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秦国统一了六国？

第一滴血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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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由 阳光下 发表于 2009-4-10 23:27:58 :

萨克何时变成女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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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练成葵花宝典的特征 ［此帖子已被 第一滴血 在 2009-4-10 23:58:59 编辑过］

ICE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

感觉国与公司的不同之处在于,国家或一个族人有一种天生的凝聚力,老秦在落后受压迫的时代只需一个明主即能调动起所有的护国之心(星星之火);又如清末民初时的中国般,在外强的压迫下,凝聚力却是在隐隐的提高,人的民族情结从谷子里无法改变.

而公司不同,特别在现代自谋职业的社会里;其员工对于公司的情感更不可同其而论了.能对其公司有着极强凝聚力及高忠诚度的少之又少,不过徐星公司就是少之又少里的啦~嘎嘎~~

［此帖子已被 ICE 在 2009-4-9 22:43:43 编辑过］

感恩牛

呵呵，这个挺有意思的讨论~~

个人看法，秦最终统一，有以下三个原因可能是很重要的：

一曰：力。=======秦国虽稍偏一些，但是其军力最强大，思想最统一。体现在军人战斗欲望和装备上（秦军武器是同期国家基本接近最好的），，当然其战斗奖励和惩罚也是同比最高的。（不过，这种军事管理较适合初级竞争，统一6国后的秦国军事管理没有升级，导致了秦朝的快速灭亡）

二曰：贪。=======强烈的扩张和占有欲望。即使统一前的秦国其建立本身就是从西向东的不断扩张而得的。（秦历代头领和君主都始终寻找和占有好的领地资源，成为部族和国家的传统

三曰：后勤保障。=人才和粮食等后勤保障极为充分，尤其是在广挖人才和对都江堰等的改造后，直接促成国力大涨。

当然总体来说，个人认为，，在当时，第一点是最重要的。且其时，秦因偏，文化较落后，国家和国民思想最为统一，整个国家的凝聚力极强。（类似冷兵器时代王者：蒙古，军力第一加思想统一）

（补充一点，秦所占的陕西关中一带也是易守难攻，自给充足，竞争者少，体现了高度的天然壁垒，后期占领四川并改造都江堰成功，有同样优势：内部空间大可高速发展，而外部来竞争的人很少）

一些瞎说，见笑~~

［此帖子已被 感恩牛 在 2009-4-10 18:40:32 编辑过］

江山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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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由 阿坤 发表于 2009-4-12 16:00:55 :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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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由 江山 发表于 2009-4-11 20:35:08 :

阿坤兄，如果这时有一个独具慧眼的投资者买了*st秦国，长期持有到它一统天下，那么他的收获真是富可敌国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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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江山兄说的对！不过，我觉得这个时候谁也不可能看得出来将来秦国能一统天下。能在这个时候买入，持有到秦穆公把秦国的内在价值释放出来之后比较合理。

其实，春秋战国时代的价值股出现过很多，比如大败于吴国，国君被俘但元气尚存的*st越国。它们中的大多数最后都要被灭，但是并不妨碍我们阶段性持有（至少十几年，也不短了）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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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坤兄说的没错，比如阶段性的投资春秋五霸。对于投资者而言收益最大的就是那些乌鸦变凤凰的公司，但是要在沙里淘金需要考验投资者的眼光，另外还要一点运气

从这个角度是否也可以衍生为在大变革大转折的时代，投资只能是阶段性持有，长期投资不适合，因为不确定性太大。中国股市的大波动性是否也符合中国的时代特征？因为中国目前也是处于大转型时期。

江山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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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由 span 发表于 2009-4-12 21:07:58 :

大清的强盛主要也是善用国外人才，如范文程、洪承畴、祖大寿、吴三桂等均是汉人。

明的灭亡也是在陷害人才，如名将袁崇焕被当汉奸杀掉，洪承畴、祖大寿等被逼当汉奸。

我总结了一下：强盛的国家都是海南百川、知人善任！

弱小的国家就是窝里斗，天天抓汉奸，更不要说敢任用外国人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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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 兄，善用人才只是国家强盛的一个条件。

