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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江山

为什么是秦国统一了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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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10 23:20:20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历史烟雾的久远弥散
  
  历史意识分裂的烟雾,终于无可遏制地弥漫开来。
  大一统的秦帝国十五年而亡,既无修史遗存,亦无原典史料现世。项羽的屠戮劫掠与焚烧,使大咸阳化作了废墟,集战国之世全部典籍法令与文明书证的丰厚无比的帝国文档库存,悉数付之罪恶火焰。从此,这个伟大的帝国丧失了为自己辩护的绝大部分书证、物证与人证,沦入了面对种种口诛笔伐而无以澄清的境地。就实说,后世对秦帝国的评判依据,相对直接的文本资料大体只有四种:其一是后来抢救再现的先秦典籍与诸子著作,其二是帝国遗留于山川河海的部分勒石碑文与残存物证,其三是司马迁的《史记》中所记载的经过作者“甄别”的史实,其四是西汉初期帝国遗民的部分亲历言论纪录。当然,若天意终有一日可使始皇陵地宫藏品再现于世,我们为这个伟大帝国辩护的直接证据,完全可能发生根本性地改变。在此之前,我们的澄清依然分外的艰难。
  然则,我们的努力不能停止。
  历史,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所谓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意识,大体是四个层面:其一是历代政权对原生文明的实际继承原则,其二是见诸于正史的官方意识对历代文明演进的价值评判,其三是历代史家学者及学派的历史论说,其四是见诸于文学艺术与民间传说的普遍认知。而我们所谓的历史意识分裂的烟雾,当然也指同时体现于这四个方面的种种变形。
  从此四方面说,自西汉之后,秦帝国及其所处的原生文明时代,在理念上被大大扭曲变形,且表现为一个愈演愈烈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两千余年来,我们对自己的原生文明时代的总体评判,始终处于一种不可思议地割裂状态:一方面,在建政原则上,对一统秦帝国的文明框架原封继承,并全力维护;另一方面,在理念认定上,对秦帝国与春秋战国的文明功绩又极力否定,极力攻讦。这是一个奇特而巨大的矛盾。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没有哪个创造了独立文明的民族,在后来的发展中极力贬低本民族原生文明的先例,更没有实际继承而理念否定的荒诞割裂先例。唯有我们,承受了先人的丰厚遗产,还要骂先人不是东西。此等咄咄怪事,发生于我们这个自认深有感恩传统的古老民族身上,岂非不可思议哉!
  一片博大辽阔的文明沃土呈现出来,耕耘者的尸体横陈在田间。后来者毫不迟疑地宣布了沃土继承权,却又困惑于曾经包括自己在内的一群人杀死了耕耘者不好交待。于是,一面谨慎地审视着这片沃土,一面小心地探询着其余人对农夫之死的说法。终于,人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耕耘着,开始探究起来,渐渐争论起来,又渐渐吵成了一团,终于将耕耘者的死与被开垦的沃土连成了一体,无休止地吵吵起来。有人说,这片土地邪恶,导致了农夫的突然死亡,与群殴无关。有人说,农夫愚蠢不知歇息,才有突然死亡。有人说,农夫耕耘有误,给这片土地留下了祸根。有人说,农夫根本不该开垦这片土地。有人说,农夫用力太猛死得活该。一代代争吵延续下来,人们终于一致认定:这是一个坏农夫,原本该死,不须争论。有浑不知事的孩童突然一问:“农夫坏,开出来的土地也坏么?”人们惊愕良久,又齐声回答:“土地是我们的了,自然不坏!”于是人们力乏,从此不屑提起这个死去了的坏农夫,索性简化为见了农夫尸体只啐得一口,骂得一声了事。偶有同情者,遥望农夫尸体叹息了一声,立即便会召来人众侧目千夫所指……
  一则古老的寓言,一幅历史的大象。
  大伪欺史,文明何堪?
  
  东汉伊始,“暴秦”说终于成为官方正式立场。
  西汉末期,基于对秦政的普遍指控,对夏商周三代的“王制”文明一时滋生出一种向往思潮。在这一思潮的弥漫中,一股信奉儒家文明价值观的社会势力崛起了。在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的同时,这股势力力图重新复辟周制,再现那个“宪章文武,礼治王化”的远古田园诗时代。这便是号为“新始”的王莽集团,在近二十年的岁月里全面复辟周制的荒诞时期。历史的演进是残酷的:王莽集团竭尽全力的改制复古,非但没有使天下趋于王道昌盛,反倒引发了大饥荒大混乱大动荡,华夏大地再次沦入了较秦末大劫难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社会大倒退,西汉二百余年累积的文明成果,悉数付之东流!绿林赤眉农民军遭遇的大饥饿大杀戮,其酷烈远远过于因不堪徭役而举事的陈胜吴广农民集团。
  历史的教训是冰冷的。随后立定根基的东汉政权,不再做任何复古梦,很现实地回到了忠实效法西汉而秉承秦制的道路上,在实际施政中再度肯定了秦文明的价值,断然摒弃了复古道路。秦末至西汉末的两百多年间,历经项羽王莽两次大复辟,既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也对整个社会历史意识产生了巨大的震慑。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尝试复辟“三代王制”的政治狂人再也没有出现,即或偶有政治幻想症者,也只能自家嘟哝几句而已。这一基本事实足以说明:华夏族群的历史意识已经实实在在地认定了秦文明的真实价值,在实际中永远地奉行不悖了。
  历史的荒诞,也正在这样的时期定型了。
  东汉王朝在实际奉行秦文明的同时,官方意识却更为明确地指控秦文明,更为高调地颂扬三代王制,从而弥漫出一股浓郁的弦外之音:三代王制本身仍然是值得推崇的,只是王莽的复辟还不够水准而已。再次确立这种实际建政法则与意识形态价值原则的荒诞割裂,是“暴秦”说弥漫为历史烟雾的根基所在。
  《汉书•食货志》与《汉书•刑法志》,是东汉官方对历代文明框架(制)的总体看法。在这两篇概括叙述并评判历代体制的文献中,完全可以看出“暴秦”说的新面目。这两篇文献对华夏文明进程的总体评判是:以井田制为轴心的夏商周三代“王制”文明,是最高的理想社会状态;自春秋战国至秦帝国,则是最为不堪的沦落时代;西汉之世,始入承平昌盛。基于此等价值标准,这两篇文献的定式是:开首皆以大段篇幅描绘三代“王制”的田园诗画面,紧接着语气一转,便开始严厉指控春秋战国秦的种种不堪与暴虐,之后再叙述西汉的承平国策。
  唯其具有代表意义,我将其对春秋战国秦的指控摘引如下:
  
  《汉书•食货志》云: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春秋》讥焉!于是上贪民怨,灾害生而祸乱作。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有国强者兼州城,而弱者丧社稷。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戌。男子力耕不足粮馕,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
  《汉书•刑法志》云:春秋之时,王道浸坏,教化不行……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烹之刑。至于秦始皇,并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限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东汉官方认定“暴秦说”之外,学人官员的个人评判,也循此基准多有呈现。但是,这一时代的文明史视野已经大为弱化,官员学者个人即或有局部肯定秦政的论说,也是星星点点不成气候。诸如东汉之桓谭、王充,皆有局部肯定秦政之文章,然已成为极其微弱的声音了。
  东汉之后,华夏再度陷入了分裂割据状态。三国时代的剧烈竞争,颇有小战国气象。基于竞争本身的需要,这一时代对历史的重新认知,有了新的可能。由于《三国志》乃晋人陈寿撰写,且没有总括叙述某领域历史演进的诸《志》专类,是故,无法评判三国及西晋的官方历史意识。然则,从这一时期各方实际奉行的政策体制,以及著名君主与政治家的历史评判言论,仍然可见其对秦文明的总体评判。这种评判,较之东汉松动了许多。曹操被《三国志》评曰:“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超世之杰矣!”而曹操对秦皇汉武的肯定也是明确的,其《置屯田令》云:“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在三国大政治家中,唯有诸葛亮对秦政表现出继承东汉的荒诞割裂:实际奉行而理念否定。诸葛亮《答法正书》云:“……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足见其忠实秉承东汉之传统也。
  步入两晋南北朝时期,华夏大地纷争频仍,又逢北方诸族群相继占据北中国,政权不断更迭,相互攻伐不断。当此之时,中国关于文明史演进的探讨几乎趋于沉寂,玄妙清谈弥漫一时。无论是官府作为,还是官学私学,对历史文明的总体探讨及其理论总结,都几乎趋于销声匿迹。这是一个特殊的沉沦时代,两汉时代注重文明演进探讨的历史视野,这时已经变化为注重个人体验的思辨“ 玄学”。在玄学清谈弥漫之时,偶然也迸发出些许文明史探究的火花。葛洪的《抱朴子•外篇•用刑》,便对秦亡原因做了探讨,认定秦亡并非严刑而亡,“秦其所以亡,岂由严刑?秦以严得之,非以严失之也!”其余,如做过廷尉的刘颂、做过明法掾(解释法令的官员)的张斐,也都曾经从论说法令演进的意义上肯定过秦政。当然,这些声音远非主流,几乎没有实际影响力。
  进入隋代,对文明演进史的探讨又是一变。
  隋虽短促,然却是三百年分裂之后再度统一中国的重要时期,是华夏族群的第五次大一统。从实际制度框架说,隋继承了秦制无疑。然则,由于此时距秦帝国已经千年之遥,且又经过了西晋之后的三百年分裂战乱,隋对文明演进的审视,遂开始以西晋之后的历史演进为主,对两汉之前的历史已经很少涉及,对秦政得失的探究则更少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基本面看出隋代对秦文明的模糊肯定。隋文帝杨坚注重实务,临死之遗诏开首便是:“嗟乎!自昔晋室播迁,天下丧乱,四海不一,以至周齐,战争相寻,年将三百。”遗诏最后云:“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后帝,沿革随时。律令格式,或有不便于事者,宜依前敕修改,务当政要。”显然,隋对秦文明所体现的变法精神尚是肯定的。
  唐代情形,又是一变。唐变之要,是从隋的不甚清晰坚实的历史评判中摆脱出来,再度开始大规模总结文明演进史。结局是,唐又重新回到了东汉轨迹。唐人魏征主修的《隋书》,实则是唐政权的历史目光,而不是隋政权的历史目光。《隋书》的《食货志》、《刑法志》、《百官志》等综合篇章,在对特定领域的总括性叙述中,均对秦文明做出了复归东汉传统的评判,其云:
  
  《隋书•食货志》云: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驱之以刑罚,弃之以仁恩;以太半之收,长城绝于地脉;以头会之敛,屯戍穷于岭外。
  《隋书•刑法志》云:秦氏僻自西戎,初平区夏,于时投戈弃甲,仰恩祈惠,乃落严霜于政教,挥流电于邦国;弃灰偶语,生愁怨于前,毒网凝科,害肌肤于后;玄钺肆于朝市,赭服飘于路衢;将闾有一剑之哀,茅焦请列星之数。
  《隋书•百官志》云:秦始皇废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创立朝仪;事不师古,始罢封侯之制,立郡县之官;太尉主五兵,丞相总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贰于相。自余众职,各有司存。汉高祖除暴宁乱,轻刑约法,而职官之制,因于嬴氏。
  
  如果说,《隋书》诸志的总括性叙述,代表了唐政权的官方评判,那么唐太宗在《贞观政要》中的理念,则是更为直接的建政施政态度。《贞观政要•君臣鉴戒》云:“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举,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其《务农》篇云:“昔秦皇汉武,外多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当然,唐代也有基于现实政治而对秦政秦法的具体肯定,但已经远非主流了。同一个魏征,在答唐太宗对商鞅法治的责难时,论说便是相对肯定的:“商鞅、韩非、申不害等,以战国纵横,间谍交错,祸乱易起,谲诈难防,务深法峻刑以遏其患。所以权救于当时,固非致化之通轨。”(《魏郑公谏录》卷三)
  在整个唐代的历史意识中,只有柳宗元对秦文明做出了“政”与“制”的区分,指出了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其《封建论》云:“秦有天下……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行,竭其祸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将文明体制框架与具体的施政作为区别开来,这是自两汉以来最有见地的文明演进史观念。这一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合理解释了对秦文明的实际继承与理念否定这一巨大割裂现象??实际继承对“秦制”,理念否定对“秦政”。虽然,柳宗元的评判依旧远远不是主流历史意识;虽然,柳宗元的“秦制”几乎单纯的指郡县制,而并非包容了秦文明的所有基本方面。但就其历史意识的出新而言,依然是不容忽视的。
  唐之后,华夏又陷入了几近百年的分裂割据。五代十国,是一个历史意识严重萎缩的时期,大器局的文明视野与民族进取精神,从这个时期开始严重衰退了。政变频频交错,政权反复更迭,邦国林立,各求自安。这一时代除了诸多的佛教事件与闪烁的诗词现象,几乎没有文明史意义上的重大事件,对中国文明史的探究自然也难觅踪迹。
  宋王朝统一中国之后,几乎是立即陷入了连番外患与诸多内忧之中,对既往历史的审视已经大为乏力了。《宋史》乃元代主修,其概括性的诸《志》综述,已经根本不提秦文明了。当然,我们不能将《宋史》的综合叙述,看作宋代的官方历史意识。宋代的历史意识,我们只有到其学派思潮与主要人物的言论中去寻找。宋代儒学大起,生发出号为“理学”的新潮儒学。理学的历史意识,自然是以儒家的历史价值观为根基的。
  从宋代开始,一种历史现象开始生成:审视历史,必引孔孟言论以为权威。大量的先秦诸子典籍,在这个时期被一体性忽视。以致连墨子这样的大家,其论著也湮灭难见,沦入到道家典籍中隐身了。直到近代,墨子才被梁启超发掘出来,重新获得重视。最为实际的改革家王安石,尚且言必引孔孟为据,对制度沿革的论说则多以五代十国的兴亡为依据。其余人物之论述,则更可以想见了。以修《资治通鉴》闻名的司马光,其历史意识更是明确地贬斥秦文明。凡见诸于《资治通鉴》的“臣光曰”,很少对秦政秦制作认真的总体性评判,而对秦政秦制的具体“罪行”指控,则屡见不鲜。朱熹、二程等儒家大师,指控秦文明更是司空见惯了。作为治学,他们对秦政的探究是很认真的。譬如朱熹,对商鞅变法之“废井田,开阡陌”做出了新解:“开”非开垦之开,而是开禁之开;开阡陌,便是开土地国有制不准买卖之禁,从此 “民得买卖”土地。然则,这种具体的学问功夫,并不意味着文明历史意识的深化与开阔。从总体上说,宋代对秦文明及其母体时代的评判,是遗忘溶于淡漠之中 ??既很少提及,又一概贬斥。
  元明清三代,历史意识对秦文明的评判,已经板结为冰冷的硬体了。
  元人修《宋史》,明人修《元史》,清人修《明史》。这三史,对包括秦帝国及先秦时代的评判都呈现为一个定式:先极为概括地简说夏商周三代,而后立即接叙距离自己最近的前朝兴亡,对春秋战国秦时代基本略去不提。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遗忘定式”。然则,遗忘绝不意味着肯定,而恰恰是偏见已经板结为坚深谬误的表征。元明清三代,非但官方历史意识断然以“暴秦”为总括性评价,即或被后世视为进步思想家的学子,也同样断然“非秦”。也就是说,自宋开始的千余年之间,对秦文明的评判已经积淀成一种不需要探究的真理式结论。耶律楚材有诗论秦:“……焚书嫌孔孟,峻法用高斯。政出人思乱,身亡国亦随。阿房修象魏,许福觅灵芝。偶语真虚禁,长城信谩为。只知秦失鹿,不觉楚亡骓。约法三章日,恩垂四百期……”海瑞云:“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尚可存古人遗意。”邱浚云:“秦世惨刻。”黄宗羲云:“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王夫之云:“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国祚所以不长也。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顾炎武云:“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 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凡此等等,其中即或有个别特出者对秦文明作局部肯定,也只是荧荧之光了。加之话本戏剧等等民间艺术形式的渲染弥散,“暴秦”论遂大肆流播。千年滥觞之下,虽不能说人人信奉,大体也是十之八九论秦皆斥之以“暴”字了事。
  从此,国人的历史意识与文明视野,沦入了最简单化的冻结境地。
  1840年开始,中国在人类高端文明的入口处遭遇了巨大的历史冲击。
  这一冲击历时百年,几经亡国灭种的劫难,中国民族的历史意识终于开始了艰难的觉醒。自觉地,不自觉地,华夏族群开始了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反思。民族何以孱弱?国家何以贫穷?老路何以不能再走?新路究竟指向何方?凡此等等关乎民族兴亡的思索,都在“救亡图存”这一严酷背景下蓬蓬勃勃地燃烧起来。于是,有了“戊戌变法”对中国现实出路的尝试,有了“辛亥革命”对中国现实命运的设计,有了“五四”运动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反思,有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新文化运动”的文明反思。当我们这个民族终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我们又开始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重建,开始了借助于高端文明时代的科学思维方式,对我们民族的文明史重新审视的历史过程。从一个民族开拓文明史进程的意义上说,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智慧并没有被历史的烟尘窒息。我们的坚韧努力的脚步,体现着我们民族再生与复兴的伟大心愿,也体现着我们民族的文明历史意识觉醒的丰厚成果。
  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戊戌变法企图以浅层的形式变革,引领中国走入高端文明时代。我们失败了。辛亥革命则企图以仿效西方文明的政治变革方式,引领中国走入高端文明时代。我们也失败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企图以相对简单的“打倒”方式清理总结我们的文明史。我们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所导致的社会大变革,使我们这个民族实实在在地站了起来。但是,我们的意识形态重建,却因为过于强烈的政治企图,而以不同形式重蹈了五四运动的简单化。最终也被实践证明,我们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在我们的生存生计成为最迫切问题的历史关头,我们这个民族以最大的智慧,停止了无休止的论争,从纷杂折腾中摆脱出来,而全副身心地投入到了民族富强的努力之中。历史证明,我们的伟大智慧挽救了民族,挽救了国家,给我们这个民族在最艰难的历史时刻开启了真正复兴的希望。
  然则,被我们搁置的问题,并不因为搁置而消失。
  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历史,有着必然的逻辑:要在发展中保持悠长的生命力与饱满的生命状态,就必须有坚实的文明根基;这种文明根基的坚实程度,既取决于民族文明的丰厚性,更取决于一个时代基于历史意识而确立的继承原则。我们可以因为最紧迫问题所必须的社会精神集中,而暂时中止大规模的文明文化论争,诚如战国名士鲁仲连所言:“白刃加胸,不计流矢。”然则,我们不能忘记,在获得必要的社会条件之后,对文明历史的认真探究,依然是一个民族必须的文明再生的历史环节。我们所需要避免的,只是不能重蹈将文明审视一定等同于某一实际目标的简单化。也就是说,任何时候,一个民族对自己文明历史的审视,都不应该成为任何实际目标的手段。这一探究与审视,本身有其伟大的目标:清理我们的历史传统,寻求我们的精神根基,树立我们的民族精神,并使这些基本面获得普遍的社会认知,使我们民族的发展复兴,有着久远的清晰的坚定的信念。
  这是我们审视中国原生文明的根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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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10 23:20:54 | 显示全部楼层
  四、认知中国原生文明的基本理念
  
  对中国历史的审视,聚讼最烈而误解最深者,是对中国原生文明的认知。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原生文明生成期。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根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她由涓涓溪流汇成澎湃江河的历史中,必然有一段沉淀、凝聚、升华、成熟的枢纽期。这个时代所形成的文明与传统,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将永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或决定一个人的生命轨迹。这种如同生命基因一样的民族传统,便是一个民族的原生文明。各个民族对其原生文明的深刻反思,从来都是各个民族在各个时代发挥创造力的精神资源宝库。
  原生文明是民族精神的坚实根基,是高端文明的永恒基因。
  中国的原生文明成就期,是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
  春秋生发。战国绽放。秦帝国则以华夏族群六百余年的激荡大争所共同锤炼的文明成果为根基,对这一时代的种种社会文明形式,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总结,大规模地创建了我们民族适应且领先于铁器时代的新文明形态。从此,我们这个十里不同俗、隔山不同音的博散族群,开始有了我们统一的文字,有了统一的生产方式,有了种种具有最大共同性的生活方式,有了统一稳定的国家形式。具体文明形式的聚合一统,形成了我们民族的整体生存方式,形成了我们民族的整体文明,形成了我们独有的历史传统。从总体上说,中国的原生文明时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智慧大爆炸时代,其时代精神坚刚强毅,其生命状态惕厉奋发,其创造智慧博大深远,其文明业绩震古烁今。唯其如此,原生文明时代是我们民族的文明圣土。我们有最充足的理由,对那个时代保持最高的敬意。这既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文明认知能力,也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文明良知。
  可是,由于种种我们说到或没有说到的历史原因,我们的历史意识对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产生了普遍而深重的误解。我们无须怨天尤人,那是对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失望。我们无须以批判清算的简单方式了结历史,那是对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历史智慧的亵渎。事已如此,任何固执,任何偏狭,任何自卑,任何狂躁,都无助于我们的文明脚步。我们应当客观,应当冷静,应该耐心,应该细致,应该有胸襟,应该有能力,非如此,不能勘透我们的文明历史,不能找到内核所在。
  
