作为突破口,探索专业化、集群式发展模式,聚集国内外这一行业优秀、活跃的企业,通过市场化的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离市场最近,加上政府的推力,构建创新文化,提供公共产品,有望形成类似“硅谷”的范式。

  天津编制了临空产业区(航空城)总体规划以及产业发展规划,以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国家级民用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为主要载体,包括滨海国际机场、中国民航大学等,规划面积102平方公里,涉及航空设计、研发、试验、部件加工组装、总装,向后延伸的销售、维修、租赁、金融服务等完整产业链。

  随着空中客车A320总装线项目落户,已有40余家国内外大型航空企业和零部件配套企业向天津集聚,如古德里奇、泰雷兹、PPG、佐地亚哥等。天津航空城还将与法国航空谷合作,吸纳更多配套厂商。

  2009年10月投产的中航工业西飞国际航空制造(天津)公司比邻空客飞机总装厂,组装空中客车A320飞机机翼,为空客直接配套。机翼是第一次在中国现场生产、测试、总装的空客飞机零部件,第一架份2010年一季度交付使用。空客天津总装公司运营总监方安宇表示,这是一个“积极的项目”,节约了成本,体现了空客公司对中国公司的信任。

  空中客车A320项目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大火箭产业化基地、中航工业直升机以及无人机、航天器等产品系列相继落户滨海新区,其中大火箭“长征五号”将于2014年从天津海运到海南文昌发射中心发射,直升机2009年生产2架。预计到2011年,天津航空航天产业将形成400亿元的规模,航空产业集群的雏形初现,空中客车A320项目的领航作用及影响力非同一般。

  航空运营体系中,航空金融、航空租赁是高端。我国航空公司95%的飞机赁业务由国外公司运营。国内多家金融租赁公司都在与天津航空城洽谈,以空客总装飞机为依托,发展国内航空金融租赁业务。2009年6月22日,中国工商银行与空客公司签署航空租赁与融资合作谅解备忘录,今后5年,工行为接收空客天津总装线下线飞机的航空公司提供总金额200亿元人民币的意向性租赁支持,可帮助航空公司接收70架飞机。

  国际众多配套公司看中天津的空客总装线,就是瞄准向往中国的“大飞机”项目,全球优秀的配套商来到天津航空城,经过5-8年的发展,了解适应中国国情,为我国发展大飞机形成全球优秀资源的聚集,是国家“大飞机”工程的重要资源。

  有关专家建议,将天津的航空产业以及临空产业区(航空城)作为国家“大飞机”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配套基地,通过天津航空产业,培养专业人员,参与进入国家“大飞机”项目,利用知识与技术的溢出,减少风险,少走弯路。天津发展航空产业,是国家的战略需求,国家应充分利用这一资源,推动中国的“大飞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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