糊涂虫

1.人才：秦国每一代国君都从他国引进管理人才（百里奚、蹇叔、商鞅、张仪、甘茂、魏冉、杜仓、范睢、蔡泽、吕不韦、李斯都是引进人才）。其他六国本国人才都不好好用：吴起在魏国不受重用；廉颇在赵国被赵括取代；乐毅取70城后却被燕国弃之不用；孙膑、屈原、伍子胥同此遭遇。。。

2.管理制度：只有秦国以建功立业作为奖惩的唯一尺度。商鞅变法：“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故授官予爵不以其劳，则忠臣不进；行赏赋禄不称其功，则战士不用”。

3.复利：秦国的国君一代接一代的英明，从秦穆公到秦始皇，每一代继承并拓展了上一代的业绩。不象其他国国君，老子英雄儿混蛋，业绩不能达到复利增长。

4.区域壁垒：秦国虽处荒凉之地，但他经营的地方没有人竞争，相当于柳化股份只在广西附近做生意，别的化工厂进不来。而对于四面环敌的魏国，就很容易遭到竞争者的攻击。

5.扩张速度：秦国并没有盲目追求扩大经营规模，而是稳打稳扎的方式，这点有点象脑白金，先把区域市场做透做深，再在全国市场推广。相当于秦国用自有资金做内生性增长，而不是盲目采用高杠杆高风险的增长模式。

商鞅执政，秦国处于成长初期，集中削弱与秦接壤的魏国，而其他五国友好合作。秦孝公二十二年，商鞅亲兵讨伐魏国，夺取河西土地，魏国衰败。

张仪/魏冉执政，秦国处于发展期，先利用楚怀王的愚昧拆散齐楚联盟，削弱楚国。秦昭襄王二十九年，白起攻下楚国的郢都，楚国衰落。又利用齐?王的狂躁，联合燕、韩、赵、魏，齐国几乎亡国。

范雎执政，秦国处于高速成长期，齐楚已破落，秦国实施远交近攻政策，重点打击赵国，夺取韩、赵、魏、楚与秦接壤的土地，捞取实惠。秦昭襄王四十七年，长平之战，白起坑杀赵军四十馀万，从此赵国几近灭国。

吕不韦/嬴政执政，秦国已经成为超级绩优股了，此时的秦国已经垄断了中国市场，先取三晋、后楚、燕、最后解决齐国，对六国各个击破。

赵高/秦二世执政，看来股票也不能超长期持有，这个时候也应该抛了。特别是超级绩优股，更是要小心，秦国成了现在的花旗银行。

［此帖子已被 糊涂虫 在 2009-4-9 18:12:38 编辑过］

江山

感谢“糊涂虫”兄的回复，看的出你的历史知识很扎实，分析的很独到也有深度，与你的网名不太相符，呵呵。

不过有几点我的看法略有不同，先说说你的第一点人才：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人才都十分重视，君主大都能礼贤下士，求贤若渴，著名的战国四公子更是典型。当时的人才流动也很频繁，不独秦国，其他诸国也从他国引进管理人才，至于你说的其他六国本国人才都不好好用，这种现象秦国也存在，比如变法的总设计师商鞅被车裂，相国吕不韦被逼自杀，李斯被腰斩，甚至战神白起也被迫自杀等等。所以这一条并不能算是秦国的竞争优势。

联想到现在的公司，人才的跳槽也很普遍，很多杰出的公司也经常被人挖墙脚，但即使人才流失，也能保持住经营优势，反之很多公司高薪聘请人才，想尽办法留住人才，但是公司的经营并不见得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江山

感谢“ICE”MM的回复，你的观点我认同，不过本贴所要探讨的是为何是秦国统一六国而不是其他诸国并想以此延伸至我们的选股思路上，一个起先落后贫弱的秦国究竟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它的身上到底是什么特质使它能够后来居上，最终成就霸业？