  审视中国原生文明的基本点之一,是对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的总体认知。
  从整体上否定一个时代,不可能对这个时代的文明创造作出肯定性评价。
  两千余年来,对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总体评判,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争议。渐渐成为主流的历史意识认为:那是一个崇尚谲诈与阴谋的暴力时代,是王化败坏道德沦落的时代,是只有赤裸裸利益争夺而仁义道德荡然无存的时代;唯其如此,那个时代的君王是骄奢淫逸的罪魁祸首,士人是追逐功名利禄而毫无节操之徒,民众则是世风大坏利欲熏心争夺不休,人际交往充满着背信弃义,庙堂官场充斥着权谋倾轧,邦国战争弥漫着血腥杀戮。一言以蔽之,那是一个恐怖的时代,一个令人不堪的时代。翻开史书,此类评判比比皆是,其用语之怨毒,其渲染之浓烈,直教人心惊肉跳。
  另一种始终不占据主流位置的历史意识,则持相反观念:那是一个“求变图存”的时代,是一个五千年历史中最富“巨变”的时代,是一个朴实高贵的时代,是一个创造新政新制的时代,是一个圣贤迭出原典林立的时代,是一个“士”阶层拥有最独立自由人格的时代。是故,从三国时代开始,便有了“书不读秦汉以下”的先秦崇拜说,虽然远非主流,然却成为我族一种珍视原生文明的精神根基。
  与后人的两种历史评判相对比,身处该时代的“时人”,对自己的时代有着特殊清醒的评判。代表着社会普遍心声的《诗经》,对这个时代的大象描绘多有这样的句子: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烨烨雷电,不宁不令;山陵卒崩,百川沸腾。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而名士学子的评价,最具代表性的有两则,一则是晏子对春秋时期社会精神的描述:“凡有血气,皆有争心。”一则是韩非子对战国风貌的大概括:“大争之世,多事之时。”在百家争鸣而蓬勃共生的诸子百家中,对自己所处时代持总体否定的评判者,不能说没有,实在是极少。最典型者,大约只能说是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对那时的“礼崩乐坏” 持有极其悲观的看法。
  总体上说,当时的社会意识对自己的时代已经有了清醒的认知:这个时代一边是沦落,一边是崛起,有腐朽没落的阴暗,更有进取创新的光明,其主导潮流无疑是雷电烨烨的大创造精神。客观地说,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足以构成普遍性问题的具体弊端。原生文明时代,也同样有种种社会弊端。有巨大的贫富差别,有深重的社会灾难,有民众的饥饿,有官吏的腐败,有难以计数的阴谋,有连绵不断的战争等等等等。举凡社会基本问题,在哪个时代都有。若仅仅注重于具体的阴暗与苦难,从而以因为有此等阴暗而否定一个时代所创造的文明,应该说,这不是文明历史的评判视野。作为一种文明审视所应具有的历史意识,我们应该看到的基本方面是:这个时代的的总体生存方式、总体生命状态及其独有的创造力,这个时代解决种种社会矛盾的基本方式是否具有进步性,其创造的文明成果是否经得起历史的验证,是否足以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根基?舍此而孜孜于种种具体阴暗的搜求罗列,我们将完全可能导向历史虚无主义,而悲剧性地否定整个人类历史开掘创造的存在意义。无论如何,这是不可取的方向。
  审视中国原生文明的基本点之二,是对秦文明的界定与性质认定。
  这便是当代史学界生发的新问题:秦文明是落后文明,还是先进文明?
  这是一个典型的历史价值观问题,也是一个当代历史意识涌现出的新的基本问题。多有历史家与学人之论著认为:秦统一中国,是“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的一个例证。这一认识包含的基本价值观是:秦文明是落后文明,而当时的山东六国是先进文明。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这种评判仍然出现在历史学界。这个命题的内涵具有诸多混乱,实在是一个堪称“臆断”的评判。然则,因为这一评判牵涉出对原生文明审视的一系列基本事实的认定,故而在事实上成为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对秦文明历史性质的总体认定,其必然牵涉的基本方面有三则:
  一则,何谓秦文明?引起两千余年争论不休的秦文明,究竟是指商鞅变法之前的早秦文明?还是指商鞅变法之后的新秦文明?若指前者,落后无疑。然在事实上,早秦文明却绝非后人争论的秦文明,大约也不会是此等理念持有者所谓的秦文明。若指后者,则显然有违历史事实??在历代评判言论中,没有人将早秦文明作为否定对象,而只明确地否定战国秦文明与帝国秦文明;同时,也有违高端文明时代的普遍共识??当代历史认知中的秦文明,没有人理解为早秦文明。这里的混乱是:说者将商鞅变法之前的秦文明与商鞅变法之后的秦文明不做区分,囫囵式的以秦人族群发源地为根基,将早秦文明看作战国秦文明与帝国秦文明,又一体认定为落后文明。
  我们需要强调的一个基本认知是:凡是涉及秦文明评判的历史论著或民间认定,人们所说的“秦文明”,一定是变法之后的战国秦文明与一统华夏后的帝国秦文明,而不是早秦文明。若将这两个时期的秦文明都看作“落后文明”,而将这两个时期的山东六国文明看作“先进文明”,那就是明白无误地脱离了高端文明时代的基本历史价值观,不是这里要澄清的问题了。
  二则,秦人族群起源。这个问题之所以基本,在于它是秦为“落后文明”这一论断的根基。秦人究竟起源于东方华夏,还是本来就是西方戎狄?在当代中国民族史学界有争论,在当代历史学界也有争论。然则,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却大不相同:隋唐之前基本无争论,隋唐时期始有“秦人起自西戎”说出现。从问题本身说,《史记》明确记载了秦人族群的起源与迁徙,明确认定:秦人是大禹时代的主要治水部族之一,始祖首领是大业、大费(一说伯益);商灭夏的鸣条之战,商人与秦人结盟,秦人尚是参战主力之一;殷商中后期,秦部族成为镇守西陲的军旅部族,蜚蠊、恶来是其首领;西周之世,秦人不愿臣服周室,流落西部戎狄区域,后渐渐归附臣服于周;西周末期的镐京之乱,周平王敦请秦人勤王救周,秦始成为东周的开国诸侯。认真分析史料,秦人族群的历史足迹并不混乱,司马迁的记载很清楚,甚或连秦族的分支演变都大体一一列出了。
  春秋之世,秦国尚不强大,故以“蛮夷”指斥秦国者不是没有,然实在极少。即或有,也并非起源确指之意,而仅仅表示一种轻蔑。战国之世,秦国在变法之后强大,指斥秦人为“蛮夷”者遂骤然增多。然就其实质论,如同“虎狼说”一样,都是泄愤骂辞,而非认真确指。在中国历史上,此等基于邦国族群仇恨而生出的相互攻讦现象多多。最早者,便有周族骂商族为“戎殷”、“蠢戎”;其后的南北朝人,又相互骂为“北虏”、“岛夷 ”;春秋战国时,中原诸侯则骂楚为“荆蛮”、秦为“戎狄”等等。若以此等言辞作为族群起源之评判依据,殊非偏执哉!唯其如此,西汉之世为秦立史,秦人的起源与迁徙历史,根本不是疑点。司马迁作史的原则是“信则存信,疑则存疑”。对一个西汉持否定评判的先代族群,若有如此重大的“非我族类”的事实,岂能不如实记载?姑且不说事实,即或是疑点,司马迁也必会如实记载下“人或曰”之类的话语,以期引起人们注意。然,《史记》中却从未见此等迹象。显然,秦人是否中原族群,直至西汉并无大的争论。其后直至隋代,也没有大的争论。秦人族群被“认定”为西部戎狄,仅仅只是起自唐代。如前所引,《隋书》中方有“秦人起自西戎”之说。分析历史,这显然是唐人的政治需要:以秦族起源类比于起自北周胡族的隋,影射隋之短命如秦而已。此历史恶习也,并无基于事实的公正探究立场,不当为凭。
  秦族起源问题之争论,恰恰是在当代滥觞了。历史学家蒙文通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 秦人戎狄”说,并以《秦之社会》及《秦为戎族考》论证,推定秦族群与骊山戎皆为“犬戎”。之后,随即出现了“秦人东来”说,以卫聚贤、黄文弼等的《中国民族的来源》、《秦为东方民族考》为代表,认定秦人为中原族群。后一论说,自不待言。以蒙氏“秦人戎狄”说而论,实则是依据史书中的种种零星言论推演而成。这种推演,曾被近年故去的著名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批评为:“蒙氏以此为据,殊属偏执。”
  作为学术研究,学人持何观点,原本无可厚非。我们要说得是:原本不是问题的秦人族群起源,何以突然竟成了问题?仅仅是那些上古史书中的星星点点的攻讦言论起作用么?果真如此,《史记》中对楚族也有“荆蛮”“ 南蛮”之说,更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攻讦,如何楚人起源不成其为问题,从来没有引起过大规模的争论?当“落后文明”说与“秦为戎狄”说联结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历史意识中潜藏的一种既定的东西才彰显出来:“落后文明”说以“秦为戎狄”说为依据,“秦为戎狄”说则为“落后文明”说寻找族群根基。虽然,“ 秦为戎狄”说与“落后文明”说,都并未成为普遍认知,但多有学者在高端文明时代依然重复并维护一个古老的荒谬定式,足见我们这个民族对文明历史的审视,将会有多么艰难!
  三则,秦部族果真西戎部族,又当如何?在高端文明时代,将族群起源地看作判定文明先进或落后的根据,未免太过堕入西方史学的旧定式了。西方历史意识曾以罗马征服希腊为例证,生发出一种理念: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在历史上多有发生。就罗马与希腊而言,当时的罗马族群是落后文明无疑,罗马征服希腊也是纯粹的武力吞并,体现了“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的典型方式。然则,将这一理念延伸为某种定式,认为一个特定族群的早期状态便是其永久的文明定性依据,显然是荒诞的;由此而将秦文明与征服希腊的落后罗马文明等同,同样是荒诞的。
  高端文明时代应当具有的历史价值观是:无论秦人是否戎狄,都不能因此而否认秦国在深彻变法之后,在两次文明大创造后形成新文明形态的历史事实。战国秦创造出了战时法治国家的新文明形态,灭六国之后秦更创造出了新的大一统国家的文明形态。这一历史事实说明:就基于文明内涵的历史定性而言,一个民族的文明先进与否,与其族群发源地及早期状态并无必然性关系。在文明史评判的意义上,族群发源地完全可忽略不计。若认定族群早期落后,其文明便必然永远落后;秦人即或全面变法移风易俗自我更新国家强大,依旧还是落后文明;果真如此,岂非制造出一种荒谬绝伦的“历史血统论”??民族生成永久地决定其文明性质!
  诚如此,历史的发展何在,民族的奋进有何价值?
  从高端文明时代应当具有的文明视野出发,这一观念已经为诸多先秦史及秦汉史研究家所抛弃了。然则,它依然是一种堂堂见诸于多种论著的流行理念。最基本的文明性质判定,本来是高端文明时代审视原生文明时代最应该获得普遍认知的第一问题。实则恰恰不然,我们这个高端文明时代依然存在着“秦为落后文明,山东六国为先进文明”的认定。历史学界尚且如此,遑论民众之普遍认知了。

  五、走出暴秦说误区:秦帝国徭役赋税之历史分析
  
  认定秦帝国为“暴秦”,基本论据之一是徭役赋税指控。
  及至当代,即或是对秦文明功绩整体肯定的史家,对秦政的经济“暴虐”也是明确指斥并多方论证的。历史上几乎所有指控“暴秦”的言论??包括被西汉时期抛弃了的秦末历史谎言都被当代史学家一一翻了出来,悉数作为指控依据。其中最基础的根基之一,便是对秦帝国的以徭役赋税为轴心的经济政策的指控。
  赋税徭役之作为问题提出,乃西汉董仲舒发端。在中国历史上,董仲舒第一个以数量表述的方式,认定了秦帝国的赋税率与徭役征发率,遂成为日后所有“暴秦”论者的最重要依据。在我所能见到的无数典籍资料中,都是原文引用董仲舒,而后立即认定“暴秦”,缺乏任何中间分析。也就是说,将董仲舒之说当作真理式史料给予信奉。这种武断方式,几乎成为涉秦论说的一种“八股”,有失高端文明时代应有的史论水准。依据当代经济理念分析董仲舒之说,而后给予评判者,未尝见之也。
  董仲舒的数量表述,主要是两组对应数字。第一组:古代为什一税,秦时佣耕豪田为什五税,秦人口赋与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第二组,古代徭役一年三日,秦之“力役”则三十倍于古。且以当代经济理念结合历史事实分析董说,而后评判其能否立足。
  什一税,是税率为十分之一。这一税率,是夏商周三代较为普遍的贡赋制背景下的税率。自春秋时期开始,什一税事实上便已经被大大突破了。突破的根本原因,不是普遍的暴政,而是生产力的发展与税源的拓宽,是社会经济大发展的合理结果。及至战国时期,由于铁制农具使用,可耕地的大量开垦,农作物产量大幅提高,生产力与整个社会经济水平都有了极大发展。此时,税率的大幅提高已经成为各大战国的普遍事实,绝非秦国一家。据《中国赋税史》、《中国财政史》、《中国民政史》等综合研究统计:战国初期之魏国,百亩土地的正常年产量是一百五十石,丰年产量是三百石到六百石;折合亩产,则是每亩产量一石半至六石。《管子》则云:“高田十石,间田五石,庸田三石。”管子所云,当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也就是说,当时齐国的最高亩产可以达到每亩十石。以吴承洛先生之《中国度量衡史》,战国之“石”与“斛”接近,大体一百二十斤,每斤约合当代市斤六两到八两之间。依此大体推算,当时的亩产量最高可达当代重量的五六百斤至八九百斤之间!这一生产力水平,在整个自然经济时代,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同样依据上述三史,秦帝国时期中国垦田大体已达到八百二十七万顷。由于人口的不确定,我们不能确知当时的人均耕地数字。但是,每人占有耕地至少在数十亩至百亩之间无疑,大大超出今日数量。如此历史条件下,战国与秦帝国时期的经济总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夏商周三代,其税率的提高无疑是必然的。
  然则,秦帝国时代的田税率究竟有多高,没有帝国原典史料可查。董仲舒的数字,也没有明确指认。董列出的秦税两个数字,一个是“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一个是口赋与盐铁税“二十倍于古”。
  先说第一个数字。这不是国家税,而是佣耕户的地租率,指得是如陈胜那般“耕豪民之田”的佣耕者,向豪民地主交出一半的收成。交租之后的经济逻辑是:国家以地亩数量征收田税,自然只向地主征收,不包括佣耕者;所以,佣耕者的一半产量中,必然包括了地主应该缴纳的田税;而地主不可能将粮食全部交税,而没有了自家的存储;是故,秦帝国的田税只能比“什五税”低,而不可能高。最大的可能是,国家与地主平分,也征收地主田租的一半为田税,则田税率为十分之二点五。即或再高,充其量也只是十分之三。因为,秦帝国不可能将自己的社会根基阶层搜刮净尽。
  第二个数字,人头税乃春秋战国生发,夏商周三代本来就没有,说它“二十倍于古”几乎是没有可比意义的。人头税之轻重,只能以当时民众的承受程度为评判标准。而史料所记载的人口税指控,除了秦末历史谎言的“头会箕敛”的夸张形容,再无踪迹可寻。所谓盐铁之利,在“九贡九赋”的夏商周三代也基本没有,至少没有铁;即或有盐利,肯定也极低,因为三代盐业很不发达,不可能征收重税。所以,说秦时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无论是就实际收入的绝对数量而言,还是就税率而言,都没有任何可比意义。若董仲舒泛指整个商业税二十倍于古,则更见荒诞。战国至秦帝国时期的商业市场规模,远远超出夏商周三代何止百倍,说商业税“二十倍于古”,只怕还估摸得低了。
  再说徭役征发。以董说的夏商周三代一年三日徭役为基数,三十倍于古,是九十日。董仲舒列举了这九十日的大体构成:“月为更卒”,每年要有一个月给县里做工;“复为正一岁 ”,再给郡里每年也要做工。按照逻辑,按照历代史家的注释,这里的“一岁”不是一次性一年出工,而是一人一生总计服郡徭役一年,每年分摊出工。第三项“屯戍一岁”,每人一生中要给国家一次性的守边一年。对董仲舒的分项说法,《史记》注解引师古之说,替董仲舒解释云:“率计,今人一岁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于古也!”所谓率计,便是大体计算之意。显然,这一归纳没有说明一个男丁一年中究竟有多长时段的徭役,而只依据大体计算而笼统指斥“三十倍多于古也 ”,有失武断过甚。
  以董仲舒之说,一个男丁在一生中究竟要分摊多少徭役?
  可以有四种计算方法:其一,若以“能劳”为准,将一个男丁的徭役期限假设在二十岁至五十岁之间(二十岁加冠,五十岁称老),其有效劳役的基数时间为三十年;则三项徭役合计总量为五十四个月,具体均摊出工,则《史记》所云之“率计”,只有月余。
  其二,若以六十岁一生为基数,则徭役总量为八十四个月,分而摊之,“率计”仍然只有月余。
  其三,以六十岁一生为基数,以三十年“能劳”期为有效徭役征发时段,在三十年内服完八十四个月徭役,则“率计”两月余,还是不到三个月,仍然不到“三十倍于古”的九十日。
  其四,只有以八十岁一生为基数,徭役总量为一百零四个月,以三十年精壮期服完徭役,其“率计”才可能超过三个月,实现董仲舒“三十倍于古”的宏大设想。然则,一个自然经济时代的政权,设定男人每人八十岁寿命而规定徭役,现实么?可能么?只怕董仲舒自己都要脸红了。
  笼统指斥其“三十倍于古”,既夸大事实,也毫无实际意义。
  即或不与董仲舒认真计较,便以第三种方法计,在实际中也远非那么不堪重负。国家征伐徭役,只要不疯狂到要自断生计,大体皆在每年农闲征发,而不可能在农忙时期征发;而那个时代的实际农闲时间,每年无论如何在三个月之上。历史的事实是,每年月余的徭役,在战国时代不足论;即或接近三个月,也不可能达到严重威胁民众生存的地步。
  秦帝国是一个大规模建设的时代,精壮男子每人每年服徭役一月余或两月余,客观地说,远在社会容忍底线之中。以秦帝国刻石所言,民众在秦始皇时期是大为欢悦地迎接太平盛世的。即或我们将刻石文辞缩水理解,至少也是没有反抗心理的。其另一个基本原因,便是帝国工程的绝大多数都是利国利民的。疏通川防、开拓道路、抵御匈奴、南进闽粤、大兴水利、销毁兵器、迁徙人口填充边地等等等等。除了搬迁重建六国宫殿,秦始皇时期没有一件值得指控的大工程。以战国民众在大争之世所锤炼出的理解力,是会敏锐体察出恶政与善政区别的。只是到了秦二世时期,才因骊山陵与阿房宫的大规模建造而偏离社会建设轨迹,使工程徭役具有了奢靡特质。如此大背景下,才有了陈胜吴广因“失期皆斩”面临生死抉择而不能容忍而举事反秦的社会心理动因。这与秦政的本来面目与总体状况,并非一事。以文明历史的评判意识,不当以胡亥赵高的昏聩暴虐取代帝国整个时期,更不能以此取代整个原生文明时代。
  还有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必须申明:举凡历史上的强盛时代或富裕国家,其税率与征发率必然相对高;举凡历史上的不发达时代,或大贫困大萧条时代及贫穷国家,其税率与征发率必然很低或极低;直至当代,依然如此。
  秦帝国正是前一种时代,前一种国家,其税率与徭役征发“年率”虽相对高,但却是建立在自觉地大力发展生产力基础上的,其性质绝非对贫瘠的掠夺,而是在高度生产力水平上积聚社会财富,为社会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其后,秦末大动乱大复辟,将秦帝国建设成果悉数摧毁,“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无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在此等经济大萧条社会大贫困下,西汉即或实行了“什五税一”甚或“三十税一”,达到十五分之一与三十分之一的极低税率,其穷困状况仍然惨不忍睹。汉文帝时期,贾谊的《积贮疏》犹云:“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卖爵卖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这一基本的历史现象,给我们的历史意识提出了一连串的尖锐问题。
  在大贫困大萧条时代的低税率低征发,与大发展大兴盛时代的高税率高征发之间,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评判?假如要我们选择,我们选择什么?贫困的低税率低征发,果真是“仁政”么?富有的高税率高征发,果然是“暴政”么?此等对比之法,果真有实质意义么?果真能说明问题么?果真值得作为最重要的依据去评判文明史么?两千余年来,我们一直在指控强盛秦帝国的高税率与高征发,我们一直在赞颂生产力低下时代与大贫困时代的“轻徭薄赋”,这符合历史演进的本质法则么?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逻辑么?这种历史意识延伸于当代现实,我们已经面临过无数次尴尬,莫非要依然继续下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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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10 23:21:25 | 显示全部楼层
  六、走出暴秦说误区:秦帝国法治状况之历史分析
  
