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老化程度,可用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百分比显示;若此“长者比例”逾7%并继续上升,人口便是“老化”。日本早于70年代初便达至此值;2000年之时,比例上升至17%;同样上升幅度,日本比欧洲快四倍。如无意外,此值将于2025年续升至29%;至2050年,甚或升至36%,即每三个日本人当中,便有一位适龄退休的长者。这种巨大变化,亦可用人口三角(population pyramid)的变形显示; ➀起初,三角形是标准的上尖下阔,后来变成橄榄状的上下尖、中间阔(现时发达国一般如此),将来再变成上阔下窄的倒转三角。 由于日本于战后第4年急急推出人口控制政策,故只有4年左右的婴儿潮,之后出生率便急跌;其他国家的婴儿潮延续10年以上,故日本人口老化出现最早,比欧洲平均早10年,比德国早15年,比中国早25年。(德国的人口老化,主要不因婴儿潮。二次大战之后,德国分东西,东德与东欧各国一起并入“铁幕”;其后西德经济发展加速,劳动力不足,无法输入东德的剩余劳动力,短绌数年之后,突然开放接纳外国移民,但十多年之后发觉产生很多社会问题包括种族和宗教纠纷,于是又复严格限制移民入口;一宽一紧,亦形成一个人口曲线上的狭峰,比其他西方发达国更高更显著。) 日本人口老化既为天下先,其经历及对策自然为其他国家留意。引致人口老化的原因,不同国家之间,大处有分别(如上述德国),细致方面,亦多所不同。举例说,日本总体TFR下降,主要因为妇女晚婚、离婚和不婚率近几十年明显上升; ➁已婚妇女的TFR,则自60年代以来大体保持不变。不婚率上升,则与日本文化特殊因素有关。传统日本家庭中的年长父母由长子媳照顾;生育率普遍下降后,男子中的长子比例增加(因为少了次子、三子),故从女子角度看,理想的结婚对象减少,结婚意欲随之下降。尽管产生老化的原因不尽相同,所引起的社会影响却有普遍性,日本社会提出的对策,亦大有参考价值。 一般而言,人口收缩和老化引起消费和投资总量下降,最终导致GDP萎缩(政府便是有庞大储备,亦不能无了期增加公共开支,保持GDP不跌);在GDP三成分之中,消费比例增加,投资份额则减少,因为大批老年人进入生命周期后段,消费从有盈余变成有赤字;此现象,在日本这个高储蓄社会亦观察到。政府开支的压力来源亦会大变??教育需求下降,社保医疗等需求上升。不过,重新调配公共资源很困难,例如削减教育开支,必遇日本强大教师工会的“不可抗力”反对;彼加此不能减,财赤上升无可避免。日本国债净值,近年趋近GDP的两倍,政府处理财政,不会轻松。 当然,解决人口老化带来的各种难题,政府不是唯一力量;个人和市场的反应,往往出人意表。日本民富国穷,社会并非没有活力,这点不能从它近年GDP增长停滞不前看出,因为日本人口现时正在作“正常收缩”。幸运的是,日本发展经济早著先鞭,社会“先富后老”,应付问题的本钱,比一些“富老同步”或“未富先老”的社会充裕;如何“缩码”(downsize) ,主要是技术问题。 注: ➀人口三角显示人口的男女及年龄分布;纵轴显示年龄,横轴显示每一年龄人数,男左女右, 大致对称,但由于女性一般较长寿,故三角形顶部右边比左边略宽; ➁例如20-34岁年龄组的日本妇女已婚率,1990年比1975年下跌1/4。 前文提过,人口的年龄分布与经济表现关系密切。现按年龄把一国人口分成三组,15岁以下称A组,65岁以上称B组,其余归C组;人口学家认为,若A组比例低于30%,B组低于15%,则此国劳动人口(C组)的负担可谓轻,消费之余还有不少储蓄可供社会投资,有利经济发展。这种年龄分布优势带来的经济实利,称为“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 能享此种实利的国家,其“抚养比”(dependency ratio,即〈A + B〉/ C)较低;若人口老化,此比值上升。让我们看看亚洲三个经济大国日、韩、中的抚养比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密切关系。 日本经济最高速发展的时间,是上世纪50年代中段至70年代中段之间的20年,期间GDP平均年增幅9.2%,抚养比则从0.62下跌至0.46。1975年之后,日本科技水平提高,难以继续倚靠本国与西方之间的“科技差”带来增长,但此期间的抚养比续跌,有利经济保持升势,GDP年增长率仍在4%以上,优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可是,日本的抚养比于1990年跌至历史低位的0.44,其后人口老化,抚养比调头回升,今年已达0.57;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表现即乏善可陈。 韩国经济发展起步较日本晚,但经历也差不多。1962-1990年,经济发展最快,GDP平均年增长率8.5%,期间人口年轻化,抚养比从0.83下跌至0.45。90年代前半,增长依然强劲,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韩国迅速复元,1999年增长很快又达10.5%,抚养比则于公元2000年跌至历史低位0.39。 2000年之后,韩国与发达国之间的“科技差”,除了最尖端部分,大体上消失,但抚养比保持在最低位,故尽管受去年全球经济危机影响,GDP年增幅平均仍在5%以上。但是,据预测,韩国的抚养比不久便要回升。 日、韩两国经验的共同点,就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年代,同时也是抚养比急促下降的年代。日本的人口结构转变最早发生,故我们更看到,当它的抚养比调头回升,经济便开始停滞不前。 