你所提到的明主就如同我们现在所说的明星CEO一样，我个人认为他们的作用是一时的。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不少明主，比如第一个五霸齐桓公，比如“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楚庄王，比如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等等，但是他们对于国家的影响只是在位的时候，而后世的国君却不能继承和发扬，导致人亡政息，国家的兴盛昙花一现。

唯独秦国能够延续政策，虽然秦国在各个时期的君主里也不乏有平庸者暴毙者，但是发展壮大的趋势却始终保持，直到秦始皇。

现在的公司里又何尝不是这样？靠明星CEO是靠不住的，也是靠不长的。

江山

秦国刚上市的时候，规模非常小，由于地处偏僻，资源贫乏，再加上周边有狄戎等外国公司的强大竞争，时常处于亏损的边缘。

秦国在市场上默默无闻，股价常年波澜不兴，为投资者所忽视，被股评人士讥讽为垃圾股。

为了生存，秦国数次与狄戎等外国公司激烈竞争，结果均遭失败，其第四任董事长秦仲居然身亡，公司的经营一落千丈，业绩大幅亏损。第五任董事长秦庄公虽经顽强拼搏，使业绩扭亏为盈，但秦国的生存依然岌岌可危，其后第六任董事长秦襄公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落败身亡。

秦国虽然一连更换了十三个董事长，但是经营仍然没有多大起色，公司在狄戎等外国公司的强大压力下苦苦支撑，由于业绩连年亏损，秦国被戴上了*ST帽子，如果不尽快扭转局面，退市是迟早的事。