  秦法酷烈,历来是暴秦说的又一基本论据。
  这一立论主要有五则论据:其一,秦法繁细,法律条目太多;其二,秦法刑种多,比古代大为增加;其三,秦法刑罚过重,酷刑过多;其四,秦时代罪犯多得惊人;其五,秦法专任酷吏,残苛百姓。举凡历代指控秦法,无论语词如何翻新,论据无出这五种之外。认真分析,这五则论据每则都很难成立,有的则反证了秦法的进步。譬如,将“凡事皆有法式”的体系性立法看作缺陷,主张法律简单化,本身就是“篷间雀”式的指责。
  首先,所有指控都有一个先天缺陷:说者皆无事实指正(引用秦法条文或判例)或基本的数字论证,而只有尽情的大而无当的怨毒咒骂。罗列代表性论证,情形大体是:第一论据,西汉晁错谓之“法令烦?”,并未言明秦法法条究竟几多,亦未言明究竟如何烦乱惨痛,而只是宣泄自己的厌恶心绪。第二第三论据,除《汉书•刑法志》稍有列举云:“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叁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烹之刑”外,其余尽是“贪狼为俗”、“刑罚暴酷,轻绝人命”之类的宣泄式指控。第四则论据更多渲染,“ 囹圄成市,赭衣塞路”,“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断狱岁以千万数”,“刑者甚众,死者相望”,等等等等。依据此等夸张描绘,秦时罪犯简直比常人还要多,可能么?第五则论据也尽是此等言辞,“狱官主断,生杀自恣”,“杀民多者为忠,厉民悉者为能”,“贼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等等等等。
  这一先天缺陷所以成为通病,是中国史学风气使然么?
  当然不是。中国记史之风,并非自古大而无当,不重具体。《史记》已经是能具体者尽具体了,不具体者则是无法具体,或作者不愿具体也。到了《汉书》,需要具体了,也可以具体了,便对每次作战的伤亡与斩首俘获数字,都记录详尽到了个位数,对制度的记述更为详尽了。也就是说,对秦法的笼统指控,不能以“古人用语简约,习惯使然”之类的说辞搪塞。就事实而论,西汉作为刚刚过来人,纵然帝国典籍库焚毁,然有萧何第一次进咸阳的典籍搜求,又有帝国统计官张苍为西汉初期丞相,对秦法能无一留存么?更重要的现实是:秦在中央与郡县,均设有职司法典保存与法律答问的“法官”,西汉官府学人岂能对秦法一无所见?秦末战乱能将每个郡县的法律原典都烧毁了?只要稍具客观性,开列秦法条文以具体分析论证,对西汉官员学人全然不是难事。其所以不能,其所以只有指斥而没有论证,基于前述之种种历史背景,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这种一味指控秦法的方式,更多的是一种政治需要,而不是客观论证。
  唯其如此,这种宣泄式指控不足以作为历史依据。
  要廓清秦法之历史真相,我们必须明确几个基本点。
  其一,秉持文明史意识,认知秦法的历史进步性质。
  秦国法治及秦帝国法治,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唯一一个自觉的古典法治时代,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秦之前,中国是礼治时代。秦之后,中国是人治时代。只有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一百六十年上下,中国走进了相对完整的古典法治社会。这是中国民族在原生文明乃至整个古典文明时代最大的骄傲,最大的文明创造。无论从哪个意义上审视,秦法在自然经济时代都具有历史进步的性质,其总体的文明价值是没有理由否定的。以当代法治之发达,比照帝国法治之缺陷,从而漠视甚或彻底否定帝国法治,这是摒弃历史的相对性而走向极端化的历史虚无。依此等理念,历史上将永远没有进步的东西值得肯定,无论何时,我们的身后都永远是一片荒漠。
  基于上述基本的文明史意识,我们对秦法的审视应该整体化,应该历史化的分析,不能效法曾经有过的割裂手法?? 仅仅以刑法或刑罚去认知论定秦法,而应该将秦法看作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其对整个社会生活规范的深度、广度去全面认定;即或对于刑法与刑罚,也当以特定历史条件为前提分析,不能武断地以秦法有多少种酷刑去孤立的评判。若没有整体性的文明历史意识,连同秦法在内的任何历史问题,都不可能获得接近于历史真相的评判。
  其二,认知秦法的战时法治特质,以此为分析秦法之根本出发点。
  秦法基于战国社会的“求变图存”精神而生,是典型的战时法治,而不是常态法治。此后一百多年,正是战国大争愈演愈烈的战争频仍时代,商鞅变法所确立的法典与法治原则,也一直没有重大变化。也就是说,从秦法确立到秦统一六国,秦法一直以战时法治的状态存在。作为久经锤炼且行之有效的一种战时法治体系,秦法自然不会无缘无故地改弦更张。法贵稳定,这是整个人类法治史的基本经验。一种战时法治能稳定持续百余年之久,这意味着这种战时法治的成熟而有效。帝国建立而秦始皇在位的十二年,又因为大规模文明建设所需要的社会动员力度,因为镇压复辟所需要的社会震慑力度,也因为尚无充裕的社会安定而进行历史反思的条件,帝国在短促而剧烈的文明整合中,几乎没有机会去修改秦法,使战时法治转化为常态法治。是故,直到秦始皇突然死去,秦法一直处于战时法治状态,一直没有来得及大规模地修订法律。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秦帝国没有机会完成由战时法治到常态法治的转化,是整个中国民族在原生文明时代巨大的历史缺憾。而作为高端文明时代应该具有的文明视野,对这一法治时代的审视,则当准确地把握这一历史特质,全面开掘秦法的历史内涵,而不能以当代常态法治的标准去指控古典战时法治的缺憾,从而抹煞其历史进步性。果真如此,我们的文明视野,自将超越两千余年“无条件指控”的坚冰误区。
  其三,认知作为战时法治的秦法的基本特征。
  战时法治,从古到今都有着几个基本特征。即或到了当今时代,战时法治依然具有如此基本特征。战时法治的超越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五个方面:一则,注重激发社会效能;二则,注重维护社会稳定性;三则,注重社会群体的凝聚力;四则,注重令行禁止的执法力度;五则,注重发掘社会创造的潜力。
  就体现战时法治的五大效能而言,帝国法治的创造性无与伦比。第一效能,秦法创立了“奖励耕战”的激赏军功法,使军功爵位不再仅仅是贵族的特权,而成为人人可以争取的实际社会身份;第二效能,秦法确立了重刑原则,着力加大对犯罪的惩罚,并严厉防止犯罪率上升;第三效能,秦法创立了连坐相保法,着力使整个社会通过家族部族的责任联结,形成一个荣辱与共利害相连的坚实群体;第四效能,秦法确立了司法权威,极大加强执法力度,不使法律流于虚设;第五效能,秦法确立了移风易俗开拓税源的法令体系,使国家的财力战力在可以不依靠战争掠夺的情况下,不断获得自身增长。
  凡此创造,无一不体现出远大的立法预见性与深刻的行法洞察力。
  这一整套法律制度,堪称完整的战时法治体系。战时法治体系与常态法治体系的相同处,在于都包括了人类法律所必须的基本内容。其不同处,则在于战时法治更强调秩序效能的迅速实现,更强调对人的积极性的激发。是故,重赏与重罚成为战时法治的永恒特征。秦法如此,后世亦如此,包括当代法治最为发达的国家也如此。从此出发审视秦法,我们对诸如连坐法等最为后世诟病的秦法,自然会有一种历史性的理解。连坐相保法,在中国一直断断续续延伸到近现代才告消失,期间意味何在?何以历代尽皆斥责秦法,而又对秦法最为“残苛”的连坐制度继承不悖,这便是“外王而内法”么?这种公然以秦法为牺牲而悄悄独享其效能的历史虚伪,值得今天的我们肯定么?
  其四,秦法的社会平衡性,使其实现了古典时代高度的公平与正义原则。
  从总体上说,秦法的五大创造保持了出色的社会平衡:激赏与重刑平衡,尊严与惩罚平衡,立法深度与司法力度平衡,改进现状与发掘潜力平衡,族群利益与个体责任平衡,国家荣誉与个体奋发平衡。法治平衡的本质,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正因为秦法具有高度的社会平衡性,所以才成为乐于为秦人接受的良性法治,才成为具有高度凝聚力与激发力的法制体系。
  在一个犯罪成本极高,而立功效益极大的社会中,人们没有理由因为对犯罪的严厉惩罚,而对整个法治不满。否则,无以解释秦国秦人何以能在一百余年中持续奋发,并稳定强大的历史事实。荀子云:“秦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数者何,不是法治公平正义之力么?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上,甚或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上,几曾有过以罪犯成军平乱的历史事实?可是在秦末,却发生了在七十万刑徒中遴选数十万人为基本构成,再加官府奴隶的子弟,从而建成了一支精锐大军的特异事件。且后来的事实是:章邯这数十万刑徒军战力非凡,几乎与秦军主力相差无几,以致被项羽集团视为纯正的秦军,而在投降后残酷坑杀了二十万人。
  这一历史事实,说明了一个法治基本现象:只有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法律,才能使被惩罚者的对立心态消除;在一个法治公平??立法与司法的均衡公平??的社会里,罪犯并不必然因为自己身受重刑而仇恨法治,只有在这样的法治下,他们可以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拿起武器,维护这个重重惩罚了他们的国家。
  另一个基本事实是:秦国与秦帝国时代,身受刑罚的罪犯确实相对多,即或将“囹圄成市,赭衣塞路”、“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这样的描绘缩水理解,罪犯数量肯定也比后世多,占人口比例也比后世大。然则,只要具体分析,就会看出其中蕴含的特异现象。
  其一,秦之罪犯虽多,监狱却少。大多罪犯事实上都在松散的监管状态下从事劳役,否则不能“赭衣塞路”。说监管松散,是因为当时包括关中在内的整个大中原地区并无重兵,不可能以军队监管刑徒,而只能以执法吏卒进行职能性监管,其力度必然减弱。从另一方面说,秦始皇时期敢于全力以赴地屯戍开发边陲,敢于将主力大军悉数驻扎阴山、岭南两大边地,而对整个腹心地域只以正常官署治理,如果法制状况不好且罪犯威胁极大,如果对法治没有深厚的自信,敢如此么?直到秦二世初期大作始皇陵、阿房宫,关中依然没有大军;后来新征发的五万“材士”驻屯关中,也没有用于监管罪犯。凡此等等,意味何在,不值得深思么?
  其二,秦之罪犯极少发生暴动逃亡事件。史料所载,只有秦始皇末期骊山刑徒的一次黥布暴动。相比于同时代的山东六国与后世任何政权,以及同时代的西方罗马帝国,这种百余年仅仅一例的比率是极低的。这一历史现象说明:秦帝国时代,罪犯并不构成社会的重大威胁力量,甚或不构成潜在的威胁力量,反而成为了一支担负巨大工程的特殊劳动力群体,最后甚或成为了一支平乱大军。若是一个法治显失公平的社会,不会如此自信地使用罪犯力量,罪犯群体也不会如此听命于这一政权。当陈胜的“数十万”周文大军攻入关中之时,关中已经无兵可用,其时若罪犯暴动,则秦帝国的根基地带立即便会轰然倒塌,陈胜农民军便将直接推翻秦帝国。而当时的事实却恰恰相反,七十余万罪犯非但没有借机逃亡暴动或投向农民军,反而接受了官府整编,变成了一支至少超过二十万人的平乱大军。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假若罪犯不是自愿的,帝国官府敢于将数十万曾经被自己惩治的罪犯武装到牙齿么?
而如果是自愿的,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是施行恶法,还是施行良法,都从来没有过敢于或能够将数十万罪犯编成大军且屡战屡胜的先例。只有秦帝国,尚且是轰然倒塌之际的秦帝国,做到了这一点。就其本质而言,这是法治史上极具探究价值的重大事件。它向法治提出的基本问题是:人民的心灵对法治的企盼究竟何在?社会群体对法治的要求究竟何在?只要法治真正地实现了公平与正义原则,它所获得的社会回报又将如何,它的步伐会有多么坚实,它的凝聚力与社会矛盾化解力会有何等强大。
  可惜,这一切都被历史的烟雾湮没了。
  轰然倒塌之际,秦法尚且有如此巨大的凝聚力,可见秦法之常态状况。
  法治的良恶本质,不在是轻刑重刑,而在是否体现了公平正义原则。
  其五,认知作为秦法源头的商鞅的进步法治理念。
  由于对帝国法治的整体否定,当代意识对作为帝国法治源头的商鞅变法也采取了简单化方法,理论给予局部肯定的同时,却拒绝发掘其具体的法治遗产。对《商君书》这一最为经典的帝国法治文献,更少给予客观深入地研究,《商君书》蕴藏的极具现实意义的进步法治理念,几乎被当代人完全淡忘,只肆意指控其为“苛法”,很少作出应有的论证。
帝国法治基于社会平衡性而生发的公平与正义,我们可以从已经被久久淡漠的商鞅的法治思想中看到明确根基。《商君书》所体现的立法与执法的基本思想,在其变法实践与后来的帝国法治实践中,都得到了鲜明体现。
  惟其被执意淡漠,有必要重复申明这些已经被有意遗忘的基本思想。
  一则,“法以爱民”的立法思想。
  《商君书》开篇《更法》,便申明了一个基本主张:“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这是由立法思想讲到变法的必要:因为法治的目标在于爱民,礼仪的目标在于方便国事;所以,要使国家强大,就不能沿袭旧法,不能因循旧制,就要变法。在《定分》篇中,商鞅又有“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之说。凡此,足见商鞅立法思想的人民性,在古代社会是绝无仅有的。在诸多的中国古代立法论说中,商鞅的“法以爱民”、“法令民之命”的思想,是独一无二的,是明确无误的,但也是最为后世有意忽视的,诚匪夷所思也。商鞅这一立法思想,决定了秦法功效的本质。秦国变法的第二年,秦人“大悦”。若非能够真实给民众带来好处,何来社会大悦?
  二则,“去强弱民”的立法目标原则。
  所谓“强 ”,这里指野蛮不法。所谓“弱”,这里指祛除(弱化)野蛮不法的民风。这一思想的完整真实表意,应该是:要祛除不法强悍快意恩仇私斗成风的民风民俗,使民成为奉公守法勇于公战的国民。也就是说,“弱民”不是使民由强悍而软弱,而是弱化其野蛮不法方面,而使其进境于文明强悍也。就其实质而言,“去强弱民”思想,是商鞅在一个野蛮落后的国家实现战时法治的必然原则,是通过法治手段引导国民由野蛮进入文明的必然途径,其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
  三则,“使法必行”的司法原则。
  商鞅有一个很清醒的理念:国家之乱,在于有法不依。历史的事实一再说明,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如何,既取决于法律是否完备,更取决于法律是否能得到真正地执行。某种意义上,司法状况比立法状况更能决定一个国家的法治命运。《画策》云:“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请注意,商鞅在这里有一则极为深刻的法哲学理念??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这句话翻译过来,几乎是一种黑格尔式的思辨:任何国家都有法律,但是,任何健全的法律体系中,都不可能建立一种能够保障法律必然执行的法律。这一思想的基础逻辑是:社会是由活体的个人构成的,社会不是机器,不会因法制完备而百分之百的自动运转,其现实往往是打折扣式的运转。这一思想的延伸结论是:正因为法律不会无折扣的自动运转,所以需要强调执法,甚至需要强调严厉执法;体现于人事,就是要大力任用敢于善于执法的人才,从而保证法律最大限度地达到立法目标。也正因为如此,秦法对官员“ 不作为”的惩罚最重,而对执法过程中的过失或罪责则具体而论处。
  显然,商鞅将“使法必行”看作法治存在的根基所在。否则,国皆有法而依旧生乱。此后两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包括韩非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将司法的重要说得如此透彻。理解了这一点,便理解了秦任“行法之士”的历史原因。
  四则,反对“滥仁”的司法原则。
  商鞅执法,一力反对超越法令的“法外施恩”。《赏刑》云:“(法定),圣人不必加,凡主不必废。(依法)杀人不为暴,(违法)赏人不为仁者,国法明也。圣人不宥过,不赦刑,故奸无起。”法外不施恩的原则,在王道理念依然是传统的战国时代,是冷酷而深彻的,也是很难为常人所能理解的。“杀人不为暴,赏人不为仁”的肃杀凛冽,与商鞅的“法以爱民”适成两极平衡,只要将两极联结分析,才是商鞅法治思想的全貌。这一思想蕴藏的根基理念是法治的公平正义,是对依法作为的根基维护。对如此思想,若非具有深刻领悟能力的政治家,是本能地畏惧的。这一司法原则,其所以在秦国扎下了坚实的根基,最根本原因便是它的公平性 ??对权贵阶层同样的执法原则,同样的执法力度。从这一原则出发,秦法还确立了不许为君王贺寿等等制度。
  商鞅这一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是王道仁政的“滥仁”传统在战国之世尚有强大影响力。此前此后的变法所以不彻底,根基原因之一,便是不能破除国有二法与种种法外施恩之弊端。顾及到这一背景,对商鞅这一思想的价值性便会有客观性的认知。
  五则,“刑无等级”的公平执法理念。
  商鞅确立的执法理念有两则最重要:一则,举国一法,法外无刑,此所谓“一刑”原则;再则,执法不依功劳善举而赦免,此为“明刑”原则。《赏刑》篇对这两个原则论述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故曰: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也就是说,卿相大夫忠臣孝子行善立功者,统统与民众一体对待,依法论罪,绝不开赦。相比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制传统,庶民孰选,岂不明哉!
  六则,“使民明知而用之”的普法思想。
  商鞅行法的历史特点之一,便是法律公行天下,一力反对法律神秘主义。为此,商鞅确立了两大原则:其一,法典语言要民众能解,反对晦涩难懂;其二,建立“ 法官”制度,各级官府设立专门解答法律的“法官”。对于第一原则,《定分》论云:“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难也。……故,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贤者而后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偏能知之……行法令,明白易知……以道之所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这段话若翻译成当代语言,堪称一篇极其精辟的确立法律语言原则的最好教材。商鞅使“法令明白”的目的,在于使民众懂得法律,从而能“避祸就福以自治”。这一番苦心,不是爱民么?
  对于第二原则,《定分》论云:“为法令置法官,以为天下正(法律)……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郡县置一法官……吏民不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其中,商鞅还详细论说了法官的工作方式、考核方式。其中对法官不作为或错解法令的处罚之法颇具意味:法官不知道或错解哪一条法律,便以这条法律所涉及的刑罚处罚法官。此等严谨细致的行法措施,不包含爱民之心么?此后两千余年哪个时代做到了如此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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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10 23:21:59 | 显示全部楼层
  七、走出暴秦说误区:帝国专制说之历史分析
  