当然,经济增长速度绝不能只用人口抚养比解释,其他因素如政策是否恰当、外围经济形势是否有利等,都十分重要,但上述数据起码指出,人口因素不能忽略。 中国的情况如何呢?70年代初(文革后期),毛泽东不再坚持“人多好办事”,开始限制生育,抚养比于1970年达高点0.79之后,开始下跌,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比值一直向下,今年接近0.4。大家知道,最近30年,正正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30年,GDP年增幅平均超过10%。 远景如何呢?不利因素有两个:(一)据内地人口专家推算,中国的抚养比明年达最低点0.4之后,很快便要回升,“人口红利”,中国今后大概只能多享10年;日、韩两国的抚养比下跌期都是30年,中国也不例外。 (二)今后,中国与发达国之间的“科技差”逐步缩小,未来生产力提升,主要靠本身科研力量、良好政策和体制改革。 由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基本策略、增长过程,以及背后的人口变动轨迹,大致上与日、韩两国相同,故二国特别是日本如何应付人口老化困局,中国或可参考。 日本近年渐渐意识到,由于人口萎缩,国内私人投资额亦必拾级而下,不能再当经济发展火车头,增长动力须以内部需求代替。上世纪30年代,日本国内私人投资只占GDP的12%;生产的东西,接近九成由私人或政府消费掉。此情况于战后大变。日本政府于五二年成立“贮蓄促进中央委员会”(今“金融情报中央委员会”前身),大力提倡储蓄,同时刻意以国家行政力量压抑消费、提高投资比重。至70年代,日本私人投资已占GDP30%以上,比西方发达国高10-20个百分点。其后30年,情况大致没有改变。90年代流行一个比喻:西方经济像一条豪华邮轮,而日本却像一艘战舰。若劳动力充沛,投资比例高,经济增长自然快,因为投资直接扩大再生产能力。但是,日本劳动力已出现不足(至本世纪末将减少六成),继续投资扩大产能,只会大大降低资本边际效率;若改以消费带动经济,增长速度虽不免慢些,却较能满足国民需求、提高生活质素这点对中国有意义。众所周知,中国和日本一样,都是投资特高、消费特低的社会。 此外,日本还试图提高妇女就业率,以助弥补劳动力不足。目前日本十五至六十四岁妇女劳动参与率约六成,比英、美等国低10个百分点,在OCED国家中倒数排第六,确实可以加把劲。不过,中国不能打这个主意,因为国内“妇女解放”很彻底,妇女劳动参与率多年来都达八成,难以再高(近年稍见回落,主要是妇女受教育年数逐年增加之故)。 日本社会近年还热烈讨论应否大量输入外劳。鉴于德国输入外劳却由于政治原因先宽后紧,以致人口曲线出现狭峰,势将恶化该国人口老化问题,故日本人多反对输入外劳。此外,增加工时、提高退休年龄、加强开发自动化及机械人技术等,都是近年日本社会的热门议题。 但无论如何,日本人口老化,百年内劳动力供应收缩,经济增长放缓,几成定局,上述措施,只能小补。日本有识之士明白这个,故大多数已能理性面对,处之泰然。 中国近代人口膨胀,加速始自明朝,至“乾隆盛世”,更出现明显几何级数增长。1749-1811年,数字从1.8亿倍增至3.6亿。1851-1949年之间,因有太平天国之乱、帝国主义侵华和国共内战,百年只增一亿。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普查人口,得出5.83亿之数;今年,全国人口达13亿3千多万,比建国初年增加1.3倍。 中国文化重视生命,《周易.系辞下》有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按此标准,上述二朝皆可谓大德之朝,但细看历史,却又未必尽然。太平天国之乱,十余年死人3000万,占当时全国人口7%。共和国“三面红旗”引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此期间,饿死民众3600万,其后“文革”,斗死2000万;以1964年数字计,此二祸合共害死全国人口8%,与太平天国比,乃同一数量级而稍过。一页三百年人口史,历尽生死沧桑。 新中国初年,有计划生育而无强迫节育,所用办法,类似香港或西方家计会。文革初,计划生育受政治冲击,人口竟于动荡中急升,1968-1970年间,年增2000万以上,逼使国务院于1970年更改方针,逐步变计划生育为强迫节育,规定愈来愈严。1976年的“五五”计划,提出“晚、稀、少”,指定“晚:结婚,男不得早于25周岁,女不得早于23周岁;稀:两胎之间隔4年;少:最多生2个”。管节育,由卫生部门转到计划部门,当抓“阶级斗争”。 1983年,因为之前工作未能达标,节育改成绝育,硬性只准一胎;后来政策稍宽,农村妇女首胎生女,五年后可再怀。这一次,政策成功落实,1998年,中国人口净增长率跌破千分之一;至2004年,更跌至千分之0.6以下,净增人数低至1970年的1/3。以减低出生率成功控制总量,首先带来几十年“人口红利”,但无可避免也带来其后的人口急剧老化。 ➀ 新中国人口政策“分红”,一般认为始自1990年。2001-2010年之间,劳动力增长较快,抚养比下降急促。2010年是“人口分红”期的高峰和中线;2025年,劳动人口开始萎缩;2030年,“红利”结束。此期间,“红利”好处的确大。据国内人口经济学者王德文、蔡?和张学辉量化分析,中国的抚养比每降低0.01,经济增长率便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之间,由于抚养比下降,GDP年增长率平均提升2.3个百分点,对同期人均GDP增长总额的贡献是1/4。(笔者认为,1/4之数大致可信??少生一孩,四口之家变三口之家,若家庭收入不变,人均收入即提升1/3;若家中还有一老,则提升1/4。这个计算很简单。) |