投资者们对秦国失望至极，纷纷卖出手中的股票，大多数市场人士对秦国的未来一片悲观。

秦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第一滴血

　　二、历史实践与历史意识的最初分裂
　　
　　西汉以对秦文明的评判为轴心，历史的实践与意识出现了最初的分裂。
　　历经为祸剧烈的秦末之乱与楚汉相争，西汉王朝终于再度统一了中国。当此之时，如何面对秦帝国及其母体春秋战国时代，成为西汉建政立国最为紧迫的实际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直接取决于主导阶层的历史意识。所谓历史意识，其轴心是社会主导阶层的文明视野，及其所能代表的广泛的社会利益，而绝非领袖个人秉性与权力阴谋所能决定。文明视野与社会利益的广泛度，有一个具体的基准问题：对待秦帝国所开创的大一统文明框架，是全面继承还是另起炉灶？
　　从中国文明演进的历史意义上说，西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这一特殊在于：西汉处在中国原生文明之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最具有发生种种变化的社会潜质，最具有重塑中国文明的种种可能。一言以蔽之，西汉王朝承担着“如何承前，如何启后”的最重大的历史课题。唯其如此，西汉王朝的历史抉择，显得特别的重要。
　　西汉的开国阶层，基本是由秦末各种社会职业的布衣之士组成的。其中坚力量之中，除了一个韩国贵族张良，刘邦集团的文臣武将大多由吏员、商贩、工匠、小地主、游士、苦役犯六种人构成。而刘邦个人，更是典型的秦末小吏（亭长）。虽有职业的不同与社会身份的些许差异，但就总体而言，他们都处于平民阶层。这一广大阶层，是孕育游离出战国布衣之士的社会土壤，其中的佼佼者，几乎无不具有战国布衣之士的进取特质。从社会意识与历史意识的意义上说，当时的士人阶层，是对历史与所处时代有着相对全面、客观、清醒认识的唯一社会阶层。基于这种社会根基，刘邦集团的种种政治作为，一开始便与项羽集团有着种种较为鲜明的反差。对待秦文明的基本态势，刘邦集团与项羽集团更有着重大的区别。项羽集团作为既得利益的丧失者，对秦文明恨之入骨，既彻底地有形摧毁，又彻底地精神否定，灭秦之后则完全复辟了诸侯制。刘邦集团则虽然反秦，却对帝国功业与秦始皇始终有着一种实实在在的景仰；对于帝国文明框架，则一开始便采取了审慎地权衡抉择的做法。
　　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历经百余年，西汉终于完成了这种权衡抉择。
　　这一过程，并不全部都是难题。对于中央集权、郡县制、统一政令、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生产交通标准、移风易俗以及种种社会基本法度，西汉王朝都全部继承了秦文明框架。所谓“汉承秦制”，此之谓也。事实上，重新确立的秦制，也被整个社会迅速地重新接受了。所谓权衡抉择，主要集中于两个核心：一则，如何对待具有强大传统的诸侯分封制？二则，如何对这种实际继承秦制而道义否定秦制做出合理阐释？具体说，对待分封制的难点，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国废除实地分封制，实行虚封制？合理阐释继承与否定秦文明矛盾的难点，则是要在反秦的正义性与秦文明的历史价值之间，做出恰如其分的评判与说明。
　　对于分封制难点，西汉王朝做出了有限妥协，至汉武帝时期基本确立了有限实地分封制。这一基本制度，比秦帝国有所倒退，也给西汉王朝带来了长期的恶果。这是“汉承秦制”历史过程中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尽管西汉的妥协是有限的，然由于分封制（即或是有限实地分封制）带来的社会动荡连绵不断，故在西汉之后，这种有限分封制一代比一代淡化，魏晋之后终于演变为完全的虚封制。也就是说，历代政权对秦制的实际继承，在西汉之后更趋完整化。这一历史现象说明，历经秦末乱世的复辟劫难，又再度经过西汉初中期“诸侯王”引发的动荡，历史已经最充分地昭示出一则基本道理：从秦制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其结局只能导致中国重新陷入分裂动荡；历经春秋战国六百余年激荡而锤炼出的秦制，是适用于社会的，是有益于国家的，是有利于华夏民族长远壮大发展的。从实际制度的意义上说，秦文明在本质上获得了完全的历史认可。
　　然则，在历史意识的评判上，却出现了巨大的分裂。
　　西汉王朝发端于反秦势力。这一最基本的事实，决定了西汉政权不可能对秦帝国及秦文明在道义上给予认同。否则，西汉政权便失去了起事反秦的正义性。对于历来注重道义原则而强调“师出有名”的古老传统，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古代社会其所以将“吊民伐罪”作为最高的用兵境界，其根源，正在于注重政治行为的道义原则。若对方不是有罪于天下的暴政而加之以兵，便是“犯”，而不是“讨”或“伐”；既是天下“讨秦伐秦”，则秦只能是暴政无疑。这便是中国古老的政治道义传统所蕴涵的逻辑。