  当代“暴秦”说的一个新论据,是帝国“专制”说。
  传统“暴秦”说,其指控主要来自经济与法治两个具体方面。及至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史识在基本秉承传统指控外,又对秦帝国冠以“专制强权”定性,秦文明及其所处的原生文明时代遂成一团漆黑,似乎更加的万劫不复了。这一指控基本不涉及史料辨析,而是一种总体性的性质认定,因此,我们只作史观性的分析评判。
  首先的问题是,这一理念的产生,有非常值得深思的四个基本原因。
  第一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古代社会作出了三阶段划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作为“封建社会”开端的战国秦帝国,便合乎逻辑地被冠以专制定性。顺便说及得是,作为根基概念的“封建社会”是否真正科学,已经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与讨论,思想史家冯天瑜等人的文章相对深刻。这一质疑的出现至少说明,完全套用西方概念与理念框定中国古典社会,是值得商榷的。
  第二原因,是西方文明史理念的影响。这一理念的基本表述可以概括为:举凡大河流域的文明,皆以治水为基础,生发出东方专制主义历史传统。这一理念的代表作有两部,英国学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美国学者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基于这一理念,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古典社会,被一律视为专制时代,秦帝国自然不能幸免。
  第三原因,中国当代民主思潮的普及,使许多人对中国古典时代产生了本能地排斥,尤其对强盛时代产生了逆反心理。这一思潮表现为两种形式:一则是学人以论著或其他方式见诸于社会的封建专制论说,二则是社会个体不加任何分析的武断认定。在《大秦帝国》第一部被改编为电视历史剧的过程中,我听到的这种非理性地将秦帝国认定为“专制”的说法不知几多。在网络上,也有人严厉质疑我“专制崇拜何时休”。自然,这些人对那个时代与秦帝国都缺乏基本的了解。然则,正是这种不了解而本能认定的普遍事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我们对文明历史的评判,根基究竟应该在哪里?历史主义的评判意识,为什么在我们民族中如此淡薄?这种以所谓科学民主理念去断然否定自己民族文明史的现象,为什么在其他国家民族极其罕见,甚或没有,而在我们民族却大肆泛滥?
  第四原因,历史“暴秦论”的沉积物与其余种种学说思潮的错位嫁接。自两汉之后,因“暴秦”说而沉积成的“非秦”理念代代强化,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非理性认知。当此基础之上,诸多人等对包括西方史观在内的种种 “非秦”定性,非但极容易接受,且更愿意以“新理论”来论证旧认知,从而证明被历史铸成的谬误具有真理的性质。诸多历史学家与文化人,论秦几乎形成了一种八股定式:对秦帝国时代不加任何论证,先行冠以“专制”或“落后文明”之定性,而后再展开以旧理念为根基的论述。在曾经的年代,这种定式的典型句式是:“ 马克思说,恩格斯说……由此可以看出……”。中间没有任何论证,一个既定真理陡然粘接另一个延伸结论。其研究精神之沦落,距离儒家朱熹之对秦考据尚且不如,遑论科学?这里的直接原因,在于这种错位嫁接。根本原因,却实在是一个涉及诸多方面的复杂问题。
  那么,秦帝国时代的文明与政权性质不是专制么?
  是专制,但却是一种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专制,因而是一种进步的政治文明。
  专制,是对民主而言的一个政治系统制度。民主制的产生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则是交通与信息的极大便捷,否则,没有社会大协商的条件;二则是生产力的巨大质变,否则,不可能承载人人参与国事这种极其巨大的社会成本。两千余年之前,人类的整个社会基础是自然经济,既没有便捷沟通的手段条件,更无法承载“人人当家作主”的社会成本。是故,民主制不可能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出现。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类的古典时代,无一例外都是专制政体,其间差别,只是专制程度的不同而已。
  帝国时代,中国的传统是将近三千年的松散的天子诸侯制。以当代理念定性,可称之为邦联制,连联邦制的紧密状态都达不到。也就说,其时之政治状态,是一元之下的松散多元化:天子威权有限,诸侯自由度极大。要说民主的根基,那时的政治协商现象远比后世要浓郁得多。原因只有一个,天子与诸侯之间,要做到谁强制谁,极难极难。此等政治条件,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极为缓慢,而在社会生产力终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其松散乏力效率极低的社会管理又对生产力的发展阻碍极大。至少,任何对社会有益的大型工程都不可能实现。所以,春秋战国之世的生产力出现大发展后,此等松散邦联制便开始渐渐消解。消解的形式,是实际上增大扩张诸侯国的自治权。
  就其历史本质而言,这一现象的基础逻辑是:作为能够从整体上大大提高社会效率的“天子”系统,一时不可能改变;社会的实际单元??诸侯,便基于社会利益需求的强大推动,而率先实行紧密化高效率的社会管理,从而出现一个又一个集权邦国;这种集权邦国渐渐普及为“天下”认可的普遍形式之后,整个“天下”对整个社会的松散分治便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于是,寻求整合整个社会效率的“向一”思潮开始出现。人类社会的复杂在于,当共同需求弥漫为普遍潮流时,由谁来充当这种共同需求的“供应商”,人群却无法通过协商来确定,而需要通过武力竞争来确定。唯其如此,秦帝国以战争方式统一华夏,并建立了“治权归一”的中央集权制,是历史潮流推动的结果。
  相对于既往三千年的松散乏力的邦联制,中央集权的治权归一制,无疑具有一举迈入新时代的进步性。历史的实践证明,这种中央集权制问世伊始,便立即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强大创造力,整个华夏社会的繁荣富庶远远超过了夏商周三代与春秋战国,在整个人类的古典历史上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峰时代。此后两千余年,这种中央集权制一直绵延相续,终于僵化为落后于时代的体制。
  这是历史,也是必然。
  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集权制在创造时期的巨大进步意义。
  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摒弃专制。
  可是,我们不能因摒弃专制而连带否定我们民族的整个文明根基。
  将集权体制曾经有过的历史进步性一概抹煞,又进而以专制体制替代整个文明形态,以今日之政治抉择取代总体上的文明评判,这既是理论逻辑的混淆,更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悲剧。以此等理念,人类历史将永远不会有进步坐标,任何时代的创造,都可能因其必然成为历史而被否定。不要忘记,即或我们自己,我们这个时代,也将被后来者评判。如果后来人说,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没有民主制,从而一无是处,不觉得荒谬么?
  从更为广阔的意义上说,我们要客观审慎地对待我们民族的政治文明传统,妥善寻求解决之道,而不能一概以反专制的理念简单否定我们的传统。我们民族的政治文明传统是什么?是“尚一”,是“执一”。我们的传统政治哲学,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我们民族的政治文明根基,五千年没有偏离。虽然,我们有千千万万人在不假思索地呼吁民主,然而,更有大于千千万万许多倍的人依然有着坚实的“尚一”根基。至少,我们的将近十亿的农民,尚不知民主为何物。唯其如此,我们民族要开创未来,要取得更大的历史进步,要在政治文明取得突破,必须面对的难题有两个基本方面:
  第一个难题,便是解决好“尚一”传统政治文明的社会根基。
  第二个难题,便是寻求能够兼容“尚一”的群策群力的历史道路。
  这是东方文明的独特处,更是中国文明的独特处。
  自远古洪荒,我们的民族便走着一条特立独行的历史之路。我们的文字,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政治文明,我们的社会伦理,我们的建筑风格,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所有基本方面,都是在没有历史参照系数的大势下独立创造的。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不同,在于她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不以信仰与独特生活方式为聚合纽带,而以文明内涵、文化方式为聚合纽带的民族。某种意义上,任何一个群体,只要踏进了华夏文明圈,写中国字并奉行中国式的多元生活方式,她便渐渐真正成了华夏民族。无论是先秦戎狄,还是帝国诸胡与匈奴,还是五胡乱华,还是宋元明清的周边民族群,乃至世界最难融合的犹太人,都曾经大批量地成为我们民族的群体成员。唯其如此,传统文明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意义,远远大于其它任何民族。我们曾经五千年绵延相续的生命历史,证实了我们民族文明的强大生命力与无与伦比地创造力。假若我们要忽视乃至淡漠我们民族的文明传统,而要硬生生奉行“拿来主义”,我们必然会走向巨大的不可预测的历史误区。
  
  上述几个方面,是对“非秦”三大理念的历史辨析。
  “非秦”三大理念是:暴秦论、落后文明论、专制论。
  我没有将对诸如商鞅、秦始皇等轴心人物的评判列为“非秦”理念的基本问题,只是因为历史人物的史料相对确定,需要澄清的事件与客观因素不很多。历史论说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评判,几乎完全是认识与理解的问题,尽管这种认识与理解也基于整体否定秦文明而生。另一个原因是,我对相关历史人物的理解,已经在整部书中作出了依据史实的艺术再现,不需要再以论说方式去概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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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10 23:22:33 | 显示全部楼层

  八、秦帝国骤然灭亡的两个最重大原因
  
  秦帝国突然灭亡的原因,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巨大谜团。
  揭示这个谜团,对于全面认知中国原生文明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任何历史秘密,大体都基于两个原因形成:其一是资料物证的巨大缺失或全部缺失,导致后人无从认知评判,诸多历史古国的消亡谜团与民族的断裂黑洞,都是这样形成的。破解这种历史秘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史料与证据的发现。其二是人为的扭曲真相,历史烟雾长期弥散,而使简单化的谬误结论成为传统主流,导致后来者文明探究的艰难寻觅。秦帝国灭亡之所以成为谜团,盖出第二原因也。破此等历史秘密,起决定作用的则是探究者及其所处时代的认知能力。
  两千余年对秦亡原因的探究,一直与对秦政的总体评判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暴秦”说互为论证,形成了一个已经板结的主流定式,其结论极其简单明确:暴政亡秦。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呈现出一个基本结论:秦政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体系,秦政并无暴虐特质。以中国历史作纵向对比,从项羽复辟集团毁灭帝国文明的暴政暴行开始,秦之后的大暴政导致的大劫难屡屡发生。与其相比,秦政文明水准远远高于其上。这一文明水准,主要指两个基本特征:一则是大规模的文明创新性,二则是大规模的建设性。这两个基本点,其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无可比拟。是故,秦政绝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暴政时期。
  以人类文明史作横向对比,秦政则是同时代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准。大体同时代的西方罗马帝国的残酷暴烈,与秦帝国的法治文明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举凡人类在自然经济时代的野蛮标志,都是西方罗马帝国及中世纪的专属物:斗兽场、奴隶角斗士、初夜权、奴隶买卖制、领主私刑制、贞操带、以掠夺为实质的宗教战争等等等等,其触目惊心,其阴暗恐怖,尽出西方落后文明也。这是历史的事实,不能因为西方社会今日的相对文明发达而否定其历史的野蛮性。客观地说,相比于西方罗马帝国,秦帝国的文明水准至少超过其半个时代,或者说高出其半个社会形态。
  唯其如此,指控秦帝国“暴政”,并极其武断地以此作为秦亡基本原因,既缺乏基本的历史事实依据,又与高端文明时代的审视理念显然不合,是有失公正的。就历史观而言,我们不否认秦政与秦亡的内在联系,我们更对基于探究历史经验教训而研究秦亡与秦政之间的因果联系,表示由衷的敬意。我们只对缺乏历史依据的“暴政亡秦”说给予必须的否定,并客观公正地论述我们的理念。
  要探究秦亡奥秘,首先得明确两则根基。
  其一,将作为文明体系的帝国创造物??秦政体系,与作为权力主体的秦帝国区别开来,建立一种明确的认知:权力主体之与其文明创造物,是两个具有不同运行逻辑的各自独立的主体;两者之间有联系,但并无必然的兴亡因果关系;秦帝国的速亡结局,并不必然证明其文明体系(秦政)的暴虐;秦二世赵高政权的暴虐杀戮,只是帝国权力主体在历史延续中的变形,而不是作为帝国创造物的秦政的必然延伸。
  其二,探究秦帝国灭亡奥秘,必须从高端文明时代应当具有的历史高度,透视解析那个特定时代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联结,寻觅导致其速亡的直接原因,以及更为深广的社会因素。任何简单化的方式,都只能重新陷入历史的烟雾之中。
  从史料角度说,基本事实是清楚的,秦亡并无秘密可言。秦亡原因的探究,更多侧重于对既定历史事实以高端文明时代的价值理念给予分析与认定,而不是呈现新的史料证据,提供新的历史事实。这里的前提是:我们这个民族对历史事实的记述是大体完整的,没有重大遗漏的,历代分歧甚或烟雾的形成,原因不在事实不清,而在是非不明。
  综合当代所能见到的全部基本资料,我们可以认定:秦帝国突然灭亡,有两个最为重大的原因:其一,是突发政变所导致的中央政权突然变形;其二,是战国传统所形成的巨大社会惯性,导致整个社会迅速地全面动荡。突发政变是秦亡的直接原因,战国惯性则是秦亡的基础原因。这两个原因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大体都是清楚的。尤其是突发政变,更是人人皆知的历史事实。战国传统所形成的社会惯性,却历来为史家与社会所忽视,然也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故,我们的探究重点不在新史料,而在新认知??高端文明时代所应当具有的历史透析能力。
  其一,突发恶性政变,导致中央政权结构全面内毁
  秦帝国在权力交接的转折时期,突然遭遇恶性政变,历史异数也。
  异数者,匪夷所思之偶然性与突发性也。对于秦始皇之后的权力交接,历代史家与社会意识都有这样一个基本评判:若由长公子扶苏继位,秦帝国的历史命运必然大不相同。其时,扶苏的品性与才具已经得到了天下公认,“刚毅武勇,信人奋士”,已经具有了很高的社会声望,连底层平民陈胜吴广等尚且知之,朝廷郡县的大臣吏员更不用说了。当时的始皇帝与天下臣民,事实上已经将扶苏作为储君对待了。尽管在施政宽严尺度上,扶苏的宽政理念被更看重复辟严重性的始皇帝否定了,但就其实际处置看,扶苏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减弱。当此之时,历史却突兀地呈现出一幅最荒诞的画面:始皇帝突然死于大巡狩途中,最不成器的少皇子胡亥,突兀成了秦帝国的二世皇帝!
  这一突兀变化的成因,及其演进环节所包含的具体因素,始终无法以常理推断。几乎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突发的,几乎任何一个因素都是突然变形的,都不具有可以预料的逻辑性。突发性与偶然因素太多太多,教人常常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历史幻觉:莫非这当真是古人所谓的天意?
  透析这场政变对秦帝国的直接的全面的内毁,认识其突发性与偶然性这一特质,是极其重要的。唯其突发,唯其偶然,唯其不可思议,才有了秦帝国中央政权的坚实结构迅速瓦解崩溃,才有了帝国臣民依然本着奉公守法的传统精神,在连番惊愕中不自觉接受了权力轴心极其荒诞的恶性作为。恶性政变突发,农民暴动又突发,秦帝国所有足以纠正中央恶变的政治力量,都因为没有起码的酝酿时间,而最终一一宣告失败。从根本上说,政变的突发性与农民举事的突发性聚合,决定了其后帝国命运的残酷性。这场突发政变所汇聚的历史偶然性因素,大体有如下方面:
  始皇帝年近五十而不明白确立扶苏为太子,偶然性一也。
  始皇帝明知身患疾病而坚执进行最后一次大巡狩,偶然性二也。
  始皇帝大巡狩之前怒遣扶苏北上九原监军,偶然性三也。
  始皇帝最后一次大巡狩,于诸皇子中独带胡亥,偶然性四也。
  始皇帝中途患病而遣蒙毅回咸阳,偶然性五也。
  始皇帝在蒙毅离开后以赵高兼领符玺令,偶然性六也。
  始皇帝于沙丘行营病情突然加重,偶然性七也。
  突发病情致始皇帝未能在死前写完遗诏,偶然性八也。
  突发病情未能使始皇帝召见李斯会商善后,偶然性九也。
  长期忠诚无二的赵高突发人性变形之恶欲,偶然性十也。
  栋梁重臣李斯之突变,最为不可思议,偶然性十一也。
  扶苏对假遗诏之缺乏辨识或不愿辨识,选择自杀,偶然性十二也。
  蒙恬、蒙毅相继入狱,并逼迫接受自杀,偶然性十三也。
  王翦、王贲父子于始皇帝生前病逝,偶然性十四也。
  李斯一错再错,大失前半生节操才具,终致惨死,偶然性十五也。
  胡亥素质过低而近于白痴,偶然性十六也。
  秦帝国功臣阶层因李斯突变而分化不能凝聚,偶然性十七也。
  赵高之恶欲野心膨胀变形,大出常理,偶然性十八也。
  陈胜吴广之“闾左徭役”突发暴动,偶然性十九也。
  关中老秦人人口锐减,对恶性政变失去强大威慑力,偶然性二十也。
  ……
  必须申明的是:上述偶然性,并非指这些事件或因素是无原因爆发,而是指恰恰在这一时刻爆发的突然性。譬如最为关键的两个人物??赵高与李斯的突变,可谓这种偶然性的典型。以赵高前期表现与功绩,始皇帝对其委以重任且信任有加,是完全正常的,几乎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赵高的人性之恶变突然发作,并无必然性,确实是一种人性突变的偶然性。若说赵高从少年时代起便是一直潜藏在始皇帝身边的奸佞或野心家,是十分滑稽的。李斯更是如此,以其前期的巨大功绩与杰出才具,及其自觉的法家理念与几次重大关头表现出的坚定政治抉择,实在不可能在其与蒙恬的地位高低上计较;然则,李斯恰恰接受了赵高说辞,恰恰计较了,这是必然性么?仅仅以李斯青年时期的“厕鼠官仓鼠”之说,便认定李斯从来是一个私欲小人,同样是滑稽的。李斯与赵高,都是英雄与魔鬼的无过度对接的异常人物,其突然变异,无疑隐藏着人性潜质的巨大秘密。但是,从社会原则与政治原则出发,任何时代的人事任用都只能遵循实践法则,以人物的既往历史去判定,而不可能以极少数的突然变例去判定。从本质上说,赵高与李斯的政治地位,是其努力奋争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从人事任用权力说,始皇帝重用赵高李斯是合乎逻辑的,同样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赵高李斯的突然的巨大的变异,实在是一种不可预知的偶然性。
  种种偶然性导致的这场政变,是历史上摧毁力最强的恶性政变。
  作为一种权力更迭的非常态方式,政变从来存在于从古至今的政治生活之中。就其结局与对历史的影响而言,政变有三种:一种是相对正义方发动的良性政变,譬如后世最著名的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一种是仅仅着力于夺权而不涉及国策,无可无不可的中性政变,譬如赵武灵王末期的政变,以及后世的明成祖朱棣政变;第三种便是破坏力最强的恶性政变,其典型便是始皇帝身后的赵高李斯政变。
  这场政变其所以成为恶性政变,是由其主要发动者的特质决定的。这一政变的轴心人物是赵高、胡亥、李斯三人。三人的具体谋求目标不同,但目标的根基点相同:都是为了谋求最大的个人利益,或为私欲所诱惑。其最为关键的李斯与赵高,都是帝国的赫赫功臣,赵高掌内廷大权,李斯掌国政大权,既有足够大的权力影响,又有足够大的社会声望,同时更有改变始皇帝既定意志的权力手段。
  然则,政变之所以成为恶性政变,并不在于政变开始与过程中的权谋与恶欲,而在于政变成功之后的再度恶变。若胡亥即位后,赵高与李斯同心为政,妥善推行李斯已经在始皇帝在世时开始了的适度宽政,减少徭役征发,而避免了农民的突发暴动,这场政变完全可能成为无可无不可的中性政变。然则,事情没有按照正常的逻辑发展,而是再度恶变,大大偏离了李斯卷入政变的初始预期。这里,决定性的诱发因素又变成了胡亥。胡亥即位后,低能愚顽的享乐意识大发作,进一步诱发了赵高全面操纵国政的野心,并最终导致了赵高再次发动政变杀了胡亥。在这再度恶变的过程中,李斯几欲挣扎,几欲将国政扳回常态,然由于已经与帝国权力层的根基力量疏远,李斯的努力显得苍白无力,终于陷入了赵高的阴谋而惨死。
  因再度恶变,这一政变终于走上了恶性道路。
  恶果之一,秦帝国坚实的权力结构迅速崩溃。在赵高“诛大臣而远骨肉”的残酷方略下,嬴氏皇族被大肆杀戮,帝国功臣被一一剔除,中央政权发生了急剧的恶变。
  恶果之二,反其道而行之的种种社会恶政??大工程不收反上,大征发不减反增,赋税征收不轻反重,迅速激发了激烈的民众反抗,由此而诱发复辟势力全面复活,使社会动荡空前激烈且矛盾交织难解,大灾难终于来临。
  恶果之三,秦帝国群策群力的施政决策方式荡然无存,骤然转变为胡亥赵高的荒唐臆断;中央决策机构全面瘫痪,以致胡亥对农民暴动的社会大动乱程度的荒唐认定,根本无法得到应有的纠正。在始皇帝时期,这是无法想像的。
  恶果之四,中央政令的荒谬,与社会治情严重脱节,致使郡县官吏无所适从,纷纷生出疏离之心;天下政务几近瘫痪,军力财力无法凝聚,无力应对愈演愈烈的社会动乱。
  恶果之五,恶政导致秦帝国边地主力大军人心浮动,战心丧失,战力大减。九原主力军固然粮草不济,岭南主力军固然山高水远,然若不是恶政猖獗,以秦军之顽韧苦战传统,必全力以赴挽救国难。以章邯之刑徒军,尚能在平乱初期连战大捷,若秦军主力全面出动,稳定大局当不是难事。事实却不然,除了王离一部,两大秦军主力皆未大举出动。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政治的恶变从根基上毁灭了秦军将士的归属感。败政恶政无精兵,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从政治特质决定军事特质的意义上说,秦军的声威骤然消失,并非不可思议的秘密,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政治的恶变。
  综上所述,秦帝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战国大争传统形成的巨大惯性,导致了空前剧烈的全面动荡
  秦末动乱之快速剧烈,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
  仅仅一年,天下大势面目全非。自古所谓天下大势,通指三个基本面:一曰朝局,二曰民治,三曰边情。朝局者,政情轴心也。民治者,人心根基也。边情者,存亡之首也。对此三个基本面的总体状况,古人一言以蔽之,统归于“治乱”两字。天下稳定康宁谓之治,天下动荡纷扰谓之乱。是故,治乎乱乎,天下大势之集中表征也。
  从始皇帝病死沙丘的公元前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至公元前二?九年七月大乱之时,堪堪一年,天下由盛大治世陡然化作剧烈乱世,转折之快如飓风过岗万木随向,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象飞转。及至大泽乡九百徭役揭竿而起,竟能达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的激速爆发之势,为后世任何大动荡所望尘莫及。在社会节奏缓慢的自然经济时代,煌煌强势一年急转直下,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事实上也只有这一次。
  历代史家解释这一现象,无不归结为秦“暴政”蓄积已久,其发必速。所谓“天下苦秦久矣”,正是此等评判之依据。实则不然,这种轰然爆发而立即弥漫为整个社会大动乱的现象,固然与秦二世恶政有直接关联,也与始皇帝时期的帝国施政有关联,但不是必然性关联,尤其不是长期“暴政”激发一朝大乱的必然性因果关联。基本的原因是,秦帝国并非暴政,更不是长期暴政。秦末大动乱其所以骤然爆发且立即全面化,其所以成为人类历史之唯一,根本的原因,取决于那个时代独有的特质。不理解或有意忽视这一特质,则无法深刻解析这一历史现象。
  秦末社会的独有特质,在于战国大争传统依然是主导性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决定着时人对种种事件的认知标准,也决定着随之而来的反应方式与激烈程度。为此,要深彻体察两千余年之前的那场剧烈大爆发,首先得理解那个时代的价值理念,理解那个时代的行为方式。否则,不足以解释其普遍而剧烈的反应,不足以解释其大规模地酷烈演进。作为解析人群活的历史奥秘的探索者,最不能忽视的,便是发掘那个时代已经被史书风干了的鲜活要素。否则,曲解是必然的。
  首先要关注的大背景,是秦帝国建立后不同群体的社会心态。
  秦帝国恶性政变发生之时,一统天下尚只有短短的十二年。无论以哪个时代的变化标尺衡量,十二年,都是个太短太短的时段。其时,七大战国生死拼杀的那一代人,全部正在盛年之期;新生一代,尚处于上一代人的风信标之下;家国兴亡所导致的巨大的精神鸿沟,尚深深植根于种种社会群体之间,尚有很远的距离才可能弥合。就权力层面说,战胜者成了一统天下的君王与功臣,战败者则成了失国失地的臣民或罪犯。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就民众层面说,战胜国臣民的主宰感、荣誉感与尊严感,以及获取巨大的战胜利益的愉悦感,都倍加强烈;灭亡国家的民众浓烈的沦丧感、失落感与自卑感,以及在社会利益分割中的不公平感,却鲜明地放大了。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就关注焦点而言,作为战胜者的帝国政权与本体臣民,立即将全副心力投入到了大规模的文明创制之中,力图以宏大的建设功业达到人心聚化,从而达到真正的天下大治。作为战败亡国的山东六国臣民,则需求要复杂得多:民众孜孜以求的是,力图从统一新政中获得实际利益的弥补,获得精神沦丧的填充;六国贵族则殷殷渴求于复辟,殷殷渴求夺回已经失去的权力、土地与人民。此间鸿沟,不可能没有,更不可能不深也。
  凡此种种鸿沟,意味着这时的社会心理尚处于巨大的分裂状态。
  帝国政权的统一,距离人心的真正聚合,尚有很大的距离。
  虽然,从总体上说,天下民众确定无疑地欢迎统一,并欣然接受了统一。始皇帝大巡狩刻石中的“皇帝并一海内,天下和平”并非虚妄之辞。然则,历史与社会的复杂性便在这里:对于一个魄力宏大且又洞彻天下的政权而言,上述种种社会鸿沟都可能在妥善的化解中渐渐趋于平复;而对于一个不知深浅的恶变政权,则上述种种社会鸿沟,则可能立即从潜藏状态骤然转化为公开状态,精神鸿沟骤然转化为实际颠覆。
  就其实质而言,秦帝国统一初期,整个社会心理仍旧处于一种不定型的可变状态,天下对秦帝国一统政权尚未形成稳定的最终认可;渴望重新回到战国大争时代的精神需求,仍然是一股普遍而强劲的社会思潮。无论是帝国中央在确立郡县制中爆发的“诸侯封建”说,还是六国贵族在当时的复辟言论与复仇暗杀行动,以及山东民众与当年封主的种种联结,甚或对贵族暗杀行动的实际掩护、民间流言、反秦石刻生发不息等等,都证明了这种可变性的强烈存在。
  唯其如此,在后世看来相对寻常的种种事变,在这个时期都具有数倍数十倍放大的强烈反应后果。如秦二世胡亥般低能昏聩的君主,前世有之,后世更多有之;然则,其时社会反应之迟钝缓慢,远远无法与秦末之激烈快速相比。自西汉末期的绿林、赤眉农民军暴动起,任何时代的农民起义都是反复酝酿多年方能发动,发动后又长期转战,很难得到社会有效支持,至于普遍响应,更是极其罕见。此种现象,愈到中国后期愈明显。宋王朝享乐庸主多多,且内忧外患频仍,农民反抗经久不断,却数十年不见天下轰然而起。明代昏君辈出,首代杀尽功臣,此后外患政变迭出,后更有“家家皆净”之号的盘剥皇帝嘉靖,而明代酿成农民大起义,却竟然是在二百余年之后。纵观中国历史,其对昏暴君主的反应差别之大,直教人怀疑战国华夏族群与后世国人简直就是另一种族。
  此间根本,正在于活历史中的时代精神的巨大差别。
  关注的根本点,便是直接延续于秦帝国时代的战国精神。
  春秋战国时代乃“多事之时,大争之世”,普遍的生命状态是“凡有血气,皆有争心”。当此之时,世风刚健质朴,不尚空谈,求真务实,对国家大政的评判既直截了当,又坦荡非常。春秋战国时代的普遍现象是:国有昏君暴政,则人才立即出走,民众立即反抗,或纷纷逃亡。这种刚健坦荡精神,既包括了对昏聩政治的毫不容让,也包括了对不同政见者的广阔包容,因之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政治奇观。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可以因政见不同而流亡,并能在流亡中寻觅时机以再度夺取政权。也只有这一时代的政治失败者,能在被贬黜流放中再度崛起,重新返回权力场。也只有在这一时代,士人阶层能以政见理念为标准,选择效力的国家,能“合则留,不合则去”,其特立独行千古罕见。也只有这一时代的民众,可以自由迁徙,“危邦不居”,可以对自己不能容忍的暴政一挥手便走,否则便聚而抗争;也只有这一时代的民众,真正地千刀万剐过昏暴的君主……凡此等等奇观,皆赖于这一时代的根基精神,皆为这一时代的社会土壤所开出的绝无仅有的奇葩。
  这一时代现象,便是天下问政的风尚。
  这一风尚的实际内涵,是对失败者的宽容,对在位者的苛刻。
  在秦统一中国之后的十二年里,这种春秋战国遗风仍然以浓烈的历史传统,存在于现实社会。整个社会对已经灭亡的六国,并没有因为向往和平与统一而从精神上彻底抛弃;对具体到个人的六国贵族的复仇,更没有因为遵奉秦法而一概冷落;至于对复辟旧制带来的恶果,则因为没有复辟大毁灭的历史先例,其时尚无法深切体察。其时,天下民心对帝国大政的基本态势,仍然是春秋战国的价值法则:你果真高明,我便服你;你果真低能,我便弃你。始皇帝雄风烈烈大刀阔斧开天辟地大谋天下生计,谁都会看在眼里,好,帝国施政纵有小错,民也容忍了。秦二世低能昏聩杀戮害贤,享乐与聚敛并发,大谬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在那个时代,没有漫长地忍耐与等待,没有基于种种未来与现实利益而生发的反复权衡,没有“臣罪当诛兮,天子圣明”的愚忠世风,没有“窃以为如何如何”的萎缩表达方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都是简单明了的。
  轰然之间,社会直感立可爆发为巨大的社会风暴。
  这便是社会土壤,这便是时代精神。
  就历史事实说,始皇帝以战止战而一统天下,民众无疑是真诚地欢迎,真心地景仰。一个新政权堪堪立定,便致力于破解人身依附、取缔封地旧制、决通川防、修筑道路、消除边患、建立郡县、统一文字、统一交通、统一田畴等等天下生计作为;再加上帝国君臣上下同心,政风清廉,遵奉法度等等后世罕见的清明政风;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锤炼的天下臣民,不可能没有分辨力,不可能不真诚地景仰这个巍巍然崛起的新帝国。唯其如此,天下臣民容忍了相对繁重的徭役,容忍了相对繁重的赋税,也容忍了种种庞大工程中夹杂的与民生无关的奢华工程,如拆毁六国都城而在咸阳北阪写放重建;甚或,也容忍了勤政奋发的始皇帝任用方士求仙采药而求长生不老的个人奢靡与盛大铺陈。
  归根结底,人民是博大、明智而通达的。事实上,人民在期待着始皇帝政权的自我校正。毕竟,面对始皇帝这样一个不世出的伟大君主,人民宁可相信他是愿意宽政待民,且能够自我校正的。这种天下心态,虽非春秋战国时代的主流精神,然却也是基本的复杂人性的活化事实,既是正常的,也是前世后世屡见不鲜的。
  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君主不惜以累积民怨为代价而追求宏大功业,是极为常见的。这种君主,其归宿大体不外三途:其一,暮年自我校正,且能清醒善后,战国如秦昭王,后世如唐太宗;其二,有所悔悟而来不及自我校正,然却在生前能清醒善后,择贤君而立,故其弊端被后世继承者校正,后世汉武帝为此典型;其三,既来不及自我校正,又来不及清醒善后,骤然撒手而去,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导致巨大的颠覆性恶变。
  无疑,始皇帝属于第三种情形。
  始皇帝身后的恶性政变,既滑出了始皇帝的政治个性逻辑,又滑出了帝国法治的常态稳定性逻辑,本身便是一个历史罕见的偶然性。且作一条历史的延长线:若没有陈胜吴广的农民暴动及其引发的复辟恶潮,渡过胡亥赵高的恶政之后,由子婴继位秦三世,帝国政治能否恢复平稳状态?应当说,答案是肯定的。果然如此,后世对秦政秦文明的评价又当如何?这一假设的意义,在于展现历史逻辑,在于清楚认识恶性政变并非因始皇帝时期的秦政而发,并不具有必然性。当然,秦帝国的法治并非高端文明时代的法治,其自身逻辑的历史展现力是相对脆弱的,其法治原点的高度集权性,具有足以破坏其稳定传承性的力量。法家学说之慎到派其所以注重对 “势”的研究,盖出此因也。
  于是,历史的逻辑在这里突然断裂了。
  偶然的恶性政变,遭遇了深厚的历史传统。
  强大的惯性力量,绞杀了本质上具有可变性的历史逻辑。
  这便是秦帝国突然灭亡的历史本质。
  ……

  伟大的秦帝国骤然消逝于历史的天宇,是中国文明史的一个巨大变数。
  伟大的原生文明淡出于高端文明视野,是中国文明史的一幕深刻悲剧。
  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民族的历史脚步在艰难泥泞中并未停歇。虽然,我们对那个伟大的帝国及那个伟大的时代,有着太多太深的误解。但是,我们毕竟在那个时代的光焰所照耀的旅程上走了过来。时空渐渐深邃,光焰渐渐暗淡。是历史的烟尘淤塞了遥远的文明之光,还是现实的纷扰遮蔽了我们的视野,抑或,我们已经飞入了历史的太空,再也不需要民族传统的根基?
  蓦然回首,遥望帝国,一掬感动的热泪盈眶而出。
  有哪一个时代,承受了无尽的指控,却依然坚实地支撑着她的后世子孙们。

                        公元二??八年春
                          南海 积微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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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10 23:23:48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民族的强势生存

世界曾经拥有这样的中国??话说中国民族的强势生存之一

  民族是人类生存竞争的结晶体,是大浪淘沙的结果。

  任何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的民族,都曾经经历了种种严酷的生存考验。无论大河民族、山地民族、岛屿民族、草原民族,只要她能够稳定的占据一定的生存空间并持续发展一定的时间阶段,她就获得了自立的根基。但是,纵然有了这个根基,也并非每个民族都能够确保自己的文明不突然中断,不骤然消亡。稍微留意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许多令人不胜惋惜的民族消亡案例。在五六千年前就以法制文明规范社会生活方式的巴比仑人,可谓人类第一朵灿烂的文明之花。可是,她如今在哪里呢?三四千年前的希腊人,在爱琴海诸岛创造了辉煌文明,其哲学、法学、神话文学至今还都是熠熠生辉的明珠。然而,那些“希腊人”如今在哪里呢?两千多年前的亚平宁山地人以绝对的尚武精神吞并希腊横扫欧洲而建立了罗马帝国,可是,那些罗马人如今在哪里呢?(对历史无知而又骂口常开的新新人类们,可别将今日希腊、今日意大利当成了古希腊与古罗马)。在墨西哥高原留下神秘踪迹,以至于被某些颇具想象力的“家”们说成是“外星人”的那个发达民族,如今在哪里呢?创造了金字塔与诸多伟大文明的古埃及法老们的族群,如今在哪里呢?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佛教文化,可是其中间几百年的历史却是一个中断的黑洞,今日印度人竟是忝居古印度人后裔的光荣!蒙古人曾经横扫欧亚、统一中国,建立了其广袤无与伦比的草原帝国。可是,以国家实体为依托的古蒙古人,数百年间却国亡族破,至今仍然支离破碎。中世纪的铁血帝国拜占庭、奥斯曼、神圣罗马,同样也是灰飞烟灭,其主体民族早已星散消亡于人类海洋了。还有那些绝对尚武的强悍王国,马其顿、波斯、波希米亚、大月氏、西夏、辽、金、楼兰等等等等,一个个都成了供人凭吊的遗址,当时的主体民族也都星散融汇,那些独有的文明也都成了漂浮于人类天宇的流星。

  历史对民族的兴亡提出了三个严峻结论:

  其一,文明不是生存的保险。创造文明的民族同样有可能灭亡。

  其二,蛮勇武力不是生存根基。唯武民族兴也勃焉,亡也忽焉。

  其三,人口、幅员之多寡不是生存本钱。地广人众之民族照样可以一朝覆亡,忽啦啦如大厦倾。

  一个顽强不灭的民族,必然具有超常的生存能力。这种生存能力的本质就是其内在的生命力。从漫长的历史可以看出,这种超常的生命力既不仅仅是拥有某种独特的文明,也不仅仅是武力至上的绝对尚武精神,更不仅仅是依仗人众地广之势。那么,顽强的生命力对于民族这样的个人共同体究竟应该是什么?

  还是让历史的画卷来说明问题。

  “民族”是一个近代话语,然而就其基本含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文字、共同生活方式等)而言,这个话语足以揭示我们所涉及的问题,所以不必争论鸡零狗碎的语词歧义。

  从一万年的历史长河看,具有最顽强生命力的民族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汉族。如果将世界民族竞争的起跑线定在六千年前,那么,迄今为止,惟有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民族??一个黄皮肤、黑眼睛、面部线条柔和、写方块字、讲单音节的族类??完整的保留了自己的国家形式,顽强的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完整的保留并不断发展了自己的原生文明!

  在六千年的漫长马拉松中,没有一个民族坚持到今天。

  虽然后来中途“插队”的某些民族今天超过了我们,但人类竞争的漫漫路程远远没有结束,我们也还没有被那些无情超越的脚步踩踏窒息,我们民族的强势元气也还没有根本性的肢解伤害,凭甚说我们没有希望重新超越?

  面对这一不争的历史事实,我们应当尊重这种最伟大的光荣,应当认真分析中国民族这种无与伦比的耐久力所包涵的智慧、力量与全部技巧,以期做出最为合理的扬弃式继承,为重新超越奠定基础。而不是因一时的贫弱落后妄自菲薄骂口常开。如果说我这种看法是民族主义,我非常乐于接受。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主义,等于这个民族没有追求,没有理想,没有智慧,没有力量,没有自信,嘛也不是。假如六千年的民族马拉松是一种以千年为单位的单纯的体育竞技,中国民族一口气至少拿了四个“分站”冠军,虽然这一站暂时落后,也会有无数的体育科学家来研究中国民族的战略战术与一切技术细节。

  然则我们为什么不研究?

  外国人的热嘲冷讽甚或漫骂,不乏浅薄的嫉妒与无知,大可泰然处之。中国人自己也数典忘祖恨不能将中国原生文明焚尸扬灰,却委实令人难解。冷静的看看“二百年短跑”冠军的美国,一方面佯装对别人的辉煌历史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却将自己二百来年的历史反复叨咕,好莱坞电影将所有重大不重大的事件拍了一遍又一遍,文学艺术与研究著作则深入到历史的各种旮旯拐角去品匝,并象骄傲的火鸡一样向全世界公布研究成果。看看美国大使馆向中国人散发的成套成套的美国历史与现状的精美书籍,你能说美国人不重视原生文明的历史?欧洲国家更是沉醉于自己的民族历史,那怕是支离破碎,也要拼凑得熠熠生辉。东洋日本更是恨不能改写自己文明源头的中国色彩,虽然有许多暧昧与不纯,但日本人绝不谩骂自己民族的历史。相反,所有的学者都在费力探究日本的本土文明史,力求将大和民族的尚武传统锻铸得纯而又纯。