　　虽然，刘邦集团的社会根基不同，决定了其与六国贵族的复辟反秦具有种种不同。但在指斥秦政，从而使自己获得反秦正义性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其间区别，只是指斥秦政的程度与方式不同而已。如前所述，六国贵族对秦政是仇恨攻讦，是蓄意谎言。而刘邦集团的指斥秦政，则仅仅限于泛泛否定。
　　细察《史记•高祖本纪》，刘邦本人终其一生，对秦政的评判只有两次，且都是同一句话。一次是最初的沛县举事，在射入城邑的箭书上说了一句：“天下苦秦久矣！”另一次，是在关中约法三章时，又对秦中父老说了一句：“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另外，还有两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一件事，是刘邦在称帝后的第八年，也就是临死之年的冬天，下诏为战国以来六位“皆绝无后”的王者建立固定的民户守冢制度：陈胜及赵悼襄王等四王，各封十家民户守陵，信陵君封五家；只有对秦始皇，封了二十家守陵。在其后两千余年的历史上，封民户为秦始皇守陵，刘邦是唯一的一个。与之相对比的是，汉武帝泰山封禅时，儒家大臣已经可以明确提出秦始皇不能进入封禅之列，而汉武帝也采纳了。另一件事，是刘邦在建政第六年，擢升秦帝国的统计官张苍为“计相”，并“ 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实际上，便是以萧何为总政丞相，以张苍为主掌经济的副丞相。以秦帝国经济官员为自己的经济丞相，刘邦实际推行秦政的意图是很明确的。这位张苍，后来在汉文帝时期一直擢升至丞相，总政十余年。其时，甚至连西汉王朝的历法、国运、音律等，都一律秉承秦文明不动。这种原封继承，一直延续到汉武帝。
　　与刘邦同代的开国重臣，也鲜有系统指斥秦文明的言论。最典型者，是大谋士张良。张良曾经是韩国末世的“申徒”（民政经济大臣），纯正的六国贵族，且其青年时期始终以谋杀秦始皇与鼓动复辟反秦为使命。但是，在投入刘邦集团后，张良却只以运筹谋划为任，从来没有涉足实际政务，也从来没有对秦政做出过公然指控。刘邦称帝后，张良便事实上隐退了。身为六国贵族，张良的政治表现前后有巨大变化且最终退隐，颇值得探究。历来史家与民间演义，皆以“淡泊名利，功成身退”说之。实则不然，张良的变化，实际与刘邦集团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张良既不能使刘邦复辟诸侯制，又不愿追随刘邦实际推崇秦政，只有忍痛抛开历来的政治企图，而走入修身养性的“神仙”道路。此当较为接近历史之真相也。
　　刘邦之后的吕后、惠帝、文帝、景帝君臣，情形皆大体相同：极少涉及评判秦政，但有涉及，也只是淡淡几句宽泛指斥。也就是说，在汉武帝之前，对秦政秦制的理念否定尚停留在感性阶段??出于必须的反秦正义原则，仅仅对秦文明有原初的必须性的感性评判而已。于是，“天下苦秦久矣”便成为笼统的代表性说法。
　　这种感性指斥，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发生变化。
　　西汉对秦文明的评判，由感性向知性转化，开始了大规模的理念探究。
　　这一变化的背景是：西汉政权已经稳定昌盛，开始了结文治武功方面的种种难题。武功方面，是大力连续反击匈奴。文治方面，则以阐释继承与否定秦文明的历史矛盾为基点，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法则。在这一大背景下，文治目标的实现体现为两个方面：既涌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梳理华夏足迹的经典史书??《史记》，又涌现了大量的审视秦文明的言论与文章。
　　从总体上说，西汉时代对秦文明的评判，以及对秦亡原因的探究，呈现出相对客观的态势。所谓相对客观，是西汉评判大体摆脱了秦末复辟者充满怨毒与仇恨的心绪，开始从论说事实的意义上评判秦文明。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西汉学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秦政，都极少引用秦末复辟者咒骂秦政的恶辞，都是在陈述自己认定的事实；尽管其中不乏大而无当的囫囵指责，但就其基本面说，相对客观了许多。但无论客观程度如何，西汉对秦文明的理念否定是清楚的，且由感性到知性，越来越趋于理论化。
　　具体说，为西汉官方认定的《史记》相关篇章中，尚很少对秦文明作总体指斥。在《货殖列传》、《河渠书》、《平准书》等综合性叙述篇章中，都是铺叙历代经济功绩与地域风习，基本不涉及对历代文明演进的阶段性总体评判。即或在专门叙述意识形态变化的《礼书》、《乐书》、《律书》中，也很少指斥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在《礼书》中只有一段隐约肯定又隐约指责的说法：“周衰，礼废乐坏……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大抵皆袭秦故……少所变改。”在《太史公自序》及人物之后的“太史公曰”中，偶有“秦失其道”“秦既暴虐”等言辞，但远未达到秦末复辟势力那般一体咒骂，亦远未达到后世史家那般总体认定“暴政亡秦”。