强力反弹 有限扩张??话说中国民族的强势生存之二

  民族生存的根本在于抵御外来族群的欺凌与侵略。也就是说,战争能力的文野强弱,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命运。战争能力低下,或迟或早都要灭亡。这是民族发展史的铁则。
  中国民族其所以具有悠长的耐久力,根本之点就在于对外来危险无与伦比的抵御消解能力。在数千年沧桑中,这种能力已经臻于化境,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总结中国历史,这种抵抗艺术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强力反弹,有限扩张。面对强敌,坚决反击,此所谓强力反弹。反击胜利,适可而止,此所谓有限扩张。从总体上看,中国民族在每次战胜大危机之后,都没有西方帝国或东方成吉思汗式的爆发扩张,而总是将胜利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对于这个“度”的把握,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深邃的战略洞察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奋起反击不难,大胜之后适时刹车却极难。历史上举凡曾经强大而一朝覆亡的帝国民族,如古罗马、拜占庭、西夏、辽、金、元、希特勒第三帝国等,莫不是不知进退而衰竭枯涸。否则,这种把握如何称得上艺术境界?
  中国是世界上产生兵书最多的国家。春秋战国的学问家流派中,兵家堪称威名赫赫。在中国,知兵而成“家”成“学”者,绝非浪得虚名。中国历史上的兵家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全部是文职军人出身(请注意,名将才是职业军人);其二,同时都是身居要职的政治家。这两个形式特点,反向的说明了中国军事思想必然不会是单纯的军事攻防研究,而一定带有深邃的社会人文价值。假如不是历史尘埃的淹没,中国的经典兵书绝非只有《武经七书》。姑且只说《武经七书》的作者:《六韬》的吕尚即人人皆知的姜太公,显然是个老学者。《孙子兵法》的孙武本是齐国名士。《吴子兵法》的吴起是鲁国名士。《司马法》的司马穰苴是晋国的司马(文职国防部长)。《尉缭子》的作者是魏国国尉缭,同样是文职国防部长(请注意,中国古代的司马、国尉、太尉等,都是最高国防长官,只有大将军、上将军等各种将军才是三军实际统帅)。《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的李世民不消说是个皇帝,就是李靖也是文士出身。另外,失传而重见天日的《孙膑兵法》的孙膑,更是文人学子。《孟德兵法》的曹操,四言诗写得惊世骇俗。一言以蔽之,举凡中国留有军事著作的兵家,没有一个赳赳武夫。
  这样的兵家们所锻铸的用兵原则,囊括了非凡的民族生存智慧。
  《孙子兵法》开篇就是《始计》??即庙算,即战略运筹。第一句话就是“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个论断代表了中国民族对战争的最高境界的审视。战争对军人而言,是死生之地,对国家民族而言,是存亡之道。惟其如此,战争才是国之大事!《司马法》则开篇就提出“以战止战”、“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警世格言……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民族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是冷静清醒的,是坚决排斥盲目性的。
  还是让我们具体看看中国民族“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历史吧。
  中国民族第一次的生存大危机发生在春秋中期。周王室东迁洛阳后百余年间,王权的衰落与诸侯国内部的争斗,对外夷的防范早已经形同虚设。野蛮部族如汪洋大海般从四面进逼中原。那时侯,岭南、江南、东海、陇西、高原、草原,无处不敌。南苗、东夷、西戎、北胡,四方皆夷。大约数以百计的野蛮部族从各个方向向中原蚕食。华夏民族危在旦夕!这时候,却恰恰正是中原世界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前夜,各种形式的新旧较量都正在激烈进行。然而,就在内部革命如此激烈的时候(请注意,“革命”是中国上古话语??汤武革命),华夏民族的新一代贵族精英却深明大义,表现出了族群生存至上的伟大情怀。当时绝对有争霸天下之实力的齐桓公姜小白与丞相管仲,毅然放弃中原争霸的革命,利用齐国巨大的号召力举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全力倡导天下诸侯以东周王权为中心,坚决反击夷祸。这个主张的实际含义是,齐国牺牲了自己的霸主地位而拥戴王室,从而“九合诸侯”,凝聚华夏民族抗击外患。九次联合反击,各种野蛮部族全数被驱逐出中原地区。值得深思的是,中原诸侯在胜利后并没有无限度出击,将那些小部族赶尽杀绝,而是北到阴山、南到吴越、东止海滨、西止陈仓(今日陕西宝鸡),所有的诸侯都适可而止的停止了反击追杀。这场大反击保证了华夏民族近二百年平安,直到战国末期北方匈奴卷土重来。诚实的孔子曾经感慨,若非桓公管仲,中原人都成夷胡了(吾将为左衽矣)!
  这一次,强力反弹之后的有限扩张,主要是边缘诸侯夺取了野蛮部族向中原进犯的部分根据地,如楚国向岭南的有限伸展、秦国向陇西的有限伸展、晋国燕国向河套草原的有限伸展等。倒是起核心作用的齐国鲁国等老牌诸侯国的土地没有什么伸展。
  第二次危机是北方林胡、东胡、匈奴兴起后对中原华夏民族构成的巨大威胁。这次危机虽然不是全面大危机,但却是一场长达百年的长期危机。战国中期开始,中国南部“苗蛮”的威胁已经基本消除,但北方草原与西部草原的游牧部族却形成了很大的势力。他们举族为兵,逐水草而居,倚仗马背民族特有的剽悍灵动,不断从广袤的沙漠戈壁向南推进,占据了水草丰茂的阴山与敕勒川为根据,向中原燕赵秦三国的北部频繁的攻击掠夺与骚扰。西部则沿着河西走廊东进,占据今日甘南草原与临洮河谷地带,不断对秦国边陲袭扰。从这时开始,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中国民族进入了长达百年左右的反匈奴战争。这场长期战争大体是三个阶段:战国反击??秦帝国大反击??西汉王朝长距离反击。战国时代对匈奴作战的主要是赵国、秦国、燕国。赵国第一线,是主要力量,名将李牧的十几万大军长驻云中河套地区。秦国其次,主要是九原、上郡(今日陕北高原与内蒙古)地区。燕国主要是渔阳(河北北部)、辽西与辽东地区。这一阶段因中原大战如火如荼,所以仅仅维持了抵御两胡、匈奴不能南下。即便如此。李牧的诱敌深入反击战也堪称对付游击骑兵的第一次成功经验。第二阶段在秦始皇统一之时。其时秦帝国军威正盛,举国对匈奴两胡深恶痛绝。始皇帝雄才大略,决心与匈奴大打一场。宽阔的秦直道从咸阳直修到九原,粮食军辎源源不断的北运。上将军蒙恬的三十万铁骑与匈奴骑兵硬碰硬??尔等不是倚仗骑兵剽悍么,偏教尔等尝尝帝国铁骑的滋味儿!一仗打下来,匈奴两胡尸横草原,远遁大漠戈壁的深处,数十年不敢露头。西部反击照样也是全面大捷,高大壮硕的临洮将军翁仲被始皇帝铸为金人立于咸阳广场,后来朝贡的匈奴人见了翁仲像无不跪拜!大胜之后,秦帝国没有穷追不舍,而只是占据了阴山敕勒川与陇西草原河谷,彻底夺取了匈奴立足中国边缘的根据地,同时修了万里长城,以其作为纵深防御。???这就是强力反弹,有限扩张。
  顺便说几句。西方人说长城是秦帝国边界,也是中国古代边界,真教人蔑视他们的知识水准。但凡有军事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任谁不会将城墙修在国界上。当时长城之外的阴山敕勒川、河套平原、辽西辽东平原、甘南草原、河西走廊一部分,都已经是秦帝国领土。而国土不是任何地方都适合于驻军的。长城只是长驻军队纵深防御的一道永久性工事而已,如何便成了国界?如果按照这种说法,但凡有军事构筑与城墙者便都是国界,欧洲国家不都成了小城堡?
  匈奴之患是古代中国的梦魇。历经楚汉相争、西汉初期的经济穷困,北方匈奴再次大规模南下,当真是亡我之心不死。汉武帝时期,匈奴成势,西汉王朝也如日中天,一场大规模长距离的大反击正式展开。卫青、霍去病的大军穿越高山草原,深入沙漠戈壁,对匈奴展开了剿匪式的追击战。“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骠骑大将军(骑兵总司令)霍去病的壮士情怀就是当时中国民族的反击决心,千古之下,依然令人血脉贲张。历经十余年大战,汉军北出到燕然山、狼居胥山(今乌兰巴托)、贝加尔湖(汉人叫做北海,苏武牧羊守节的地方),西边进击到葱岭、塔里木河、阿拉木图一带。堪称万里征战之壮举。至此,匈奴之患终于基本从中国历史上消失。
  这次的反击是有限扩张最大的一次,非但彻底巩固了阴山草原等匈奴游击区,向北推进到沙漠边缘,而且占领了全部河西走廊与青海新疆部分地区,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汉人的生存空间第一次大规模伸展,几乎夺取了匈奴两胡的全部边缘根据地。
  第三次又是全面大危机。这次间隔较长,发生在西晋末期到魏晋南北朝的一百多年间,史称“五胡乱华”。由于西汉的强盛,东汉又有马援、班超等著名将领消灭边患,加之三国时代曹操北征乌桓、诸葛亮平定西南、孙权开发岭南等,三四百年间中国基本上没有全面性的生存危机。到了西晋,形势为之突变。西晋政权是司马氏家族三代政变所建立的王朝,开国大政权具有的勤奋勤政、休养生息、廉洁节俭等优秀方面一点也没有;倚仗曹魏奠定的实力,拿下了吴蜀两个奄奄一息不堪一击的王国,便骄娇大长,开始了惊人的腐败裂变。五十年间,宫廷腐朽,政变迭起,贵族斗富,皇帝白痴(晋惠帝是真正的痴呆少年),国中糜烂一团。作为民族良知的知识分子也大为堕落,放浪形骸,空谈清议,没有一个干正经事。(据潘光旦先生考证,阮籍、嵇康一伙所谓“竹林七贤”非但是醉死梦生的大酒鬼,而且是群交能手,竟然还有名士夫妇钻墙窥视大为赞叹!那位有精神,可找潘光旦翻译的《性心理学》全部注释一看)。
  这是中国民族被上层糜烂腐败拖向灾难深渊的最危险的一次全面生存危机!
  短短五十年的大腐败,使北方胡人再次卷土重来。远遁无踪的匈奴、东胡突然变成了鲜卑、丁令等等胡族,从西伯利亚的丛林草原冒出。这次他们竟大张旗鼓的假托自己是华夏五帝之后裔,堂而皇之的大规模南下来夺中华河山。西晋贵族阶层本来已经腐烂透顶,加之内乱纷争不休,便一溃千里的逃到江南去了。占当时中国三分之二领土的整个北方全部被胡人占领,而且先后建立了诸多政权。这是四千多年来华夏民族被外敌入侵最深、历时最长的一次。不要因为这些胡人后来也化入华夏民族而讳言痛苦的历史,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大败之后的晋贵族阶层,毕竟过滤出了些许精英人物,依靠他们激励民众支撑危局,但始终也没有北伐成功。危机的解除还是隋朝的事了。跻身于胡人政权的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政权,整军经武,驱赶胡人,统一了中国。
  隋的大反击,不但恢复了西汉版图,而且将胡人鲜卑的生存根据地又夺取了很大一部分,这包括夺取青海地区,将河西走廊的细细咽喉扩展为数千里宽阔的纵深国土。但也丢失了西汉西域都护府的西部地区与北部、东部的一些地区。
  真正消除这场百年危机,对外来势力进行又一次大反击的,还是煌煌大唐。唐与隋接踵,是一个南征北战夺取天下的强悍政权。唐初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西面的吐蕃、西北的回纥、北面的突厥三股强敌。历经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三代不断反击,中国领土有了很大伸展。西北到达咸海,直接于今日伊朗接壤,称陇右道;北边到达贝加尔湖与今日俄罗斯的赤塔地区,称关内道;南部包括全部越南,称岭南道;东北远达今日俄罗斯的朱格朱尔山脉(包括库页岛),称河北道。随着国力消长,唐代的领土也有盈缩变化。我所说的是全盛时期的生存空间。
  第四次危机是宋明时期。这次是中国民族先处于守势而后大反击的一个时期,也是在富裕状态下屈辱亡国而后东山再起的时期。按照宋朝的经济实力,完全应当振作。但是宋朝却偏偏背离中国优秀的军事传统,实行“将兵分离制”,过分崇尚文职而压抑尚武精神,以致面对辽、金、西夏三个强大的军事小帝国和一个大理国,宋代一直处于防守状态。割地赔款,汉奸辈出,先丢了北方,又在江南最后被元军消灭,中华国土终于第一次被外敌完整占领八十余年。宋朝政权也以屈膝卖国、残害主战派将领而被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长久积蓄之后的大反击,始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大起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政府无能,人民自救!中国民族以这种遍地开花的红巾大起义,吹响了强力反弹的号角。但是,最终完成大反击的,依然是有组织的国家政权与军队。这就是明朝初期的强力反弹。明初是中国历史上“将星如云,谋臣似雨”的时期之一。高涨的民气、英明的君主、善战的军队、高超的谋略、出色的统帅,这时都奇妙的凝聚在一起,终于恢复了中国民族的固有领土。这次反击虽然最终扩张不大,但却能在八十多年后夺回唐代五分之四的领土(没有夺回新疆,没有夺回蒙古草原),也可谓一次成功的大胜利。
  明朝之后,清王朝的出现是个特殊问题。满族原于女真部族,其所居住东北地区至少在隋唐时期已经是中国本土,明代也是确定不移的中国领土(称为努尔干都司),相当于一个军事特区。满族虽不是中国主体民族,但确定无疑的是中国人。满族强大而夺取全国政权,本质上是中国人的统一形式问题。只是由于中国主体汉族第一次成了B角甚至C角,再加上满族初期入关的报复心理,将自己的外形特征(剃头留辫子)强加于汉族等高压政策,汉族才有了亡国感觉。但是,随着满族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与汉族进入中央政权人数的不断增多,以及满族皇室的争气(请注意,满族皇室的勤奋明智与八旗部族的腐败是大不相同的。清朝的十个皇帝个个都有危机忧患意识),以汉族文明为主体的中国文明终于认同了这个成功脱离了落后母体的少数民族的中央统治权。所以,满族主政与中国历史上的外敌入侵有着本质不同。一个最起码的比较是与蒙古入侵后的政策比较。
  满族主政,在维护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方面,同样出色的体现了“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大智慧。四面边患在清朝中期几乎完全肃清,西藏、台湾、蒙古、新疆,全数回归中国!清朝全盛时期的中国,比现在的中国大了大约一倍还有余。………
  综上所述,“强力反弹,有限扩张”,这是中国民族在长期生存竞争中的第一个大智慧??对付外敌的超级智慧。
  有人说中国文明其所以能够以国家形式完整保留,原因在于中国西南部环山、东部临海、北部草原荒漠,远离西方冲击力的原因。这是不了解中国历史。诚实的说,在冷兵器时代,中国经历的巨大冲击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多都惨烈!而实践证明,任何军事力量(当然包括西方)都不足以摧毁华夏民族,尚且不说匈奴人的许多部族本身就是白种人。如果以近代以来的历史说话,西方力量与东洋力量难道没有企图灭亡中国的事实?当这些火器民族无情“冲击”我们的时候,恰恰是中国尚未脱胎换骨最为贫弱落后的时候,中国没有灭亡,难道是他们可怜我们?
  中国虽然暂时落后,但中国正在积聚强力反弹的力量。从历史的角度看,二三百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不要说当代技术日新月异,再有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重新伸展的余地无穷之大。然则即或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应当牢牢记住民族生存历史所沉淀凝聚的智慧,只是有限扩张,而不是向全世界疯狂报复。
  一个经常处于神经质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整合统一 霸气巍巍??话说中国民族强势生存之三

  内乱分裂,是民族生存的另一个根本性威胁。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民族之林的残酷竞争中,内乱分裂必然导致强敌入侵与外来势力的各种不正当进入,从而最终灭亡这个民族的文明生存方式。民族的灭亡,虽然不是全部个体生命的毁灭,然则却是个体赖以存在的文明根基彻底瓦解星散,使灭亡后残存的个体生命丧失精神创造力与传统生活方式,沦为精神乞丐,沦为行尸走肉。惟其如此,民族的内乱分裂,绝不仅仅是国家民族的灾难,从根本上说,更是每一个体的灾难。
  某个民族如果发展到以国家形式生存的程度,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明已经成熟。从此,国家就成为这个民族的生命形式,成为这个民族的外壳与灵魂,国家的兴衰荣辱就成为这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从本质上说,民族的分裂内乱所侵害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国家形式,通过对国家形式的破坏而消解浸蚀民族生存能力,从而对整个民族带来毁灭性灾难。
  我们已经无法确切的知道远古历史上那些曾经辉煌过的民族一朝覆亡的具体原因了。但是,进入我们视野的历史舞台上,依然在不断上演着相同或相近结果的民族悲剧。回溯上游,基本原因也大体无二。前苏联作为一个多民族的一等强国,数年之间轰然崩塌,虽然每个民族依然存在,但曾经使他们共同辉煌过的国家形式却无可挽回的消逝了。踽踽独行的俄罗斯举步唯艰,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其他获得独立的小民族国家,更是全部沦为第三世界(虽然他们原来的生活状况也是第三世界,但那时他们的民族地位却是第一流的)。尽管这不是民族灭亡的悲剧,但是,当全面内乱摧毁了历史选择的最适合于他们的国家形式(联邦制统一国家)时,每个民族的结果都是灾难性的。南斯拉夫的解体是另一个案。倏忽之间,一个二战期间的英雄的多民族国家竟然弄得几乎只剩下塞尔维亚一个光杆主体,遍体鳞伤,谁都可以对他指手划脚。
  分裂内乱,对一个民族的伤害是根本的致命的。
  令人诧异的是,中国民族的先天禀赋中似乎就蕴涵了强烈的群体精神,其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悠久与坚定,在整个人类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中国民族能够以大民族大国家形式数千年岿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从现实原因讲,中国人也许在远古时代从部族团结联盟抵御严酷大自然与“非我族类”的侵害中,就痛切体会到了族群统一的至关重要。至少大禹联合各部族共同治水的历史是不能忘记的。那时侯,只有棍棒木耒与极少数天然金属工具的几乎是赤手空拳的人们,一旦联合行动,竟然在几十年中疏通了横贯数千里的滔滔大河,使遍地洪水东流入海!此等“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伟大功业,没有任何一个大河流域的民族曾经拥有?尼罗河?多瑙河?密西西比河?恒河?伏尔加河?如此独步寰宇的伟业,没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统一,大约连做梦也不敢想。某些清醒的西方人也看到了这一点,说大河流域民族的治水斗争,是统一专制的东方帝国的起源(见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魏特曼的《东方专制主义》)。
  大禹领导的联合治水,挽救了整个华夏民族。由此大禹建立了中国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代国家形式??统一联邦制的夏。从大禹立国开始,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就成为中国民族生存历史上的头等大事。大禹在会稽山的开国大典上,无情的杀了迟到的东方部族首领共工,树立起国家最高政权令行禁止的绝对权威。
  从夏开始,至今大约四千一百多年。让我们先来宏观的看看在这漫长的四个千年中中国的统一与分裂的线条:
  夏,16王,大约500年,联邦制的统一国体。
  商,17代31王,大约600年左右,联邦制统一国体。
  西周,13王,257年,联邦制统一国体。
  以上三代是中国第一种统一的国家形式。说她是联邦制,主要是诸侯国的军政自治权比较独立。也不是西方的松散联邦制。远古国家性质是一个专门问题,不想在这里拉扯过多。
  东周,即春秋时代,25王,100余诸侯国,大约300余年。
  战国,7大战国,30余小诸侯国,大约250年左右。
  以上两段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大黄金时代,是中国创立新型统一国家的过渡时期,而不是通常意义的分裂时期。
  秦帝国,两任皇帝,15年,统一帝国。
  楚汉相争,5年内乱(分裂)。
  西汉,15帝,215年,统一时期。
  新,1帝,15年,统一时期(后期三年内乱)。
  东汉,14帝,196年,统一时期(初期8年内外战争,后期24年内乱)。
  三国,60年,分裂时期。
  西晋,4帝,52年,统一时期(后期15年内乱)。
  东晋南北朝,12帝,264年,大分裂时期。
  隋,5帝,39年,统一时期(后期3年内乱)。
  唐,25帝,276年,统一时期(中间及后期内乱大约30年)。
  五代十国,52年,大分裂时期。
  北宋,9帝,163年,统一时期。
  南宋,10帝,157年,大分裂时期。
  元,13君,88年,大分裂内乱时期。
  明,19帝,294年,统一时期。
  清,10帝,296年,统一时期。
  1840年后的160年,只算共和国50年基本统一,其余110年全部记为内乱、外侮、分裂时期。
  根据以上粗线条,中国前两个千年基本统一,后两个千年(秦帝国之后)中,统一时期为1215年,分裂内乱时期为785年(加上统一时期的中后期内乱,大约800多年)。
  从总的方面说,中国民族的统一占据了主流,分裂内乱终归统一。一个基本规律是,强盛的中国全部是统一时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全部是分裂内乱时期。
  世界上没有一个大民族象中国这样历经如此多的分裂内乱而每次都能整合自己,最终回归统一潮流!分裂势力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成功过一次,中国的国土没有因为分裂内乱而永远丢失那怕一寸!
  不能不说,这是世界民族史的奇迹。
  中国民族智慧中最为眩目的明珠就是统一意识。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将统一意识化做如此恒久的民族精神。
  中国民族整合统一的大智慧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每次面对分裂,统一立即成为中国民族的最高理想,并且绝不动摇。民族的最高荣誉总是给予能够领导统一的英雄领袖,民众追随的目标也立即汹涌澎湃的倒向统一力量。中国人总是将分裂内乱视为“国破”,又总是将“国破家亡”连成一条最简单的因果直线,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视做天经地义的逻辑。这就是中国民族面对分裂的思维定式,一种永远不能改变的民族价值观。请每个中国人牢牢记住,这就是中国人历经数千年锻铸出来的精神利剑,光芒闪烁,充满霸气??对分裂者没有道理好讲,就是必须统一!
  其二,痛下杀手,毫不手软。中国民族对分裂势力的杀伐决断远远狠于对外来势力的运筹抵御。对外用兵,中国人在历史上一般都极为谨慎。但对内消除分裂完成统一,中国民族从来没有优柔寡断。在是否统一的问题上,中国人从来没有决策过程。要决定的只是一个,如何打?而且,统一战争从不顾及力量对比,打败了也要前赴后继的再打。每每是统一战争,中国史书都触目惊心的记载着“血流漂杵”“浮尸百万”!那些最大规模的战争,往往不是发生在抵御外侮中,而是发生在统一战争中。战国的长平大战,秦赵两国共出动雄师百万,一战消灭赵国五十万大军,从而创造了古典战争的最高典型。对外战争虽然也同样有著名战例,然则就战争规模而言,远远不如中国内部的统一战争。诚实的说,几千年历史上,能在中国人马前走几个回合的外敌,还确实没有几个,虽然近代以来我们也有过战败的耻辱。但是,内部分裂势力却是同样优秀的人种,就不能不碰撞出最为绚烂的战争火花。这种为了统一不惜付出最大代价的拼命精神,最充分的体现了中国民族刚猛勇武的一面,足以使任何分裂势力先自气短三分。
  其三,没有谈出来的统一,只有打出来的统一。这是残酷的事实,痛苦的经验。从本质上讲,统一意味着分裂一方的阴暗命运,丢失政权并遗臭万年,盲目追随分裂的民众也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设若抵抗并战而胜之,安知分裂者不能争得统一的权柄?这种幻想每每支撑着形形色色的分裂势力与动乱势力,使他们几乎永远不可能回到“和平统一”的轨道,而总是选择刀兵相见??战场上说话。国有国情,族有族情。不要说世界上已经有和平统一的先例,更不要说和平是世界的主流。请牢牢记住,世界在变,但人性没有变,各民族的独特精神也没有变,残酷竞争的主流更不会变,而且永远不可能改变;中国民族几千年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统一经验,绝不会因为世界出现了电脑、原子弹、卫星、航母等一大批新劳什子而突然过时。
  从本质上看,统一没有玄妙的技巧,更没有我们祖先没有想到的奥妙。中国人纵横捭阖施展谋略,那可是如同儿戏。几千年几百代无数能踢能咬能不够者看穿了的东西,绝不会走眼的。
  想要中国统一强盛,还得有祖先强势生存的铮铮傲骨与巍巍霸气。
  神、气、力合一,黑客般的雕虫小技何足道哉!

文明冲突中的强大消解能力??话说中国民族强势生存之四

  世界有多少个民族,便有多少种生存文明。
  在漫长的生存竞争历史中,不计其数的文明形式伴随着民族的消亡,而成为飘散的文明粒子。同样,不计其数的民族也因为自身文明的脆弱,而导致民族主体在竞争中的灭亡。文明形式是民族生存的特殊本质,民族形式是文明存在的特殊载体。一而二,二而一。文明形式与民族形式的命运具有完全的历史同一性。迄今为止,没有那一种脱离了民族形式而存在的所谓文明,更没有那一种脱离了文明形式而存在的所谓民族。
  从本质上说,一个民族所创造的文明,就是这个民族的全部生存方式。从民族竞争的意义上说,民族文明是该民族特立独行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又是该民族抗击其他文明蚕食的本体武器。文明形式有多么饱满,民族的生命状态就有多么强大;文明形式有多少缺陷,民族的生命状态就有多少死穴。
  漫长的历史兴亡,一再证明了这个残酷的真理。
  与中国春秋战国大体同步的古希腊文明,是一种温和脆弱的海岛民族的文明。尽管这个文明中所蕴涵的深刻的哲学、理性的法学、浪漫的神话与一些著名的科学原理,已经成为人类不朽的文明遗产。但是,古希腊文明缺乏一种内在的强悍与巨大的生命张力。她们关注深邃的生命存在的意义,所以诞生了深刻的哲学。她们关注自己存在秩序的文明化,所以诞生了法学。她们沉溺于浪漫的幻想,所以编织了灿烂的神话。然则,一个拥有如此文明的民族,却竟然没有诞生兵学著作??一种伟大抗争精神的结晶!这只能说明,对外部世界的防范抵御的意识,根本没有成为这个民族的文明组成部分。最终的结果,古希腊民族没有逃脱灭亡的厄运,被文明落后的罗马民族的骑兵无情的消灭了。
  文胜于质,是古希腊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希腊民族悲剧的必然所在。
  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则是战马剑盾铸成的刚性社会。他缺乏丰厚渊深的原生文明,又拒绝汲取古希腊文明而改造自身。虽然强悍,却没有柔韧的文明根基。罗马帝国留给人类的,除了庞大的斗兽场、血腥的奴隶角斗场、无数的征服战例、奢靡的沐浴方式与酗酒恶习,以及一部《罗马法典》与哲学诡辩派之外,还有什么呢?对于一个存在千年左右的世界性帝国,其主体文明竟然如此贫瘠,确实令人不胜惋惜。
  惟其如此,在历史岁月的侵蚀中,罗马民族最终无声无息的解体了。倒是曾经被他征服的许多民族,依旧没有灭亡。
  质胜于文,这是古罗马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罗马民族悲剧的必然所在。
  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战争与暴力。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文明形式本身的冲突竞争。生活方式是否具有包容性?语言文字是否简洁并具有美感?是否有利于交流传播?信仰是否具有多元特点?并对其他民族的信仰形式具有共处性?人文精神、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国家形式、社会结构、消闲方式、审美方式、居住方式、人际关系准则、婚姻与两性关系的传统、家庭与家族形式的亲和力等等等等,是否具有坚实的根基?是否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归纳起来,就是由所有这些方面综合形成的文明方式,对本民族个体是否具有深刻的吸引力、强烈的凝聚力?对不同民族是否具有包容性与亲和力?
  文明冲突是民族竞争的“软”形式。它更为长久的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文明形式不具有弹性(包容性与亲和力)的民族,必然是民族文明的尊严极端化的民族,也就是老虎屁股式文明。这种文明的民族,必然陷于连续不断的外部冲突与内部族群文明的冲突,谁也容纳不下谁,最终导致整个民族的衰落。
  历史不乏文明冲突导致战争与对抗的例子。
  十字军东征大约是中世纪东西方文明冲突最典型的战争。所谓宗教圣战,无一不是文明冲突引发的战争。就现存文明民族而言,在文明冲突中受伤害最深的恐怕莫过于以色列民族。一部《圣经》中的一个故事(即或这个故事是信史),一个犹大,使以色列人在西方民族(文明)宗教世界堕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一切对犹太民族的残害杀戮,莫不起源于这个“神圣”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犹太民族的灾难至今仍然没有结束,因为某种文明的狭隘与偏见仍然没有结束。
  中国民族的圣人是孔子。孔子在世时的敌人多如牛毛(有没有出卖过孔子的叛徒?我不清楚。请热心的网友查证)。可那个中国人要将孔子敌人的后裔当作异类消灭,那在中国民族看来简直要笑掉大牙,连认真的愤怒都不需要。可能有人说这是不伦不类的比较。我倒认为非常的能说明问题。假如说出卖孔子的叛徒还没有找到,那么出卖武圣人关羽的孟达总是真有其人吧,还有割去了关羽头颅的潘璋(东吴大将)也是证据确凿吧。可是,非但封关羽为“圣”为“王”的政权没有下令将潘璋、孟达的后裔(潘孟二族)斩草除根,就是那些最讲“忠义”精神、尊关羽为“鼻祖”的中国会道门们,也没有对潘孟二族寻仇。中国民族在汉代之后最痛恨的人是秦始皇(姑且不说对不对),可是秦姓依然在繁衍,以致出了个遗臭万年的秦桧之后,竟然姓秦者依然如过江之鲫!
  不要说中国文明不认真不严肃没有仇恨意识。斤斤计较仇恨的文明永远不会“泛滥”为汪洋恣肆的文明。
  说到底,还是文明的“海纳”问题。
  中国民族在历史上遇到的文明冲突大约有四种情况:
  1.外来民族入侵而被驱赶后,残存人口保留的文明。不能磨灭。
  2.自愿归化的少数民族的文明。
  3.和平往来中流入中国的外来民族文明。
  4.周边民族的文明伸展。
  以上四种情况,大约每个民族(尤其是大民族)都会或多或少的遇到,所以也可以说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四种情况。
  对待文明冲突,每个民族并非都是相同的对策。
  就整个欧洲而言,可以说文明形态并无大的差异,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欧洲就是一个大的文明形态。其文明形式的差异,绝不会大于中国西北与岭南人之间的差异。西方学者动辄精通十几种语言,恩格斯能“结结巴巴的说二十多种语言”,即或普通的文化人大约也能通晓三五种语言。这就是文明基本标志??语言文字的相似性。而在中国,除了文字的统一,语言可真是千差万别,江南岭南数十里不同语的山区大有在者。饮食、居住、婚姻、风俗等等,也自古有“十里不同俗”之说。
  然而,中国却是一个拥有稳定的共同文明的大国。欧洲却从来都是由许多许多文明相似的国家组成的民族生存区域。
  这就是民族文明消解冲突的能力所致。
  中国文明对前两种情况下的文明冲突,总是有着一种伟大的情怀??“以仁为本”。具体说,不夺其地,不变其俗,不杀其人。即或对于那些曾经以野蛮方式对待我族而后来成为失败者的夙敌,也不睚眦必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春秋对夷狄,秦汉对匈奴,隋唐对胡人,明对蒙古,民国对满族,二战中对日本战俘,抗美援朝对美国战俘……不要说中国人应该狠毒。正是这种伟大的“王师”气魄,使中国文明保持了饱满的文明正义的资本,从而在危亡关头敢于大无畏的面对任何强敌。整个农业文明的数千年,中国屡屡面对无赖民族的纠缠,但却从来没有丧失高贵的人性尊严,从来没有与无赖之敌一起堕入灵魂的地狱。中国文明中历来有“杀降不祥”的价值观念,从不推崇那些残暴杀降的功臣。
  一个典型例子。战国秦昭王时期的统帅白起战功卓著,每战拔城十座以上,最后打得山东六国无人敢于挂帅迎敌。后来的长平大战中,白起秘密挂帅,一战灭敌五十万,创造了中国兵法的最高典型,堪称战神当之无愧!然则由于他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却被中国的正统史家永远的打入另策,从来不列为名将褒奖(当代研究除外)。相比之下,日本民族的靖国神社堂而皇之的供奉肆虐屠杀的“英雄”,除了说明这个民族没有多少名将英雄可供奉外外,民族文明的卑俗猥琐的价值观当是更为深层的原因。
  对和平流入的外来民族的文明,中国文明历来持包容态度,任其自生自灭。苦难多多而又号称最难同化的犹太人,在北宋朝时期,曾经有四百多户流入开封,百年之后竟全数变为中国人。二战时期,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大国敢于接纳犹太人,然则民国政府对流入上海的大量犹太人,却没有因为世界法西斯势力的猖獗而拒绝接纳,成为为数极少的敢于接纳犹太人的国家之一。据一则资料,中国虽然曾经长期谴责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并大张旗鼓的站在巴勒斯坦一边,但犹太民族对中国的攻击立场却一直保持沉默,原因就是只有中国在犹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敢于以国家形式接纳犹太难民。
  中国民族也不是没有扩张(虽然这种扩张总是限制在夺取敌方进攻根据的范围内)。但是,对扩张土地内的原住民族,中国人的国策远远比欧洲移民(后来的美国人)对待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伟大高尚得多。与日本民族的大屠杀、日耳曼民族的种族灭绝相比,更是民族文明的两重境界。
  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绝对能够从它的战争方式中表现出现出来。侵略战争与有组织的战争暴行,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堕落。这种野蛮的堕落,将这些所谓的发达民族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文明在对外战争中所具有的人道主义光辉,永远是世界历史的一盏明灯。
  不要因为我们落后了,就将那些曾经是野兽般残酷屠杀与掠夺世界的所谓发达文明,看得如同他们自己标榜的那样道貌岸然。对那些家伙别太当真。历史的发展终究是平衡的,一个依靠屠杀掠夺其他民族而积累了原始资本的血腥民族,不管他后来戴上了何等光芒闪烁的桂冠并且以世界领袖自居,他终究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列宁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历史的报应”,好象还举了印度与英国作为例子(请那位网友论述一下,我一下记不清楚了)。这是民族生存竞争的法则之一。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请记住中国人的这句老话。
  在世界大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的崛起会象中国民族这样具有文明的正义性与资本的正义性。中国民族没有文明历史的大血债,没有资本掠夺的大血债。中国的崛起完全依靠着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勤奋与智慧。不要以为这种伟大的文明情怀是一种迂腐,她是人性文明的高贵所在。一个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能够始终如一的保持这种高贵的文明心态,即或是一时落后,即或是曾经屈辱,也无法掩盖她不朽的万丈光焰!
  想一想,法西斯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为什么偏偏诞生在自诩“最优秀种族”的日耳曼民族?而对这种邪恶“主义”的毁灭性失败,很少有人从其文明根源中去探询,却围绕战术与武器找原因。这种卑劣与浅薄以日本民族为甚,至今还在喋喋不休的探讨“二战如果这么这么打,日本就会胜利”。从游戏软件到研究文章,从靖国神社到天皇、议会、政府,无耻低能得令人齿冷。
  一个强盗杀人放火而遭痛打,竟然一味埋怨自己跑得不快,否则如何能被捉住?却从不去想强盗行径本身的“原罪”。只要做强盗,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必然的结果,即或赢得了一场战争,这种被杀的结果总会到来。
  一个民族的文明中隐藏了邪恶与疯狂的基因,能说这个民族的文明是健全的高贵的成熟的么?如同一个患有癫痫(羊角风)并不时疯狂发作的人一样,能说他是健全高贵的么?
  对待周边民族文明,中国文明依然是以一贯之的国策,古人人称做“怀柔”“安抚”或者“绥靖”。实际上就是立足于和平共处的有限让步,从而获得文明共生。无论中国强大与贫弱,这个传统都没有大的偏离。对越南,对朝鲜,对蒙古,以及对周边更小的民族,几乎没有例外。
  在今天看来,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行为遭到非议贬斥。郑和下西洋,许多人都说那是一场毫无经济观念的政治炫耀,是中国人对外交往缺乏经济观念的典型例证。设想如果中国当初象数百年后的哥伦布那样有用小玩意儿交换土地的头脑或者征服意识,郑和下西洋都会成为一次规模庞大的征服战争,至少会成为一次大规模的经济掠夺。从条件说,郑和的远洋舰队拥有这样的能力,当时的东南亚小国没有抵御这种远洋征服的能力。
  可是,中国的明朝政府没有这样做,郑和没有这样做。为什么?
  除了中国的固有传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明朝是在趋赶异族入侵之后的统一政权,对蒙古人的结局有着特殊体会,对于依靠武力征服他国有着特殊深刻的认识。蒙古人征服中国将近一百年,最后还是在土崩瓦解,导致了蒙古民族的大衰落。有着最直接的陆地通道,尚且不能保证征服的最终胜利,况且远隔重洋迢迢万里,征服掠夺的最终结局又会是什么?如果今人想到了这一层,就会对明成祖政权的和平舰队有更深的理解。
  这种和平安边的久远传统,是中国消解文明冲突的基本国策之一。在历史上,她带给中国民族一种旷远持久的亲和力、感召力,使周边小民族产生了滚雪球式的归化效应。最终,中国文明非但没有消亡,而且稳定的壮大为多民族文明的泱泱大国。
  一个具有强大消解能力的文明形态,必然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缺乏消解能力的文明,必然是踽踽独行,难以滚大。有人说,大了有什么好?统一有什么好?劝这些朋友去问问欧洲共同体那些竭尽全力追求欧洲统一的官员和有识之士,富得流油的小国家小民族有何不好,偏要追求劳什子大欧洲统一?何况还在当代社会?再去问问西方与日本那些专门研究中国分裂为多少个“国家”合适的机构与学者,为什么如此卖力?中国“小”了对谁好?现在的大中国(尽管还是残缺的)对谁不好?
  一种汪洋恣肆的强大文明形态,如果同时以统一国家的形式出现,其对民族的凝聚力与未来无可限量的竞争力的巨大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整体文明灭亡后个体的悲惨命运是无须论证的。它已经被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绝不会因为世界发展到了“今天”,有了所谓人权理论而改变。时髦者们发发牢骚骂骂大统一大文明何尝不可,然则千万别上脸当真。毕竟,惶惶若丧家之犬的日子谁也不会向往。看看我们那些海外“民运”人士,不惜游说美国国会断绝与中国的一切贸易往来,彻底摧毁现政权,再造一个“民主中国”(魏京生可谓典型)!美国人嘲笑这是比冷战思维还要极端的极端观念,嘲笑一通之后,连魏京生的“办公桌”都被端了。且不说这并不是美国人有伟大的文明胸怀。即或真如魏京生所言,彻底打烂重来,可能么?一旦打烂,重来的机会何在?统一文明的框架一旦解体,虎视眈眈的列强们岂容你“重建”更伟大的更有力的文明框架?
  文明的发展,本质上是渐进的。中国文明在当代的境遇,如同濒临泥沼悬崖的巨大的战车,只有一丝一丝的从旧日泥沼中拔起,一丝一丝的脱离临渊之危,稳健渐进的驶入快车大道,才是唯一的选择。
  任何投鼠不忌器的莽汉们,都会导致中国民族与文明的整体毁灭。

精英导航:知识分子始终居领导阶层??话说中国民族强势生存之五

  知识阶层的地位,决定着民族与国家的兴衰生灭。
  世界文明竞争展现着这样一幅历史画卷:知识阶层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都是无可争辩的优秀民族,都曾经有过足以骄人的光荣与梦想;知识阶层地位卑下弱小,甚或不足以产生知识阶层的民族,都是显而易见的落后弱小民族,都无可避免的陷入“鱼腩”境地;当一个或若干个民族以国家形式生存的时候,知识阶层的地位与作用,就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生存命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孕育出具有优秀传统与非凡智慧的知识阶层,意味着这个民族与国家是否拥有最根本的竞争实力。
  也许,这幅画卷曾经有过一笔两笔的异色与偏差。但就主流趋势而言,这幅历史画卷是清晰的,那铁血交织的兴亡线条永远的震慑着我们,警示着我们。
  知识阶层是一个民族孕育的精华,是一个民族所产生的智慧活体,是一个民族血肉滋养成的灵魂,是一个民族为自己铸造的远航灯塔,是一个民族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凝聚催生的导航师。
  一个民族可以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但却不能没有知识阶层。
  浏览民族竞争的血泪历史,我们会偶尔看到这样的异象:一个在文明形态上显然落后的剽悍民族,突然之间吞没了某个文明民族(古罗马吞并古希腊征服埃及、拜占庭征服西亚、亚利安人吞并古印度文明创造者达罗毗荼人等),可是不久,吞并者自己也轰然崩塌了;一个同样落后的游牧民族,电光石火般征服了许多民族,然则还来不及享受帝国的财富,就在马背上解体了(成吉思汗的草原帝国)。相反,许多曾经被一时占领征服的民族,却又奇迹般的重新崛起,重新焕发出文明的异彩!
  这种异象说明了一个道理:一个甚至还没有完整知识阶层的落后民族,是无法理性的把握自己命运的,其对文明民族的吞并征服永远都是暂时的,因为她没有消化文明的能力;一个拥有优秀知识阶层的民族,虽然可以暂时被“征服”,但她的智慧与理性却往往使自己能够起死回生。
  问题的另外一个层面是:当知识阶层被一个民族抛弃践踏的时候,这个民族就会陷入热昏状态,就会将整个民族引向灾难的深渊。日耳曼民族、意大利民族、日本民族,都曾经陷入过这种热昏状态。中国民族也曾经在当代陷入这种热昏,虽然是短暂的,但对我们民族的伤害却几乎是致命的。
  痛定思痛,反观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漫漫数千年中,中国的知识阶层始终居于国家领导地位,中国民族对知识阶层的景仰呵护是绝无仅有的。正是这一点,保证了中国民族在残酷竞争中的高度理性与卓越智慧,创造了五千多年一脉相承而岿然屹立的文明奇迹。
  所以说,知识阶层长期稳定的居于领导地位,是中国民族强势生存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在春秋之前,中国尚没有独立的知识阶层,民族文明精神主要通过贵族阶层中的文职机构、官员与少数专职知识分子(史官、占卜、巫师等)来体现。虽则如此,夏商周三代时期贵族知识分子仍然是国家的精神领袖,仍然是文明中坚,对国家决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尚书》是中国上古留下来的治国经典,而其中论述治国纲领的名篇《洪范》,就是周武王灭商后请教殷商贵族遗臣箕子(大学者)如何治国,箕子写下的治国纲要。事实上,从西周“礼乐治天下”开始,知识阶层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到了春秋时期,社会大松动与各种形式的变法(改革),促使自由平民阶层壮大(基础是隶农制解体,大量奴隶成为平民),中国的知识阶层终于成熟起来,破土而出。
  这就是“士”阶层的出现。
  “士”是一个非官、非农、非工、非商的“国人”阶层(请注意,“国人”是一种社会地位)。他的初期主要特征是拥有专业知识与一技之能,四处流动而独立谋生。但其主要成分是有武技(剑术)造诣与专业知识的分子。经过数百年稳定发展,到了战国时期,纯武技者逐渐从“士”阶层分离出去而仅仅保留了一个社会名号,通常称为武士。士人阶层开始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知识阶层。
  士人阶层出现的意义,在于它使知识分子从僵化的贵族硬壳中剥离出来,以平民社会作为自己的根基,成熟壮大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知识分子因此而成为能够广泛汲取民族文明的营养,真正体现民族智慧水准的一个社会阶层。
  这是中国民族真正成熟发达的伟大里程碑。
  士人阶层一旦出现,立即爆发出无比的力量与光彩。在春秋战国这个大黄金时代,几乎所有伟大变革都是由名士策划发动并主持的。管仲改革(齐国)、子产改革(郑国)、李悝变法(魏国)、吴起变法(楚国)、商鞅变法(秦国)、申不害变法(韩国)、驺忌变法(齐国)、乐毅变法(燕国),就连赵国的武灵王胡服骑射(军事改革)也有名士肥义的一半功劳。
  几乎所有的长策大谋,也都是名士提出并主持执行的。著名者有苏秦的合纵抗秦,张仪的连横破盟,范雎的远交近攻。
  几乎所有的著名战争,都有名士的运筹帷幄。吴起的大战诸侯(十余年间,大战76次,胜64,平12),孙膑的围魏救赵,商鞅的收复何西,乐毅的联军破齐,司马错的长途奔袭巴蜀(秦国),尉僚的策划灭六国。
  而在统一中国、实行法制、郡县制、统一文字与度量衡等架构文明的大业中,名士商鞅、李斯的名字更是谁也不能忘记的。
  一部《战国策》所迸发的国策智慧,至今依然放射着灿烂的光芒!
  非但如此,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哲学、艺术、工艺、社会风俗的各个领域的建树,士人阶层都争奇斗艳,具有发轫推行之功,建立了不朽的文明功业。他们出将入相策划运筹纵横捭阖叱咤风云,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时代竞争的浪潮,将中国文明推向了辉煌的极致。
  士人阶层的煌煌光焰,使既往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传统贵族阶层黯然失色。在整个战国时期,贵族阶层没有出现一个堪称名士的知识分子。名满天下的“战国四大公子??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除了最优秀的信陵君文武俱佳具有名士风范外,其他三位只是以“养士”闻名,春申君更是个酒囊饭袋。余此而外,各国的王族阶层与传统贵族阶层,没有涌现一个大家。请注意,春秋之前的夏商周三代,可是治国名臣尽出于传统贵族。
  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其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会过高。
  春秋战国时代其所以出现“得士者兴,失士者亡”的普遍现象,根源正在于知识阶层大大超出社会其他任何阶层的创造力。秦孝公怀雪耻之志而向天下各国发出《求贤令》,才有商鞅入秦,秦国二十三年间一跃成为第一强国。这是用平民知识分子振兴国家的典型。相反,战国初期唯一的超级强国魏国则是另一种典型。魏国本来是当时的中原文明中心,拥有最具智慧水准的士人阶层,是战国名士云集的渊薮之地。然却因为颟顸平庸的魏惠王顽固的依赖贵族治国,蔑视平民士子,逼走了一个又一个才堪扭转乾坤的名士(吴起、商鞅、孙膑、张仪、乐毅、信陵君、范雎、尉僚等都是魏国人或前来投效的他国名士)。随着这些精英知识分子的出走,魏国也象太阳下的冰块一样溶化了。
  中国第一代士人阶层有一个显著特点??极少有贵族分子,几乎全部是平民出身的布衣之士。这一构成说明,基于平民社会所成长的中国知识阶层具有正义生成的特质,即他不依赖过量的财富滋养而能茁壮生成的朴实本色。深入探讨这个话题是这里无法完成的。我只想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了这是中国民族知识阶层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根源,也是一个极其鲜明的世界性特征。稍许留意就可以发现,许多民族的知识阶层是依赖于贵族阶层的财富与生活方式的,贵族的兴衰荣辱,就是知识阶层的兴衰荣辱。印度大约比较鲜明。
  牵扯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知识阶层的独立性问题。近代以来,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人格,缺乏真正独立的思考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如此。
  然则只要仔细审视中国知识阶层的生成特性,就不难明白,中国知识阶层在生成时期就具有溶入社会潮流并积极解决社会问题的价值追求,以天下为己任是他的原生基因;追求仕途并改造社会,是中国士人阶层的崇高理想;也就是说,中国知识阶层从来不以孤立抽象的保持某种理论价值(主义)而作为自己的生存目标,从来就不追求超然的独立人格与独立精神;中国士人阶层讲究的特立独行,就是在解决社会问题中标新立异,而不是在社会喧嚣之外保持一种纯粹审美意义上的独立。春秋战国的墨家团体,是士人阶层中唯一没有追求仕途的大学派。但是他们的天下意识却是那样的浓烈,简直就是一个古代的绿色和平组织。他们组织严密,勤奋节俭,具有先进的科学观念与工艺水平,不依附任何国家保护,但却反战反腐,兼爱天下,墨家暗杀暴政的剑士团曾经令所有暴君酷吏胆寒三分。这是“独立”么?显然不是。老子、庄子大约是当时为数寥寥的游离于大潮之外的名士,但也不是“独立”,而是自觉无力回天后的遁出。纵然如此,他们的著作中也渗透出浓郁的忧患意识,以致使一些当代学者认为《老子》是一部经世治国的著作。儒家更不用说了,列国求仕而不得,孔子方做《春秋》而企图匡正天下。更是这位老人家给知识分子确定了实际目标??学而优则仕。
  也就是说,中国知识阶层在原生时期甚至从来没有过尝试“独立”。这是历史形成的基因传统。正视这个传统,才能清醒的看到中国知识阶层这一特质基因的巨大长处与相对短处。
  由于知识阶层第一浪潮的强大力量,中国民族的治国主导阶层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单一的传统贵族阶层转变为贵族阶层与知识阶层结合的架构??贵族当船长,知识阶层掌舵导航。
  从秦汉开始,这种架构始终没有改变,知识阶层始终在民族文明的发展中居于领导地位和主导地位。这种领导主导,不独是文化知识的直接创造与传播,更重要的是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策划运作,直接作为官员阶层出现。由于这个特点,中国历史上有着其他国家与民族少见的一个现象??学在官府。
  虽则如此,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知识阶层与贵族阶层的同一。从根本上说,知识阶层的平民性(布衣)特点,并没有因为增加了一个贵族来源而改变。
  所不同的是,历史发生了一次知识阶层“内讧”事变,使知识阶层的力量构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就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短视的汉武帝竟然采纳实行了。儒家在先秦时代曾经梦寐以求的独霸学界,遭受到普遍的嘲笑冷落。儒家是个很记仇的学派,秦始皇因焚书坑儒(数量极其有限),被儒家口诛笔伐了两千多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家因治国主张的落后而备受其他学派责难,不能风光,自然将仇恨深深埋在心里。对于刘邦这种皇帝,儒家不敢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们怕那个江湖豪客会将洗脚水泼到自己脸上。隐忍一百多年,到了汉武帝刘彻这种做事虎头蛇尾的富贵皇帝时期才提了出来,可谓匪夷所思!
  终于,狂妄的梦想,离奇的变成了现实。
  儒家独霸,使中国知识阶层失去了汪洋恣肆博大汹涌的气势与力量,变得单调沉闷起来。儒家虽然博学严谨,但在治国方面却极为保守(在战国时代依然主张恢复井田制),所以在春秋战国四百多年中在政治上被天下共同抛弃。但是,儒家在当时并没有失去他应得的社会尊重。子思、孟子及其儒家弟子传播学问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依然受到了各大战国的高度礼遇。弃其政治而敬其学问??这说明,战国时代是一个非常清醒而具有大器局的时代,取舍得当。而儒家独霸且渐渐成为治国主导观念,恰恰是将儒家最不擅长的一面抬高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
  从此,中国知识阶层的学问、精神、器局以及无与伦比的创造力,都大大缩水。治国理念、国策规范、官员行为、民众风俗,无一不以“儒”为最高标准。甚至连孔夫子编写的《春秋》都变成了决狱的案例,连稍知诗书但其职业精神与“儒”最不沾边的将军,也被冠以“儒将”雅号。对治国最重要最具有价值的法家,历来激烈反对儒家,坚定主张“唯法是从”。现在,法家也被儒家阉割了,儒家用“人治”代替了法治,法典从崇高的社会目标沦落为可怜的工具。
  壮士断臂,佳人扼腕。虽然这一悲剧令人深深叹息,但是中国民族的知识阶层的领导地位却始终没有改变。在后来的两千多年中,民众意识、社会价值、官府构成等基本方面,知识阶层都明确无误的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再也没有出现过春秋战国时代知识阶层的大辉煌,但也是保持了我们民族的智慧与良知,在激烈残酷的民族竞争中保持了民族文明的屹立不倒。
  中国知识阶层在民族竞争中的领导作用,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绝无仅有的。任何形式的贬低这种作用、贬低这种地位,都会给民族带来毁灭性灾难。
  应该学习我们祖先那种朴实的本色精神,谁行就说谁行,谁不行就说谁不行。如果弄反了,麻烦也就来了。儒家独霸后能够成为不倒翁,也就是他具有追求认识事物的本色精神,老老实实讲出来,不怕难听。我相信,中国语言文字中关于生殖器的用字肯定是最多的,其他语种无法望我项背。不嫌难听,不怕难看,看到的各种形状都有文字可以表现。这就是古代知识阶层的精神勇气,本色精神。孔孟老夫子说过许多令人难堪的老实话,但却都是令人不愉快的事实??
  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生怨。(近了轻狂,远了挨骂)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官府带头正,谁敢不正!)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能为。若民,因无恒产,则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斜侈,无不为己……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趋而之善。(孟子)
  ……
  赤裸裸的,没有丝毫矫饰与说教。
  不管现在进入了什么时代,也不管有多少眼花缭乱的“高新”,都抵挡不住那永恒的本色。
  一个民族如果丢弃了社会结构应有的本色,民族就要灭亡。
  一个民族如果颠倒了这种本色,民族就会走向热昏与疯狂。
  一个民族如果污染了这种本色,民族就会在堕落中腐朽。
  中国民族的民运依然寄托在知识阶层,尽管这个阶层那么需要住院治疗。