　　汉武帝本人的态度，也是颇具意味的。
　　《史记•礼书》记载了一则基本事实：汉武帝大召儒术之士，欲图重新制定礼仪，有人便主张恢复古代礼制；汉武帝便下诏说：“盖受命而王，各有所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偏狭，可不勉与！”显然，汉武帝对复古是敏感的，也是严厉的，即或仅仅是礼制复古，也依然给予很重的批驳，将话说得分外扎实：汉也是历代之一家而已，没有自己的法度礼仪，何以面对子孙！敏感什么？警觉何在？其实际底线是很清楚的，便是不能因为否定秦政而走向复古。这次诏书之后，汉武帝没有接受儒术之士的理念，而是大行更新：改历法、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礼仪，完成了既不同与复古又不同于秦制的“汉家礼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汉武帝的颇具意味处，在于其始终自觉地把握着一则施政理念：秦可否定，然既不能因对秦的否定而走向复辟，也不能如同汉高祖那样全盘继承秦制。如此理念之下，对秦文明的否定，自然很难如后世那般走向极端化。
　　这一基本事实，透漏出一则值得注意的历史信息：即或已经到了汉武帝时期，西汉对秦文明的总体性评判已经明确持否定原则，然其基本方面依然是谨慎的，依然避免以系统形式作最终的简单否定。《史记》中“非秦”言论的感性闪烁，以及这一时代诸多思想家对秦政秦制的评判，都在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几类汉初的贾谊。凡此等等，足证这一时期对文明演进史探究的相对慎重与相对客观。
　　西汉的官方历史意识，在汉武帝之后开始了某种变化。
　　变化的标志，是在官方声音中开始出现总体否定秦文明的说法。所谓总体否定，是否定中不再包含肯定，而是全部一概否定，对秦文明的分析态度开始消失。最基本的事实，是汉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大论争。作为会议记录的《盐铁论》，如实记载了“贤良文学”与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争论。其集中涉及评判秦文明的篇章，有《诛秦》、《周秦》、《伐功》、《申韩》、《备胡》等。贤良文学者，西汉之职业理论家也，儒生之群体也。他们对秦文明的评判，是总体否定而不包含任何肯定的。其典型言论有：“商鞅反圣人之道，变乱秦俗，其后，政耗乱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复。”“秦任战胜之力以并天下，小海内以贪胡、越之地。”“秦力尽而灭其族，安得朝人也！”等等。连反击匈奴这样的正义之举，也被说成“贪地”，其荒谬可见矣！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评判，则截然相反，这里不再列举。虽然，从形式上说，这种整体指斥秦文明的论说，只是中央会议的一家之言，并不绝对代表中央朝廷的声音。但是，能以全盘否定秦文明的历史价值观为基准，以群体之势向朝廷正在奉行的实际政策发难，其中蕴涵的转机是意味深长的。
　　西汉时代的历史意识，更多表现在官员学者的个人论著中。
　　在官方探究的同时，西汉时期具有官员身份的学人，对秦政得失与秦亡原因也开始了大规模探究。这种探究有着一个鲜明的趋势：总体否定秦文明而局部或有肯定，力图从秦文明本身的缺失中寻觅秦帝国灭亡的原因。就其论说的影响力而言，西汉的不同时期分别有四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淮南王刘安学派，一个是贾谊，一个是贾山，一个是董仲舒。淮南王刘安的学派凝聚了一部作品，名为《淮南子》，其对秦文明、秦帝国、秦始皇一体指斥，从经济、军事、政治、民生等基本方面全面论说，其最终的评判属于全盘否定式。《淮南子•汜论训》的经济否定论可谓代表，其云：“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入刍稿，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
　　贾谊的《过秦论》，是被历代推重的一篇综合评判性史论。贾谊的基本立场是否定秦文明的，然其中也对秦孝公商鞅变法作了高度肯定，对秦始皇的基本功绩也作了高度肯定。贾谊对秦亡原因的总论断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对秦文明的总体论断则为：“秦王……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
　　贾山给汉文帝的上疏，也是明确指控秦政，号为“至言”。其代表性言论是：“秦……赋敛重数，百姓任罢，赭衣半道，群盗满山，使天下人戴目而视，侧耳而听！”其文咒骂秦始皇犹烈，“秦王贪狠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秦皇帝身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因贾山之说大而无当，几近于秦末复辟势力之怨毒咒骂，故其影响力在后世较弱，不如贾谊与其后董仲舒的论说。
　　董仲舒的指控秦政，属于全盘否定式的代表，其经济指控、法治指控、教化指控最为后世“暴秦”论者看重。董仲舒一生文章极多，仅上书便有一百二十三篇。其论秦之说主要两则，一则见于本传记载的上书，一则见于《汉书•食货志》转引的“董仲舒说上曰”（上书或问对记载）。两论皆具后世“暴秦”说的典型性，被后世史家反复引证为史料依据，故此摘录于下：
　　
　　《汉书•食货志》转引其经济指控云：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自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数以千万数。汉兴……
　　《汉书•董仲舒传》载其法治指控云：秦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天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又好用僭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重，死者相望，而奸不息。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其教化指控云：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专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淫顽，抵冒殊?，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朽木之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董仲舒经济指控与法治指控的经不起推敲，我将在后面一并澄清。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董仲舒在教化指控中，将西汉“习俗恶薄”的原因，没有归结为六国贵族集团大复辟带来的社会大破坏，而全数归结为秦政，这是显然地历史偏见。这种偏见并非误解，而是蓄意为之。董仲舒的目标很明确：促使汉制“更化”，变为以“三代王制”为本体，而由儒家执意识形态之牛耳的实际制度。而如果将世道沦落之根源归结于复辟动乱，则无异于否定了儒家颂扬“王制”的正当性。所以，只能将世风败坏的罪名，整体性推于秦政了事。此等基于显然的政治意图而全盘否定秦文明的做法，实在不甚高明，也存在着太多的矛盾纰漏。是故，并没有从总体上动摇“汉承秦制”的实际国策。董仲舒生于西汉中期，距秦帝国时代不过百年上下，对复辟势力的暴力毁灭、相互背叛、杀戮劫掠、道德沦落等等恶行，及其破坏力与后遗症，应该很清楚。将这种破坏整个文明结构与社会伦理的罪责，转嫁于素来注重建设而法度整肃的秦文明时代，事实上是不客观地，是经不起质疑的。
　　西汉之世，秦末复辟势力的历史谎言遭到了总体遏制。
　　然则，西汉之世对秦文明的总体评判，也第一次以理论化的否定形式出现了。这种理论化，既表现于相对谨慎的官方探究，更表现于以私学官学中的种种个人探究为形式特征的普遍的“非秦”思潮。正是在诸如贤良文学、淮南王学派，以及贾山董仲舒等儒家名士的部分或全面指控秦文明的思潮中，使秦末复辟势力的历史谎言，又有了重新复活的历史机遇，并最终酿成了西汉末期王莽复辟的实际灾难，又最终弥漫为久远的历史烟雾。
　　从形式上说，西汉时代对华夏文明演进的总结与审视，对秦文明的总结与审视，是中国历史意识的第一次自觉。但是，由于具体的政治原因，由于所处时代的文明视野的限制，这次大规模的相对自觉的文明史审视，却最终产生了接近于“暴秦”说的否定性结论。这一结论，导致了中国历史意识不可思议的分裂：实际继承秦文明，理念否定秦文明。
　　此前的中国，历史的脚步与历史的意识从来是坦率合一的：一个政治集团认定并推崇某一种文明，必然竭尽全力去追求并实现，反之则断然抛弃。只有从西汉这个时期开始，中国历史的脚步与中国历史的意识，出现了怪诞地分离。尽管这种分裂是初始的，远非后世那般严重。但是，这一分裂因东汉的秉承而延续跌宕四百余年之后，却终于积淀为荒诞的历史定式。作为实际继承秦文明的两汉中央政权，基于种种原因，始终对这种荒诞的分裂保持了默认，保持了实际上的支持。同时，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方略的确立，儒家历史价值观日益占据主流，中国历史意识对秦文明的荒诞分裂??实际建政与价值评判的分裂，随着历史的推移而更趋深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