世界将拥有这样的中国??话说中国民族强势生存结语

  中国民族是否还能浴火重生再度崛起?
  自从1840年中国被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国门,这个令人心悸的话题就一直在炮火硝烟与灾难频仍中五光十色的延续着。
  一开始,中国人几乎被坚船利炮打懵了,大清官员竟然要在长江口用狗血粪尿“镇压”这喷火的邪器。近三百年从未在外患边乱中吃过亏的清帝国,开始并不软弱,更不想卖国。从林则徐焚毁鸦片,到战斗力最强的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在炮火下尸横遍野,清政府拿出了全部家底抵抗,也未能挡住区区万余人的洋师攻入北京焚烧掠夺。圆明园的断垣残壁,给古老的中国第一次留下了永远的火器创伤。生死存亡之际,清政府只好“戒急用忍”,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从此,列强势力堂而皇之的进入了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中国民族开始了漫长的灾难。
  民族危亡,救国浪潮风起云涌。
  民间势力拣起的是古老的巫术与江湖手段,义和团、红灯照、小刀会等各种山头自发的杀洋人、烧教堂,宣泄着怒不可遏的仇外激情。甚至刚刚传入中国的洋教也成了中国平民的精神武器,拜上帝会催生的太平天国,掀开了民众救国最为辉煌灿烂的一页。
  摇摇欲坠的帝国上层,走得是变法图存的正道。年轻的光绪皇帝有着非凡的胸怀与满族人的激情本色,情愿缩小虚化皇权,实行君主立宪,推行戊戌变法。短短百日,颁布与起草的法律就有一百多部!为了维护变法,竟不惜与太后派火并,其急迫之情直是心头滴血。
  帝国实权派阶层也同样努力,花大价钱建立了自己的北洋舰队与火器步兵,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新军静态力量而言,当时在东亚堪称首屈一指。然而,一场甲午海战,中国的“师夷制夷”的战略观念被血淋淋的埋葬到海底了。
  这一切,都悲剧性的失败了。这些失败,非但宣告了以帝制政府为主体领导层的救国道路无法使中国民族摆脱危机,而且也宣告了一切以古老落后的“信仰”为帮派团体凝聚力的民间救国道路的失败。  
  救亡图存,中国就必须走新的道路。
  危亡伊始,中国民族的有识之士就开始思索这条道路。从孜孜勤奋的翻译介绍西方著作,到实实在在的洋务运动,中国人的眼界逐渐的艰难的扩大着。随着一批优秀知识分子走出国门,随着长期奋斗而在海外站稳根基的受到良好新式教育的海外华人投入救国大潮,中国的救亡新道路终于出现了新气象。历经艰难曲折,辛亥革命终于发生,帝制被推翻,共和得实现。
  中国终于出现了一丝走向现代国家的曙光。
  但是,灾难并没有结束。一架古老而又庞大的战车,当它的几乎所有零件都锈蚀衰朽而需要更新的时候,仅仅换掉车头的旗帜与驭手,是无法使战车飞驰的。军阀割据、列强瓜分、强大的复辟势力、文盲充斥的愚昧,这一切,都给新生的第一共和带来无法逾越的障碍。孙中山盛年病逝,蒋介石的民国新政权痛下决心,要用武力统一中国,将一盘散沙的中国民族重新凝聚起来。这是当时中国进步阶层的共识,否则就没有当时的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之后,中国形式上获得了统一。但是,蒋介石民国政权没有从当时中国的现实出发,成熟的架构各种社会力量,而是笃信中国传统的极端集权的帝国形式,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其一,领主式政策,只注意维护富裕阶级的利益,而蔑视广大穷困阶级的利益,对中国主流人口的贫困农民的切身问题几乎没有一项象样的政策,从而导致中国社会结构在发霉的古老根基上严重失衡。其二,采取灭绝手段消灭共产党。历史的看,中国共产党当时虽然势力很弱,但她的基本立足点在于劳动阶级,其主要成分构成也的确是当时中国民族的优秀阶层。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阶级占绝对人口优势的国家,这样的一个政党的生命力是不言自明的。孙中山不愧伟大的政治家,他正是基于这一点,才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请注意,孙中山作为政治家的权力意识也是很强的,他团结当时弱小的共产党,是以共产党不搞武装斗争并服从国民政府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国民政府让共产党发挥的作用就是将劳动阶级凝聚到国家政权的旗帜下,而绝不是让共产党坐大与自己共享政权。当时的共产党是毫不犹豫的接受,并派出优秀分子参加国民政府的。然而就是这样的政策,蒋介石的民国政府也不能接受,竟在统一战争的关键时刻,非得灭此朝食。
  蒋介石政府的短视、极端,使中国社会的深层危机不可避免的走向对抗。偏偏又是雪上加霜,东洋日本帝国此时又大举入侵中国,使中国又一次沦入血与火的劫难。救亡图存又一次成为迫在眉睫的民族大义。当此之时,中国社会的上层力量发生了四重裂变:一是残存的清皇室依附日本成立伪满洲国;二是***高层派别卖国,成立汪精卫汉奸政府;三是蒋介石民国政府主流力量提出匪夷所思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本入侵不抵抗;四是中国共产党的主战政策与合作政策。这种裂变使中国抵御外侮的历史第一次出现了大混乱,汉奸遍地,绥靖盛行,政治腐败,战斗力空前低下。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切身感到了军人阶层对不抵抗与“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满与可能发生的更大威胁,方忍痛退让,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正面抵抗日本入侵。
  历史的报应是公正的。伪满洲国亲手抹去了帝制的最后一丝霞光,使帝制复辟与君主立宪等在中国永远成为梦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数千年王权帝制的国家,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汉奸政权不管怎样叫嚷自己“曲线救国”,都无可避免的身败名裂。蒋介石民国政权则由于屡屡在历史紧要关头的狭隘偏执,虽有绝对优势的武装力量,却是冰消雪解般崩溃了。中国共产党虽然长期弱小,却因为屡屡在社会基本问题上切中要害,并屡屡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展现铮铮硬骨,所以竟屡屡死里逃生,屡屡战胜强大对手,硬是建立了真正统一的大中国。
  用种种希奇古怪的野史秘闻甚或高层的恩怨隐私来解释历史,或恶意中伤那些历史人物,都表明了传播者自己的阴暗心理。国家兴亡,政治成败,无不在于政治力量的基本作为,而绝不在于细言末行。
  20世纪末期,中国民族终于重新回到了民族竞争的跑道。
  中国的前途如何?还能赶上世界一流强国么?还能成为世界文明中心之一么?
  这个问题表面上很简单,然则背后却包含了太多的内涵,所以答案竟是多样化的。无论就前途还是就对策,都有很难弥合的分歧。
  就中国民族的前途而言:
  有人说,中国文明是没有希望的,中国必须全盘西化。
  有人说,中国文明已经沦落为“周边文明”,再也不能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中心动力之一,只有跟在西方后边亦步亦趋。
  有人说,中国文明痼疾深重,中国人品性丑陋,不可能再创辉煌。
  有人说,中国民族比起同是东方民族的日本,只算劣等民族。
  就中国富强文明的“药方”而言:
  有人说,中国的落后根本在专制,非民主制度不足以挽救中国。
  有人说,中国人口太多,地土太辽阔,分为若干小国方可发展。
  有人说,中国的病根在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非共产党下台,社会主义退出意识形态,中国不会成为文明富强国家。
  外国人说,今日中国只是一个二流国家,明天也不会怎么样。
  ……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根本国策与国家发展战略,往往不是一下子能明确的,它有一个历史选择的过程。许多时候,走着走着才能明白。只要一个民族保持着非凡的智慧与历史选择能力,战略选择的机会就不会错过。对于许多太基本、太困难,甚或涉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大问题,轻易的非此即彼,往往会导致更大的民族灾难。应该有等待的耐心,经济发展与富裕文明的目标一旦达到,历史的选择自有他的法则。图大则缓,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
  但是,从前途而言,中国民族的希望是空前的。
  这里并不将简单的经济富裕当作崛起的目标,那些只有经济增长而没有文明发展的石油国家,绝不是中国民族崛起的指标。我们说的民族崛起,指的是这样一副蓝图:先进合理的国家制度,高度发达的文化传播方式,世界一流的物质财富,作为具有世界意义与强大再创造能力的东方文明中心。
  台湾学者的“周边文明”说大约能理论化的代表一种相当普遍的沮丧观念。(顺便提及:周边文明,即脱离世界文明中心、只能受别人影响而不能影响世界文明历史进程的落后文明)。中国在“硬件”上赶上并超过一流国家,大约没有多少人怀疑,分歧也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在文明的再生并重新领先世界这一点上,怀疑者却是大有人在。
  然而在这一点上,中国却恰恰是最有潜力最有底色最有创造力。
  先说文明自身体系中的“硬件”??国体与国家制度。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以启蒙运动诸学派为核心力量,发明创造了“共和制”的现代民主国家形式??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与选举制度。应当说,这是西方人文在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贡献,她的光辉将长久的照耀着人类的历史。但是,这与中国人在国家政体方面的创造力不过打了个平手而已。如果说,奴隶制时代,东西方大致在同一水平的话,那么在农耕文明的封建时代,国体政体的伟大创造属于中国民族。中国民族对国家行政治理权的黄金分割(郡县制),至今依然适用于全世界所有国家。中国封建国家的官制体系也是那个时代最为科学合理的。国人长久的沉浸其中,熟视无睹使我们许多人容易忘记中国民族的基础贡献,容易被形形色色的时新蛊惑得迷失自己。可是,世界历史学家没有忘记,一切清醒客观的科学史家与人文学者也没有忘记。
  他们写下的历史,代表着人类的良知。
  再说文明体系中的“软件”。中国民族的的生活方式与其创造的文明传播方式,以及礼仪精神、道德修养、人道理念、文化流派,无一不使认真比较中西方的学问家由衷赞叹。想一想,假如没有指南针,没有印刷术,没有火药,没有纸张,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尚且不说中国民族的冶铁、锻铸、建筑以及两千多年前公输般发明的木制滑翔“机”(木鸟)。再说令全世界至今不可思议的中国人的方块字,型意音具佳,每一个“方块”都有着说不尽的学问与历史变迁。电脑出现初期,外国人与一些中国人断言汉字最不适应传播,必将惨遭淘汰。然则曾几何时,世界华人发明的汉字软件竟直追英语体系!一些教育家的实验也同时证明,汉字的基础教育输入强于抽象文字体系,更容易被接受记忆。毛泽东曾经在游泳池边裹着大白毛巾,骄傲的对对赫鲁晓夫说,中国字是表意最丰富的,电发明之后,世界所有文字都原形借用了英文的“电”字(electricity),惟独中国人在自己的文字中找到了对应字??电,而且那么传神。
  再说中国人的智商与创造力。无数中国留学生们的成就其所以令世界任何种族的学子们赞叹敬佩甚或酸溜溜的热嘲冷讽,不是最好的竞争比较么?可以说,中国人的智商、学力、勤奋、悟性,与全世界任何种族相比,都是超一流的!放眼小小寰球,没有一个民族在智商创造力方面高出中国人一筹,即或最优秀的其他民族,也最多与中国人相伯仲。无论是高深学问,无论是尖端技术,无论是诗情画意,无论是生活艺术,中国人可是丝毫的不输于任何外国人。
  中国民族可以毫无愧色的说,世界是在我们的肩膀上站立起来的。
  那么再往前走,中国人有钱了发达了富裕了,外国人拥有的硬件设施我们全有了,那时侯,中国民族的文明创造力还会永远是周边文明么?中华文化圈具有悠久的历史,难道她会在中国民族重新崛起的时候失落么?台湾孤悬大海,民国政府又素来有仰人鼻息的软骨传统,他们的学者日每浸淫在文化殖民与精神殖民的氛围之中,丧失信心也是情有可原。然则国人万不可当真。
  有人也经常拿日本人与中国人比较,认为同是东方人,日本民族远比中国民族优秀。中国人连亚洲都冲不出,谈何世界?我说,判断根本性问题就要有正视基本事实的能力与勇气,而不是在纷纭的个别事例上比较。大国与小国表现形式不一样,大民族与小民族表现形式不一样,多民族与单一民族表现形式不一样,具有悠久原生文明根基的民族与依靠“借贷文明”爆发的民族不一样。要论国家效率与民族齐心,不独中国,就是美国,也永远赶不上日本这样的单一民族的小国家。可是,作为世界第二强经济强国的日本,大国气度在在哪里?天下意识在哪里?一个亚洲金融风暴,破落贵族般的中国抖擞精神撑住了亚洲。那时多少国家对日本挽救危局翘首以待,可是,富得流油的优秀的日本民族在哪里呢?我们可以批评中国政府的迂腐,但我们不能昧着良心指责这种文明内涵赋予政府的优秀传统??包容天下的博大情怀。一个小民族、小国家,即或他富得无与伦比,有这样的行动意识么?不要将大民族、大国家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就当作他的污浊本色,也不要将小民族小地主般的斤斤计较、辛勤操持与地头蛇般的凶泼当作他的至高美德。如同一个人的品性要在关键时考验一样,民族的优秀与否,是要在历史进程中考验的。请朋友们回答,日本民族自明治维新以来,除了无休止的侵略罪行与泼皮般的死不认罪,可曾干过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好事?中国就有,鸦片战争、抗击法西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团结第三世界等等等等。
  中国民族没有骄傲膨胀的恶习,但却有强烈的竞争意识与不甘落后的顽强精神。做天下中心,做天下第一,是中国民族基因中牢不可破的先天意识。中国民族对“落后”是深以为耻的。为了迎头赶上,中国民族往往近乎狂热的牺牲平稳的代价。一件大事,当中国人发现帝制国体落后的时候,竟然一步到位的推翻了帝制,实现了共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帝制根基最深的国家,如此激烈的革命远远超过了英国、日本和许多国家,可不是一件“狂热”二字所能解释的历史事件。为了救亡图存,为了赶上世界,中国民族吸纳了西方所有的“主义”,同时近乎残酷的批判中国文明的缺陷,几至于鲁迅说出“中国书可以不看”这般极端的话来。然则无论如何,中国思潮的总体精神是鲜明的,这就是中国不能落后。
  精神如此,文明犹存,中国何以不能重新超前?
  世界曾经拥有这样的中国。世界将重新拥有这样的中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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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10 23:27:58 | 显示全部楼层

萨克何时变成女孩子了

秦统一除了上面的因素外,还有地利。中国的地形是从西北向东南倾斜,据高地而击低处,粮草车马均易行。

给大家推荐一篇文章《大陆猜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世界近代史的发展原因。

而四大文明古国仅仅剩下中国一个,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本书的解释是:和地理形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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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4-11 12:52:42 | 显示全部楼层

公元前891年,秦国立国。

数百年间秦从西北一个弱小的诸侯国,崛起为战国七雄,继而一统天下,书写了一段不朽的传奇。

我曾经神游秦地,在被黄沙湮没的宫阙前,我仿佛听到了秦国苍劲雄浑的鼓乐钟声,它蕴含着秦国奋发崛起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庄严肃穆的兵马俑前,我仿佛听到了秦军排山倒海惊天动地的呐喊声,其勇猛的战斗意志席卷天下势不可挡。

两千多年过去了,秦的奋斗史依然令后人心潮澎湃。让我们打开厚重的历史书,穿越千年时空去追溯秦国成长的足迹吧!

[此帖子已被 江山 在 2009-4-11 12:54:04 编辑过]

[此帖子已被 江山 在 2009-4-11 12:54:35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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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10 19:54:11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387185

《大秦帝国》(全六部11卷精)

[此帖子已被 第一滴血 在 2009-4-10 23:18:42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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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4-11 10:41:49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第一滴血MM转贴精彩文章,文有点长,我要细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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